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醉中國的書畫印生活新方式！
我生於1902年(清光緒二十八年)壬寅正月二十八日，字錫永，號駑剛、願盦、蠖公，契齋、六冏散人。室名已廎、決定不移軒、楚簀簃、鐵詔版室。1927年得春秋介鐘(後世作夾鐘，為十二律中的第四律)一，及“左七”，“右六”的“古先”石磬二(古先，後世作“姑洗”，為十二律中的第五律)共三件，慶得未曾有之器，遂以“古先”名齋。此三磬今藏故宮博物院。秦始皇詔版傳世所見皆銅質，鐵詔版稀如星風，今得之，可寶也，因以名室。此詔版後遺失。我先天不足，體質孱弱，4歲尚走不穩，父母憂心忡忡，對我的小生命希望不大，隻有多予營養，使其茍延。後聞中醫言，我主要是腎虛，須多食鴨腎粥與鴨腎飯補其不足，從此體質有所轉變，當與此有關。十三四歲不斷尋找機會鍛煉，時傢住南京水西門，每晨跑步至體育場，再跑兩個圈，酷暑嚴冬無阻，三冬風雪，固陰冱寒，從不帶帽。至今仍然如此，並鍛煉少穿衣，與寒冬做鬥爭，因而很少感冒。在天津時踢足球、跳遠、蕩秋千，從而增強了體健基礎，才有今天。清涼山在南京南郊，上有掃葉樓，為明遺老龔半千(賢)所居，明亡，隱姓埋名號掃葉僧，後改為僧院。樓面江，城堞如在水面，以其地幽雅，系人襟懷，餘數數過之。途中風景怡人，而感農事之苦，不能無慨，乃成雨後登清涼山掃葉樓詩一首，時1919年17歲。在北京任教時，每於星期六夜去打臺球，直至通宵達旦以為樂，因入迷，夜臥床上，以床頂作球臺，回憶某次球位打不上問題緣因在哪裡?又買輛摩托車，在長安街與汽車競賽，熟人見了都為之擔心，對我說：“您搞古文字學這行，坐牛車才對！”聞者嗢噱。後又想買小汽車，父親說：“摩托車小，易避讓人，汽車面積大，容易出事。不同意。”遂作罷。又好樂器，吹洞簫及橫笛，敲奏蝴蝶琴。50多歲發現有點駝背，了解到，長此下去，必然失去腰足重心，腳抬不起擦地而行，老態橫生。於是挺起腰桿，高視闊步。有人說：“您近來驕傲起來了。”我謂：“為扭轉缺點，驕傲又何妨?”
1909年我8歲時，伯父帶我到吉祥戲院聽譚鑫培拿手好戲《秦瓊賣馬》。聽眾坐八仙桌，戲票之外再收茶錢，每人一蓋碗茶，邊飲邊聽，面無須與臺相對，目的在聽不在看，演員不講究穿戴，故叫聽戲；上海與此相反，改坐排凳，故叫看戲，北京稱之為“海派”。戲首場為汪玉峰的三弦拉戲，汪為盲人，在一大琵琶三條弦上，拉出百鳥爭鳴，火車奔馳，及各派戲的唱腔，非常相像。又拉出軍隊出操時整齊的步伐聲，喊口號聲，都維妙維肖，好聽極了，可是人聲哄哄，使我非常之厭惡，認為好聽的不聽，不知音，擾亂場面。及至換場，調胡琴時，人聲漸漸低沉，衣著陳舊的譚尚未出場，兩廊已站滿了人，桌底也蹲滿了人，鴉雀無聲，我心裡說：“這糟老頭子何以有如此大的魔力！”及細聽唱腔，吐字清晰，韻調悠揚，的確不錯，不少人閉目用手打板，搖頭晃腦，我不覺也跟著來了。傢中有他的唱盤，不斷聽《秦瓊賣馬》和學唱，至今還能哼哼此戲。譚鑫培，原姓金，名福，湖北江夏(今武昌)人，父金志道，演老旦，有“叫天子”之稱，故鑫培藝名“小叫天”。初演武生及武醜，中年以後專於老生，聲名籍甚。
1961年，商承祚與父親“末代探花”商衍鎏 攝於傢中
