新加坡國父李光耀曾與前聯邦德國（西德）總理施密特進行長達3天的交談。當他們談到了李光耀一生最引以為傲的雙語政策時，李光耀坦言：
新加坡的殖民者是英國，這對新加坡來說挺幸運的。
這無疑是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其隱含的意思耐人尋味。
不只是這一次，李光耀在其著作《李光耀觀天下》中討論歐洲的章節里，也表示了對英國的感謝。對於英國的制度和其有風度的離開，讓李光耀心懷感激。
他說相比被比利時人殖民的剛果，和被法國人殖民的幾內亞，被英國殖民的新加坡和它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剛果長期以來都被比利時人當做原材料的生產國來使用。比利時人離開後留下的是一片狼藉，任由剛果在內部戰爭中掙扎。
幾內亞的領袖惹惱了戴高樂，愚弄了法國，戴高樂便下令在撤出幾內亞時將那裡的電線全部剪斷，什麼都沒有給他們留下。
李光耀說，相比這兩個國家，英國人在離開時頗有紳士風度的。他們的總督彬彬有禮地將辦公大樓完好無損地交給他，拉着他的手向他介紹了大樓里的每位管家。正如一首歌里唱的那樣：這位漂亮朋友離開亦漂亮。
李光耀寫道：如果，英國人當初留給我的是剛果或者幾內亞那樣的狀況，我不能確定自己有無能力將國家變成如今的面貌。
當然，李光耀要感謝英國的並不只是他們的紳士風度和他們留下的英語，李光耀更看重英國人的制度。在他看來，英國人留下的制度本是成熟的，行之有效的，他們不需要去將其顛覆。那樣是愚蠢的，他們只需要去填補和強化一些東西。
比利時和法國，與英國之間，代表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殖民模式：前者代表傳統，後者代表現代；前者以武力征服為手段，後者以市場和貿易為主；前者不過是皇室和貴族的游戲，因此日趨固化和封閉；後者則代表了一種開放的體系和可擴展的秩序。同樣是殖民，卻分別是野蠻與文明的代名詞。
二戰後，掀起民族國家獨立浪潮，大英帝國解體，世界霸主地位被美國取代。然而，今天依然有很多人說 「我們至今還生活在由英國主導的世界裡」。這讓人感到奇怪，大英帝國明明已經瓦解了，甚至有人說，它已經是個二流國家了，為何影響力還這麼大？
通常來講，一個國家影響世界至少可以憑借兩種力量：一種是強大的經濟、科技、軍事等「硬實力」；另一種則是文化、制度、意識形態等「軟實力」，相較而言，「軟實力」的影響力、吸引力更重要，也更久遠。據《2018年全球軟實力研究報告》顯示，英國的軟實力位居世界第一，遠高於美國！
新加坡的成功，是經濟的成功，更是制度的成功。它讓我們看到，後發國家要跳出歷史循環的怪圈，走出「後發劣勢」，必須要告別法國、俄國式的野蠻模式，回到主要由英國開啟的現代文明模式。
文明與野蠻的沖突，實際上是兩種經濟體系的沖突，這種沖突並沒有隨殖民時代的終結而終結，反而愈演愈烈。面對魚龍混雜的世界，一個國家或地區究竟作何選擇，關繫着未來的命運。因此，從經濟思想底層弄清現代文明何以發端，又如何維系，顯得尤為重要和急迫。
為此，先知書店特別推薦：制度經濟學先驅道格拉斯·諾斯作品集。諾斯通過制度變遷理論抓住了經濟、制度與思想的三大核心問題——經濟密碼、國家悖論與思想內核，更將三者融為一體：
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究竟取決於什麼？如何通過制度讓國家成為經濟增長的關鍵，而非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如何跳出一個國家固有文化思想對經濟與制度土壤的影響與限制？
今天分析相關問題必不可少的路徑依賴理論、國家理論、搭便車理論、意識形態理論等概念、範式無不來源於他。中國經濟學天花板的周其仁、張五常、吳敬璉、張維迎、韋森等知名經濟學家，皆深受他的影響；華人世界「離諾獎最近的經濟學家」楊小凱的「後發劣勢」理論，亦從他那兒得到了啟發和借鑒。
正如一位學者所評價的：「在現實與理想之間，我們需要一個諾斯」。但遺憾的是，盡管諾斯有如此重要的理論貢獻，然而他的影響力在中國僅限於學界，很少有人能認識到他的價值。
為此，我們從市面上的諾斯作品中選出最值得收藏閱讀的五本書，既有對歐美興起與制度變遷的研究，更有上升到文明高度，對現代秩序的思考。對於任何想了解經濟與制度深層關系的讀者來說，這些書都是不可不讀的思想精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