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駿近影
文/袁詮
李駿是一位從“將軍縣”——紅安走出來的軍旅作傢，革命的紅色基因深深烙印在他的精神世界中。軍營奮鬥三十餘載，堅持創作二十多年，李駿的作品真誠專註，題材內容紮根於紅色鄉土，又隨著自己的成長奮鬥一步步拓展深耕，自敘寫作有三方“郵票”：一是故鄉紅安縣的革命歷史題材；二是邊疆生活的鮮活生動現實；三是機關工作的平凡日常。其新小說集《成長如蛻》一改以往圍繞各方“郵票”結集的做法，轉而以“成長”這一主題意蘊為旨，將20多年來的創作成長和筆下人物的成長融於一爐，以“蛻”喻成長，講述人們在走向成熟獨立、走出傢庭鄉土、走過改革開放、走進現代文明中的種種遭遇、蛻變，亦通過創作實踐對自我成長中經歷的遊移、矛盾、困惑進行反思和沉淀，以文學話語對在危機處境中的自我心靈世界經歷的一切波折困頓進行檢討、追索和拷問。
一、聒碎鄉心夢不成，故園無此聲——離鄉的孤獨之歌
“我們總是對現實充滿了妥協與讓步的同時，又對現世中那些不舒服的人與事表示強烈不滿。事實上，每個人，誰又會對現實完全滿足過呢？我們總是在不停地尋找，又不停地逃離。”（李駿）這是李駿的孤獨，也是文學的孤獨。
作為一個從革命老區走出的軍人，李駿對故鄉革命史有著深入研究思考，也親身經歷了從農村一路奮鬥到大城市的艱難、妥協、堅定和蛻變。在《雲上故鄉》這部散文集中，李駿記錄了自己成長路上看到和經歷的無數次離別和流浪：革命者的離別、戰爭中浮萍般的漂泊，自己離傢求學的艱辛、高考落榜後的不知所往、離傢出走時的痛苦迷茫……成長路上一次又一次的啟程似乎沒有盡頭。這種流動生活的威脅和困惑痛苦是他生命中的烙印，因此不自覺地在作品中一再作為母題出現。
一方面是感情的深切眷戀，另一方面是再也回不去的清醒意識，李駿作品中的孤獨來自“走向哪裡”和“回不去”的雙重焦慮。《生存意義》（2001）中的柯林和劉凡在經歷了貧窮和財富暴發的靈魂迷失之後，在豐裕的現代生活中倍感孤獨，他們將遺產捐給基金會，為白血病男孩交醫藥費，在為別人能夠幸福生活而默默付出中重新尋找生存的意義。柯林甚至以金錢賄賂的方式獲得出傢靜修的機會，這一情節反諷地表達出覺醒個體在社會中的孤獨和深深的無奈，小說的結尾既現實又空靈，這篇寫於新世紀之初的作品似乎反映出作者當時在批判之後不知何往的迷茫。《相忘於江湖》（2006）中，出身於農村的“我”大學畢業後留在鎮上的國營工廠，在改革開放之初的國企私有化改革中，因不與廠長同流合污而被開除，在大城市裡功成名就後回到故裡，卻因無法促成給故鄉的投資而再次被故鄉拋棄。在“我”再次離開故鄉的前夜，與曾經拋棄“我”的前女友重溫舊夢，而後相忘於江湖。孤獨不怕排遣，甚至人的生存本身就是孤獨的，無論發生過怎樣的聯系，生活的磨礪最終讓彼此遺忘或者遺忘才是能孤身向前的條件和前提。《沉默是黃金下的蛋》（2010）是農村兒童“我”的成長史，“我”從一個愛說話，從不說謊話的孩子由於經歷了生活的重壓和中學一次告密之後遭受的排擠、鄙視和失敗，而逐漸世故、沉默，用世人眼中的“成熟”迎來了成年以後立足於城市機關的成功人生，“我”為了平庸而世俗的生活而學會了沉默，但內心無比寂寞，對少年時的激越、正義、無拘無束的自由充滿懷念。
叔本華認為孤獨是人類自我意志的產物，如果人類沒有自我反思的能力，沒有推己及人的類意識，如何能夠覺知自我生存的困境和痛苦？叔本華把自我意志視為人類悲劇的根源，“原罪”無法掙脫，但人有一個最終的歸宿那就是“死亡”，面對死亡，無論是個體還是群體，都會以創造生命的價值意義的方式去抵抗。