1917年生，1947年卒，3l歲。我還喜歡汪笑儂的唱腔。汪為滿族人，原名德克金。清末任知縣，喜京劇，間與戲子來往，被人告發免職，遂以演戲為生，長期在上海演出，根據自己嗓音的特點，吸取汪桂芬、孫菊仙的唱腔，另創一種腔調。老名演員汪桂芬有一天去聽他的戲，不斷為之莞爾，於是改名“汪笑儂”，以示榮幸，並編新劇，如《黨人碑》，《博浪椎》，《哭祖廟》，表達愛國憤激之情，在當時有一定的影響。1852年生，1918年卒，66歲。1911年辛亥革命，隨父親避地青島，1913年父應德國漢堡大學之聘，前往講學，攜兄承祖同往、藉此給予留學機會，我侍母返故鄉廣州，不幸慈母見背於海輪上，安葬後，伯父衍瀛(字雲亭)挈我返回青島，時年l0歲，日附讀於鄰傢，夜取傢中書架上段玉裁《說文解字註》及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反復檢閱，盡管對這書的內容不理解，還是愛不釋手。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翌年日本侵青島，避地青州，轉徙曲阜。清光緒十三年，青島為德國強行租占，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為日本侵占，1922年為我國收回。德國租占時，市容整潔，風塵不染，凡市建房之先，須將圖紙審批，避免外貌相同，為市容特點。於海邊築一長堤，寬約二丈，長裡餘，畀人遊覽，餘每於日落時往垂釣，所得皆黃鱔，未見它種。在曲阜時，於孔廟見到累累的漢碑及篆書祝其卿墳壇刻字等，愛好甚，開始學篆隸。八九歲時，見書齋懸有孫星衍(字淵如，乾隆進士)篆書聯，喜其筆勢繚繞美觀，結體勻稱，在不斷瞻仰下，或指劃肚揣摩其文，或臨摹以肖其形，至親朋傢，見壁上懸有篆書軸，字雖不識，必徘徊其下不忍去也，又從勞健(字篤文，浙江音韻學傢勞乃宣，字季瑄，號玉初之子)學刻印，日摹漢印十餘方，復將一月早點錢(五十枚銅板)於街頭買得“繇通之印”鋼印以示篤文，他查了桂馥(字未谷，號冬卉，乾隆進士)的《繆篆分韻》曾收入此印，乃懸諸腰間，以示高興，後以喪亂頻仍而遺失。在街上，見人傢住宅墻基和階石，有些上面刻人物，鬼神，鳥獸像等等，不勝詫異，問人，始知是漢墓中物，而該墓是用此類石條砌成的，可惜當日不懂椎拓，失去這寶貴的研究材料。又聽說東門外田邊有不少陶豆，急馳往，斷豆柄滿地，豆盤則破碎片片，豆柄上有的還印有文字，乃選拾十數枚歸，陳置案頭，兄姊皆笑弄之，不理解我為什麼愛上此無用之物。山東糧食以面為主食，我喜歡吃水餃，在曲阜時，與人競賽，一下子吃50隻，同桌人為之瞠目。每年除夕，特別是大年初一，鞭炮之聲不絕於耳，於是唱了六句：“爆竹聲盈耳，聲聲入碧天，遠方疏欲斷，近處又相連，聽覺心歡暢，祝君高華年。”我父衍鎏(字藻亭)，為清光緒三十年最末一科甲辰年的探花，供職翰林院編修時，同寅欲組成赴日參觀團，了解日本明治維新後，在政治上及各方面取得的新成果，奏諸清廷，清廷同意了。回來後，認為日本廣開門戶，汲引了歐美各國的先進科學，補充和改進自己的不足與缺點，中國應向日本學，不應再閉關自守。既然要向人傢學，首先要學好外文，打通這一關，即使不出國，也可以讀人傢的科技書。曾將這些意見條陳清廷，希於采納，但收效甚微，於是在教我們兄弟的中文教師外，又聘請一位英文教師，教我四個哥哥(其中親兄一)。父親又說：“日本人身體強健，重視體育之故，體質是人的本錢，這點不可忽視。”又請了位谷師傅隔晚教我們打短拳，舞白蠟桿，打沙袋，還買了一匹小馬，鍛煉我們的膽識。其深謀遠慮，無微不至的安排，不外為我們迎接新社會的來臨做好準備。我每用兩手拍柱，以增加掌力，晚年兩手不顫動，當與此有關。父親從德國回後，我隨侍南京，過了六年兄亦歸，教我德文，因性不近，數月幾無所得。我父嘆曰：“學外文不成，那就學中國文學吧，日後小成，還可謀得秘書之職以糊口，大成做個名學者。但不要做官！宦海浮沉，一朝天子一朝臣，風險多，一時不慎，還會影響品德。對待人們所提的意見呢?《荀子·修身篇第二》有幾句話：‘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即是說：我做錯事或說錯話，敢於向我提出恰當的意見和批評，這種人是我的老師；我事做對了，話說對了，他肯定我，鼓勵我前進，這種人是我的朋友；聳起肩膀，裝出笑臉，逢迎恭維我的人，是來賊害我的，必須提高警惕。你們要作為終身的座右銘。”於是我將之寫成條幅，懸諸座右以自警，至今仍然如此。父親又教導我為人：“嚴以律己，寬以待人，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埋頭工作，不為名利，是非分明，從善如流，疾惡如仇，毫不退縮。”我永志不忘。13歲時在天津，進過一學期初中，因對那些課程不感興趣，就不讀了。
1915年1月，袁世凱與日本簽訂辱國喪權的“二十一條”條約，激起全國人民大規模的反日討袁愛國運動，連續幾年。各校學生組織抵制日貨宣傳隊伍，到“三不管”街頭演說，激發廣大人民群眾的愛國思想，聯合行動，每一演講，聽眾不少。此地是日、英租界的接壤地，形成三角形地帶，面積不大，由天津當局管轄，並非全然不過問，管得松點而已。我組五人，推我負責宣傳，其他則分散在外圍觀察動靜，如警察走向講演處，即來報信，轉移陣地。警察同意這項愛國運動，巡視故意慢步，讓我們易於轉移。在宣傳時，我手拿兩包“無敵牌牙粉”，勸人用國貨，堅決抵制日貨。十幾天的宣傳，收到相當的效果。《殷虛文字類編》問世後，馬衡(字叔平，浙江鄞縣人，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考古研究室主任、故宮博物院院長)介紹我入研究所國學門為研究生，未畢業就出來工作，因此，我是既非科班出身，又無任何學銜的“白丁”。於時我是“學書不成去學劍”，學劍亦不成的一個人，到底學什麼?需及早取決。我對古文物及古文字學的印象深，念茲在茲，乃決心朝這方面走下去，稟告父親。我父聽後，微微地嘆口氣說：“你學這行是找不到飯吃的，隻能做個名士，名士也要生活啊!你既決心走此路，是你的志願，我有什麼話好說?由你去罷。”
為求深造，1921年去天津，住伯父傢，拜羅振玉(字叔蘊，一字叔言，號雪堂，晚號貞松老人)為師，學古文字學，目的終於實現，其喜可知。及見“殷禮在期堂”(晚又名“魯詩堂”)所藏之甲骨文和累累的青銅器，如饑兒得餅，窮人暴富，使手足無所措。羅師容顏清癯，言語溫和，平易近人，即使盛怒，從未見其呼喝。其生活習慣與常人殊，一生每夜最多睡四個小時，兩個小時也就夠了。睡兩小時必醒，再閉目，如能睡，繼睡兩小時，睡不著，就起來工作，多數睡兩小時。由此可見，羅師的工作時間要比常人多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八十，我目前日眠多數十小時，把大好時光都浪費掉，以視羅師，能不愧怍!羅師在天津自建一幢二層樓房於法租界31號路秋山街，面積約共有五六百平方米，作口字形的走馬樓。樓上書庫兼書室，將書分門別類的安排於各室，研究哪方面的問題就在那室寫作，日夜不輟，坐擁書城。羅師告訴我：“你有事可上樓找我。”羅師畫，希如星風，1979年在北京無意中於估客手中見到一幅高94、寬34公分灑金箋的松石圖，左上署“松壽”二字篆書，下題“甲子春三月貞松老人作此遣興”。甲子為1924年。二題為“餘本不善畫，以意為之也。近於百花齋見黃文節公畫卷，筆意荒率，逸氣盎然，此皆得之八法。古人每雲：“‘能書即能畫’，洵不虛也。”款署“乙醜秋貞松篝燈記。”乙醜為1925年。三題五絕詩一首：“頭顱今若何?相見不相識，欲知故人心，蒼蒼歲寒色。”款署“松翁羅振玉雨窗題於遼東魯詩堂中。”時在1924年，59歲，可寶也，乃以重值得之，至今仍懸諸客室。在羅師門下真正的授業弟子，據我所知，隻有柯昌泗(字燕齡，號謐齋)及我是正式叩拜者。柯天資聰穎，閱讀幾乎過目不忘，我們舉問些某某書上有關文字學的片段，多數能回答出處，因此，我們稱之為“活圖書館”，但官癮特大，治學為副。