於是我們看到一系列主人公的奮鬥史，我們看到他們離開傢庭鄉土：革命者吳敬波為了擺脫赤貧的毫無尊嚴的生活境遇而離開；阿吉、阿祥為了跳出農門而離開；陳靜為了尋找生命的“後墻”而參軍入伍；萬先生為了維護個體自由和藝術追求，嘔心瀝血而離世；五父李存笑為了精彩的山外世界和擺脫貧困而離開等等，他們的離開既是被動的也是主動的，被動是因為主人公都遭遇了時代變遷帶來的不可逆轉的沖擊，無論是吳敬波的革命還是農村青年的進城，都是生活所“逼”，主動是因為即使在這樣的境遇下不少人還是保持了原狀，而小說中的主人公是他們中較早的覺醒者和奮鬥者，為了擺脫困窘也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境遇，他們主動作為。
“離去”既是生存的危機也是成長的契機。離去之後，主人公們經歷生活的磨礪、鞭打甚至是拋棄，有的在物欲橫流的現代文明中淪喪、異化（劉凡、阿祥），有的遭受利益至上的考驗和戕害（錢眼、阿福、五父）、有的在暫時的迷失之後感到空虛無助轉而再次尋找初心（柯林、相忘於江湖）。在傢庭與個人、城市文明與鄉村文明、革命倫理與傳統倫理、欲望與情感的種種沖突背後，是個體生命在時代風潮中不斷更新自我認同的艱難歷程。作者將個體成長故事推至前臺，從個體在歷史情境中做出的具體選擇和行動中暗示時代發展的不可抗拒性，人在時代風潮中如一葉扁舟不斷調整航向，尋找新的定位。
李駿曾在創作談中說“我站得遠遠的觀察俗世人們的生活，進而反省和警惕自己。而創作，其實是在復制真實抑或臨摹想象的同時，亦逐步提高了自己對世界的認知，並最終通過祖先的母語，把它變作共同的情感與聲音。”（《在寂寞中行走》）是孤獨給予了作者冷峻的觀察和反省的理性。在文本中，李駿以主人公的“異在化”和多重敘事視角等敘事手段用孤獨的曲式演奏出成長的底色。
新世紀第一個十年的作品中，敘述者常常是看似言語瘋狂（《在老萬葬禮上的悼詞》）、行為瘋狂（《錢眼》）或者兩者兼具（《你曾給過我什麼》）的非正常人和社會另類，他們看到的說出的都是別人不敢說、說不出的真實，由此，作者讓敘事者成為既是事中人又超乎事之外的存在，他既感受著事件帶來的沖擊、改變、痛苦，又以獨特的視角去審視、辨別和批判，敘述者與其他人物，與小說中的世界是對立的，是一個“異在者”。此時的李駿是犀利甚至是憤懣的，人物關系和情節沖突簡單直接，多以筆錄式對話推進故事進程，第一人稱獨白式的講述，有的故事還具有寓言或荒誕色彩，作者以帶有魔幻現實主義色彩的荒誕劇表達著自己打破現實的理想主義沖動。
孤獨是明知死亡仍不懈奮鬥的悲壯決絕，而愛則是超越個體死亡，以幫助他人、實現自我、賡續類的生命的方式戰勝孤獨。因此，孤獨和愛是個體超越自我的途徑，是人類救贖自我的良藥。
二、喚起一天明月，照我滿懷冰雪，浩蕩百川流——救贖的仁愛之歌。