在北洋軍閥時代，宋哲元任察哈爾省政府主席，他作過察哈爾教育廳廳長，在褚玉璞手下作過河北省建設廳長。他有事路過天津，必要我陪同拜謁羅師，羅師很摯情而又嚴肅的教育他說；“你比錫永聰明得多，可是他有自知之明，苦攻讀，而你沉迷宦途，毀了自己，太可惜了，何不急早回頭，作個學者。”柯不接受羅師的援手及友朋的規勸，其結果，湮沒於宦海之中，晚年幾無以自給，依靠親朋協助，寂寂無聞以終，惜哉!羅師對好學的青年是無比愛護和獎掖的，其收藏的圖書資料對我全部開放，並交代開“貽安堂書店”的長子福成說：“錫永需要甚麼書，就給他什麼書。”因此，即使十分名貴的書籍，如《殷虛書契，》《殷虛書契後編》等等，我都可從書架取下拿回傢中閱讀。羅師還把他和王國維先生作過眉批箋註的《殷虛書契考釋》，《殷虛書契待問篇》交給我閱讀，我於是考慮學習古文字學，先古後今，先難後易，以甲骨文為主。乃於白天在羅傢拓銅器銘文，或雙鉤所藏的舊銘文拓本，入夜讀羅師的《殷虛書契考釋》。其書將文字歸納為六類：一、帝系。二、京邑。三、祀禮。四、卜法。五、官制。六、文字。對文字方面檢閱起來不便，於是我據《說文》為之編次，並盡量補入異體字，如對這個字有我的體會看法，則加“祚案”二字以區別。每晚9時起，為我的正式工作時間，一直寫到雞鳴始息，如是者期年，成《殷虛文字類編》14卷，《待問篇》1卷，羅師的《殷虛書契考釋》1卷，共10卷呈示羅師，為之軒渠首肯，欣後繼之有人，勉以再接再厲，切莫自滿。王國維先生為之序，有雲：“他日所得，必將有進於是篇者，餘雖不敏，猶將濡毫而序之。”羅王兩先生對肯讀書的青年，是如何的關懷愛護和期望?!暑假回南京(那時傢住南京)，將書稿呈父親，父親很高興的說：“我還有點積蓄，把他印出來。”結果花了800餘元。於1923年問世(自序將“癸亥”年誤刻“癸醜”)。為什麼刻木?父親說：“印數可以自己掌握，多銷多印，少銷少印，不銷不印，若是石印，滯銷占地堆積，暢銷不敷又需再版，豈不麻煩?”第一次印了100部連史紙本，30部宣紙本(此後再沒印宣紙本)，前後約印了500部，日本銷了百餘部。在刻版時，每頁左下角正面鐫有“決定不移軒”，是我早期的齋名，印了200部後將之刷去。印刷裝訂工作都在貽安堂書店完成，書版也存在該店，我離京之初，他們印了近百部毛邊紙本(我未印過此種紙)以四五元一部的散頁賣給北京的書店。嗣後我將書版運回南京，抗日戰爭時離南京，傢被人占住，把版破來當柴燒了。當時文化浩劫，何惜這幾塊書版呢!《殷虛文字類編》問世時年21歲，經馬衡介紹我入國學考古研究室為研究生，23歲尚未畢業，南京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前身，即今之南京大學)聘我為講師，月薪100元，講甲骨文字。我父高興地說：“真想不到，如此冷門之學，居然可以謀生，令人從何說起!”翌年，北平女子師范學院聘我任教授，並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講師。那時甲骨文成為一門熱門課，缺乏教師，我不愁失業，所以有人說我手捧“鐵飯碗”，信然!於時有出無入，沒時間認真讀書，從這方面講，是不利的；師范學堂分男女兩校，是清末成立的，1928年改為北平師范大學，解放後，將女校並入男校，改稱北京師范學校，我皆任過教。
1933年秋，金陵大學聘我任教授兼中國文化研究所專任研究員，當時我在北平月薪500餘元，收入甚豐，但忙於教學，不能專心致志地從事研究工作，金陵大學請我，月薪280元(為該校始聘教授最高薪金)，專從事研究工作，編書寫文章，不必上課，這正符合我的願望，少幾個錢無所謂，我樂意幹。到了金陵大學，從事甲骨文、金文及青銅器等古文物研究工作，並可至各地收集資料。由於生活安定，經費充足，心情舒暢，研究工作進行得相當順利，從1933年至1936年四年之間，先後出版《福氏所藏甲骨文字》，《殷契佚存》，《十二傢吉金圖錄》，《渾源彝器圖》(影印本)，《長沙古物聞見記》(木刻本)。其(說文中之古文考)，連載於1940年《金陵學報》第4卷第2期，第5卷第2期，第6卷第2期，第11卷第l、2期(1983年匯為一冊，改為專書，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等書。但好景不長，正當潛心學術之際，日寇侵華，抗戰爆發，國難當頭，遑論學術。我隨校南遷，開始了顛沛流離的生活，輾轉於安徽、湖南、貴州、四川等省。我入川時，路過長沙，見到戰國楚墓出土的許多文物，也聽到不少關於楚墓出土文物的情況，引起我對楚文化的濃厚興趣，乃向學校請留兩月，專事調查訪問，學校同意了，盡管敵機頻頻轟炸，無動於衷，集中精力，收集到不少材料，回成都寫成《長沙古物聞見記》上下卷兩冊，於1939年木版問世。此後研究工作無甚進展。後因金陵大學人事上的關系，1941年夏辭去職務到重慶，在重慶鹽務總局任幫辦秘書，後調貴陽貴州鹽務局仍任原職。我之入鹽務局，是因當時物價不斷上漲，教育界艱苦，而鹽務局有補貼，為了生活，非其志也。秘書處主任為照顧我，送給我看的皆例行公文，閱後簽名即可，以其餘暇寫我的文章，曾揚言，如抗戰勝利，即轉回本行。在重慶及貴陽鹽務局時，仍在各公私學校兼些課。
1945年8月14日回重慶，在齊魯大學、東吳大學、滬江大學聯合法商學院、重慶朝陽學院、四川女子師范學院、四川教育學院、重慶大學等院校任教。為了衣食而奔波勞碌，什麼學術研究，統統靠邊站，根本沒有精力去搞了。從1939年後直至解放前夕，既沒有著作出版，也沒發表過幾篇高質量的論文，可以說是我半生中最不安定，學術上最少成績，因而也是最倒黴的時期。我的治學方法，走羅師自學成材之路，從實事求是解決問題，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特別是於古文字，不能任由己意猜測，矯情詭辯。有的人用漢魏以來的音韻，旁轉戰國前後及以前的文字，達到無字不識，無義不曉的目的以自詡，是不足為訓的。須知學海無邊，對某一字之得失不盡相同，您識我不識，我識您不識，今日不識明日識，今日識而明日知其誤，為極其自然的事，無庸詫異。音韻並非不可用，但必須審慎及符合其時代。我對字形字義的考釋，必求順理成章，心安理得，不做屈曲之說，避免蹈誤。我童年即喜歡書法藝術，尤其是篆書，並下苦功寫鐵線篆，兩三年後，不僅線條如一，如寫條幅，字的大小皆相等，且能寫徑尺的大字。受業羅師後，見所書甲骨文及金文，樸質雍容，筆勢遒勁，心向往之，乃於暇時，亦在臨寫。一日，以所書甲骨文及金文字課呈師教誨，他看了金文，不斷地點頭說：“你的金文將來會有成就，但要旁及歷代石刻篆文，使之融會貫通，以底於成。”我初意是以為甲勝於金，時至今日，回憶師說，對我兩種書體的公開贊許與默然，而今都證實了，目光是何等的敏銳！我寫篆書，包括金文在內，行筆力求剛勁渾厚，以端莊平正為主，喜用鋪毫，決不矯揉做作，須知“平正”才見真實功夫。“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可為知者道，難為外行人言也。正因字形力求工整，寫時還要註意直行的直氣和橫行的橫氣互相呼應，這樣才能使整幅字的氣勢協調而不至於偏離松懈。