李駿愛生活，因此他才能夠堅持以文學的方式不斷追求別樣人生；李駿愛人，因此他才能夠如此共情地撰寫大歷史中小人物的故事；李駿也愛這個世界，因此才一直保有對理想之世的熱切渴望。李駿的作品雖冷峻卻不冷漠，在冷峻、簡練的語言背後總有一股深沉熾烈的情感湧動被作者刻意地、努力地壓抑著，就像一個初學遊泳者，鼓足勇氣潛入水底，想要看看水下的新奇世界，他並不擅長水底緩慢的吐氣，隻能盡力地憋著不呼吸，可水下的別致風景讓他內心歡喜激動，愈是激動就愈是要控制住呼吸，愈是控制呼吸，胸中的熱情積蓄得就愈是濃烈和迫不及待！那麼最終解決方案隻有一個，那就是靠著最後一絲氧氣奮力浮出水面，大口喘息，吸足氧氣，再次迫不及待地返身鉆入水底，如此循環往復，不亦樂乎。“總想在創作中，尋求另外的一番風景，尋求別樣的人生意義。”“特別是你沒法把自己打造成某一類人的時候，你便幻想一切的力量，可以促成‘理想之我’‘理想之他’或‘理想之世’的存在。”於是每一次離開都是為了積蓄下一次沉潛的力量，就如同李駿在繁重的機關生活工作之外，二十多年樂此不疲的文學創作。
創作於2010年的《英雄劫》可以視為李駿的人生救贖主題的代表性文本，小說不僅講述革命者的離開更講述革命者在婚姻和愛中的成長和為愛而終的歸宿。革命者吳敬波，因赤貧和毫無自尊的生活所迫而參加革命，人之生存最本能的需求是其驅使其成長的第一動力，而後在戰爭和革命生涯中，他又經歷了三次婚姻，其中既有生命危機下強烈的情感渴望，也摻雜了欲望、虛榮和隨波逐流。每次婚姻都伴隨著人生的轉折或危機，被他遺棄在老傢的原配妻子一輩子孤苦守望，而經歷了波瀾壯闊的革命戰爭的吳敬波也最終在波詭雲譎的政治鬥爭中再也沒有熬下去，他給發妻留下遺書表達了一生的愧疚，並堅持死後要回到故鄉，埋在母親墳旁。若幹年後，摯愛他的第一任妻子和最後一任妻子也埋在了他的墳旁。這是人生最後的回歸。作品將愛作為最後留下的最珍貴的，這種愛不是狹隘的男女之愛、夫妻之愛，而是在經受過了生命的摧殘和生活的殘酷後，對生命源頭的回歸和堅守。
而寫於2020年以後的作品《成長如蛻》（2020）《隨風飄蕩》（2023）《午夜的火車穿過村莊》（2023），卻分明在用深沉的愛：對故鄉的愛，對父母的愛，對朋友發小的愛，對淳樸實在的鄉親的愛……來對抗著人生成長經歷中帶來的不可避免的沖擊、迷失、疑惑乃至異化。阿吉深愛著故鄉和兒時摯友，靠不懈奮鬥進入城市，卻一直不忘初心、反哺故鄉、拯救摯友；陳靜為了找尋人生的“後墻”，不再孤獨而參軍、考學、結婚、生子，當深愛她卻因軍人職責而少給予她安全感的父親逝去，她發現自己仍然沒有找到那個依靠，但她並不失落絕望，而是平靜地想到人生本就孤獨，曾經的經歷和當下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五父李存笑在經受了城市文明的摧殘後終於重獲鄉親們的同情和照顧，卻一不小心淹死在池塘裡，“送葬的那天，整個村子都像冬天一般的靜默著，好似一座空城。”隨著五父的逝去，鄉土孕育的最後一絲純真樸實也消弭殆盡，故鄉被掏空了。“就是路過的火車，那天也忘記了像過去每日那樣拉汽笛，好像是專為五父默哀似的。”火車象征的現代文明馳過故鄉，為傳統文明的逝去默哀，綿延著不盡的留戀。
李駿對愛之救贖意義的理解是隨著自己的生命體驗而自然流露的，作品是其自身成長歷程的敘事表征，這在《成長如蛻》與《雲上故鄉》之間形成互文性中可見一斑。他在《雲上故鄉》中記錄下生命中值得紀念的親人摯友的真實經歷，在《成長如蛻》中又讓他們活出另一種人生，尤其是那些美好卻早逝或者生活備受艱辛的人，在小說中往往被賦予美好圓滿或者更加震撼厚重的人生結局，以此表達作者對負重前行又堅守仁義博愛的生命的尊重和紀念。
三、千帆一道帶風輕，奮楫逐浪天地寬——新時代的探索之歌