我在書法實踐中還考慮李白兩句詩：“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而向這方面的風格努力。我國傳統的書法藝術愛好者日眾，有的青年來問我學楷書與行、草之方。我告知寫行、草之先，必須從唐代名傢的楷體入手，歐陽詢(信本)用筆拘謹，褚遂良(登善)清秀有餘，剛勁不足，二者宜於小楷，不宜於寫大字。柳公權(誠懸)骨勝於肉，太過露骨，四傢中以顏真卿(清臣)為全能。其字骨肉停勻，氣勢磅礴而安詳，再寫大都能站得住，從其人手，有利無弊，寫一兩年然後兼學行、草，與無楷書基礎而直接寫行、草的工力迥別。我經過歐、褚、顏三個階段，故略有體會。寫篆書同樣要練好基本功，應從秦篆著手，現存秦刻石有泰山刻石，瑯琊刻石，其優點是結體謹嚴，氣質渾厚，可惜泰山隻存29字，瑯琊隻存84字，又多漫漶不清，難以臨寫，那隻有從徐鉉臨的嶧山碑及會稽刻石入手，等到橫平豎直，轉折相稱，字字站得住之後再涉獵其他，打基礎的道理與楷書同，腳踏實地，穩步前進，捷徑是沒有的。我曾這樣想過，從篆書到漢隸，其間有個過渡時期的秦隸，秦隸仍具有篆書結構及篆書的基本筆法，從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簡證實我的推論還是對的。兩漢中，隸書漸趨整齊，至東漢而益甚，秦隸遂亡。漢隸形體及用筆，變化不大，入手易，而無多大成果，與習他體書者迥異，不宜專攻，故我評之為“易學難精”。最好學秦隸，但獨體字不多，在寫件上不敷用，必須創造，創造者不僅要懂《說文》，還要熟悉古文字，在融會中方能篆隸得體。臨古不但要掌握其字形結構，更重要的是吸取其筆法及神韻，不可參入個人的筆意，這叫作“無我”。楷書的基礎打好了，再兼寫各體，形成自己的風格，這叫作“有我”。而“有我’之中須避免“無我”，這才能寫出自己的風格。“無我”之中須避免“有我”，這樣才能掌握古意的風格。兩者怎麼才能做到不相雜廁，要靠自我體會與運用。何紹基晚年，不論臨那體書，舉例來說，如臨漢隸碑中的張遷、史晨、華山、禮器等等，無不用他個人的隸體結構和筆法徹底“有我”，這隻能說是錄文，不能說是臨古。我不同意學近代人的字，更堅決反對寫時人的字，必須取法隋、唐人，所謂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斯其下矣；如取法乎下，所得必然下下，為不易之理。黃庭堅說：“學我者癡，肖我者死。”並非謙詞，是實情。而那些取法乎下下的教學法，貽誤後代於無窮，是何居心呢?學習書法，要多看古今人的佳作，吸取其風韻，還要多讀書，所謂“書卷氣”即指此。鄧石如真、行、草、隸、篆皆寫得很好，有寓於某富室十餘年未下樓埋頭書寫的美談，以未看到社會文化的發展，胸懷變化不大，氣韻因之不高，為必然之事。書法最忌俗，黃庭堅雲：“百病有藥醫，惟俗病不可醫。”
信然！毛筆始創於我國，7000年前已在使用，商周戰國，因限於寫件的窄小，故無大筆。從湖南長沙及內蒙古居延故地出土的戰國西漢小毛筆，可知其概。漢摩崖字大，其筆當特制。古代筆皆用狼毫之類的硬毫，至明代中晚期始用羊毫筆，因性過柔，不易隨心應手，於是又創制狼羊毫，稱之為“兼毫”，非常好用。近有人制作雞毛筆，進一步用竹絲雞毛制筆以自詡。其實雞毛筆不自今日始，宋代已有，《宣惠堂帖》黃庭堅書《宿魚段湖詩後》跋雲：“女奴輩皆鼾寐，無為合墨者，故盡用一池淡墨，又喜在湖湘箋用雞毛筆，亦堪作字。”以非毛筆的正宗，故書法傢不為使用，隻有標奇者倡之，寫出的字，徒具形體，風神是談不上的。還有一種人，用雙手同時寫上下聯，這隻是在做雜技表演，易能登大雅之堂?至於兩手同時寫一個上一個下的字，或倒寫字，則更不知所謂了，書法雲乎哉!解放20年後，日本書法傢不斷前來我國訪問，交流書法理論，共同即席揮毫，相得甚歡，豐道春海，亦每來雅集，自制椽筆，能書二丈左右的大字，寫時奔跑，氣勢雄偉。曾謂在日本書道亦分兩派，不少人反對“創造派”，他大力支持。最後一次來廣州，年84，回國不久逝世。有一次在廣州中日書法交流時，一日人說：“中國領導人不重視書法，日漸衰落，將來要往我國學回來。”此話有傷中日人民感情，我聞之心中憤憤不平，事後物色兩個孩子，男的莫高鴻，年6歲，女的李妮，年5歲，命其日日練字，能寫三四尺大的字。不久，日本書道會來了，我令孩子們當場書寫，日本觀眾為之愕然，我問：“貴國有沒有五六歲的男女孩子寫這樣大的字?”他們不敢相欺，答：“沒有。”從此不再狂言了。這是1966和1967年的事。有人提倡用拼音文字，廢除漢字，我堅決反對!理由是：我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傢，盡管有的語言各異，但字則以漢字為主，大傢都認識，為一種統一意志有強大生命力的團結工具。
1951年底，毛澤東提出文字改革的方針：“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應該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要根據現有的漢字來制定，這是個人的意見，不要看成不能動的，更不能用作打擊別人的理由。”而傳達的人隻引用前兩句，斷章取義。我認為拼音文字在我國根本行不通，理由是：首先全國人民不但要會講普通話，而且要“人人都能講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否則拼出來的字隻有造成大混亂，誤大事，搞不團結，是可以推想到的。既然行不通，做不到，何必再費詞誇誇其談，來否定有利於我們各族人民大團結的漢字呢?同音字太多，拼音文字問題重重。如“期中(終)考試”，“權力(利)”，“郵(遊)船”，“接(劫)郵船，”本意屬哪方面?寫漢字則一目了然，沒這毛病，這種例子有的是。有個拼音文字的笑話：原文：馬後從中宮出來，紅顏黑發，長長的衣裙。拼文：馬猴從中拱出來，紅顏黑發，長長的一群。我愛好文物，舉凡金、石、陶、瓦、竹、木，以及書畫，皆在網羅之列。1930年在北平師范學院任教時，薪金除生活費用外，幾全部送入琉璃廠古玩鋪。
1949年夏回廣州，對佛山石灣陶器異常欣賞愛好，在文德路古玩鋪見到舊作，多為購置，直到解放後店鋪停業為止，共得130餘件，十年動亂，幸未波及，繼思獨樂不如眾樂，乃將明、清名人書畫條幅及扇面近400件，明、清舊墨四盒捐贈廣東省博物館。明代至民國期間的石灣陶器大小百餘件，其中有一明代方尊，各彩重疊，為歷代石灣陶之冠，統捐贈陳傢祠廣州民間工藝館。公諸同好，為我一向的思想，壟斷資料，據為私有的不良作風向所反對，因此，我凡有所得，如新出土的金文拓片及不易見到的文字考古書籍，必置之中山大學古文字學研究室，供大傢參考使用。1949年秋，到中山大學任教，10月解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直至今。在著作方面，1955年《長沙出土楚漆器圖錄》，及1957年的《石刻篆文編》，《歷代書畫篆刻傢字號索引》(1960年版，目前擬重新改編)，並著手收集研究新出土的各種古文字資斜，特別是楚文化資料，如帛書，鄂君啟節，及各兵器、漆器、竹簡等等，先後寫了近百篇或長或短的論文，發表於各有關刊物。我已進入八旬了，回顧所走過的道路，感觸良深!