李駿與時俱進地講述生活，不斷從時代發展的進程中敏銳捕捉普通人的成長變化，透過個體成長展露社會轉型。新世紀尤其是新時代以來，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推進和新農村建設的進行，中國式現代化的特點和成就逐漸凸顯，傳統文化如何與現代文明融合，如何發展獨特的中華文明，這一觀念已然深入人心，這不僅是國傢政治層面的恢弘進程，更是化入中國人日常生活工作的微觀敘事。李駿也開始在作品中嘗試從個體與時代相交互時生成的新的生命樣態中去探索人生境遇和格局的新的可能。
《老萬的飯局》以老同學聚會為焦點，小舞臺大視野，戲劇感很強。通過各位同學在飯局上的表現刻畫出工農商學軍不同行業的“眾生相”，大傢在一起各有分工，各有所長。作者巧妙地設計了飯局上換酒、換菜，敬酒求同學辦事等情節，老同學之間你來我往，雖各有心思但都真誠相待，最終都守住了社會公正和職業操守的底線，也保護了同學間的真情，透露出新時代下，個體社會責任感的增強和新的價值認同，個人與國傢之間始終保持著的同頻共振，“任何一個社會都會給生於其中的個人施加壓力，迫使他去思考如何生活，但這不必要求個人隻能改而服從社會目標，在很多時候，社會也會表達這麼一種願望，希望看到個人可以依照社會所擁有的最好的經驗而活下來並得到成長。”（雷德蒙•威廉斯《漫長的革命》）
《隨風飄蕩》是一篇無論從故事容量還是思想容量上都極為飽滿的作品。主人公陳靜作為軍人的女兒一路孤獨又自強的成長，由於父親是軍人，從小缺少父愛給予的安全感。母親因勞累而早逝，陳靜一面質疑著父親的選擇一面也選擇了參軍入伍，執行任務經歷了生死危機後，讓她理解了父親選擇背後的責任。工作後，她又經歷中年離婚的生活變故，直到父親去世，陳靜在日常生活的愛恨聚散中不斷感悟，不斷尋找著自己內心的答案：為什麼生活總是讓她感到孤寂，能夠給她最終的安全感的到底是什麼？是母親？是職業？是努力學習？是事業有成？是傢庭幸福？是父親的支持？陳靜始終沒有找到，或許就每個人經歷的一切和正在經歷的就是最好的。小說運用第三人稱限知視角的敘述，讓人物自己去成長，將對生活的反思和對生活的審視隱藏在面對生活變化的反映和在同一生活境遇下不同人物的不同選擇之間的對比中，從而在文本中形成對話性。文本的容量由此增大：陳靜的成長兼容了父女兩代軍人的奮鬥歷程，見證了時代發展中個體傢庭的變遷，還傳達出更具普遍意味的生命韌性：孤獨也好，仁愛也罷，生命和成長的意義沒有先驗的價值，隻蘊化於人作為有自我意識的主體，積極回應的生命行為本身。此時的李駿，悠遊從容，娓娓道來，不急不躁，似乎是邊經歷邊思考，就是生活本身的節奏。
李駿以文學獨有的藝術把握方式和藝術表現方式，揭示出既作為社會關系集合體又作為孤獨而獨特的個體、既作為本性化的單個自我又作為自由化的類，走向具體的自我的實體化的人在歷史與現實的交匯處呈現出的形態、精神和心理。
如果將《成長如蛻》中的篇目按照發表的時間順序重新梳理，能夠明顯地感受到李駿在創作手法和生活體悟上的雙重成長：新世紀第一個十年的作品為尋找成長的答案而來，因迷茫而迫切，因孤獨而抗爭，棱角尖銳；進入第二個十年，笨拙的棱角鈍鈍地鑿琢，少了急迫多了韌性，敘事的節奏也愈加從容，對人生和生活的思考開始變得開放，意義不是一個形而上的思考或答案，而是一種生活方式和生活行為本身，存在於當下的此時此刻。正所謂“一路成長一路歌”。
作者簡介：袁詮，《陸軍文藝》編輯部編輯，文學博士。
來源：紅安文學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