一個人能否在學術上有所成就，決定於多種因素，必須刻苦努力，多讀書，苦思索，勤寫作，這是基礎和前提。但客觀條件，生活環境也頗關重要，如果生活不安定，心情不舒暢，終日為雜務而奔波操勞，學術研究總難免要落後或落空。當然，悠遊歲月，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客觀條件再好也沒用。主觀努力與客觀條件相結合，就能多出成果，取得較好的成績，我的經歷說明了這點。我平生治學，自問還是比較謹嚴的，收集資料時，註意鑒別真偽，或摹或拓，或照像，都是自己動手，後因年老，摹寫不得不由他人代為之，但傳拓之事仍必躬親。
1977年夏，我到河北省平山縣中山王墓葬的發掘工地參觀，並花了二天時間與劉來成細心清除中山王臀鼎和壺上面的浮銹後拓了兩份銘文，一留當地，一帶回進行研究。我中年以後著書寫文章，必多加思考，不率爾操觚，定下的原則是：不識之字不妄釋，不明之義不妄言，不輕言音韻，特別通轉旁轉之類，不引用二手材料，必查對原文，以免失實及斷章取義，不為天下先，減少逸足。所以每有新資料出土，發表的文章往往在最後。“非敢後也，馬不進也。”世上沒完人，沒有不做錯事說錯話的。“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有過必改斯無過，文過飾非過莫大於是。因錯，同志們向您提出批評，那怕過火些，必須做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而對於提意見的人，要尊重，無芥蒂，團結友愛，這是做人之道，我時時引以自勉。鄭燮說得好，“入木三分罵亦精”。後記我見過毛澤東主席四次：一是1956年在廣州中山紀念堂觀粵劇；二是1958年國慶節在北京天安門樓上觀禮臺；三是1960年8月22日下午5時45分在北京懷仁堂接見六個黨派大會成員，異常榮幸；四是1965年1月4日晚8時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第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代表。我與徐悲鴻是個知音者，悲鴻名壽康，江蘇宜興人，抗日戰爭避日侵略軍於重慶，傢寓南岸磐溪，其廳房滿懸自作畫。1943年，曾與共影，此照片至今仍存。徐每於星期日早，至北岸所賃室寫畫，謂習畫課，用三尺許的夾江紙，頃刻成一紙，置之鬥室床上，我與之傾談觀畫，一日取其四紙戲曰“吊死鬼的美人”。以其頸過長。“三條腿的馬”。以每馬皆有一條腿出問題，非我一人之言。“狐貍尾的貓”。坐於案邊回視，而尾下垂，畫筆過分誇張，有似狐貍尾。“甘蔗的竹子”。以表現不出竹之勁潤而粗如蔗也。意見提後，相與大笑。悲鴻說：“自從來重慶，隻聽一片贊揚聲，即使提意見，都異常溫和，輕描淡寫，像您一針見血，得未曾有，可謂至友。”我不喜歡他的畫，否則不知盈若幹尺矣。悲鴻生於1895年，1953年卒，58歲。抗戰八年，我寓成都和重慶各四年，在成都開過書法展覽，於時黃君璧亦在成都開過畫展，看的人甚為踴躍並贊揚。張大千傢住成都，曾約至其傢午飯，隻我們二人，其子立於案旁，我令其就坐，張雲：“他是侍侯添飯的。”從此知大千的封建思想程度如何可見。張又雲：“我開過畫展，友人開過字展，獲譽平平，不能與你們相比，本地薑不辣，書畫展給外省人奪去了重名，說實在，給你們廣東人奪去了。”我與之謙讓。張謂：“事實勝於雄辯。”大千於1983年逝世，8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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