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時間裡的父親》劇照。
“寫下衰老，是為了坦然地回憶青春；書寫疾病，是為了珍視健康的美好；不避諱談論死亡，是為了更好地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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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傢薛舒的印象裡，父親是傢裡那個“會調節氣氛的人”。以前，他愛開玩笑，總能把傢人逗樂。轉折發生在2012年，父親好像變了，遇到不順遂的物事，吵架是他最先想到的表達方式。
註意到這點後，薛舒致電弟弟。兩人一番交談，最初認為，這是離開工作崗位不久的老人常見的狀態——“退休綜合征”，“妻子還在外工作，對比之下，會讓他覺得自己沒有貢獻了，情緒差倒是也能理解”。
可過了段時間，父親照舊如此。薛舒自忖，這癥狀未免太厲害了。她在網頁裡鍵入關鍵詞，“老年抑鬱癥”“阿爾茨海默病”是網站給出的答案。薛舒心情有些復雜，“一邊懷疑，一邊逃避”。
母親對她回憶起一樁事。前些日子，居委會通知薛舒的父親領取公交卡，他兩次前往，兜兜轉轉，均空手而歸。“忘事兒”似乎成了父親的日常，性子也隨之產生變化，“曾經做事積極、行動力比較強的那個人，現在幹什麼事情都覺得好煩”。
多次爭吵後，薛舒的母親不堪其擾，中斷工作，開始在傢照顧父親。有一天，父親在沙發上躺著，睡了一個長長的午覺後，他走到門口，冷不丁冒出一句：“這個地方還不錯，這是哪裡？”幾天後，門外的事情好像全都被他忘記了。
《當父親把我忘記》
薛舒著
單讀∣上海文藝出版社 2024-1
01
“病人的掙紮，
可能是在爭奪自由和尊嚴”
帶父親看病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薛舒說：“那些病癥對應的科室是精神科，看到那三個字，他就本能地抗拒。”那時，父親尚有體力，為了躲避就醫，便常常外出。好說歹說，薛舒才說服父親，哄著他到了醫院。
核磁共振的結果顯示，薛舒的父親小腦萎縮得厲害。醫生沒有講出“阿爾茨海默病”，他隻是建議，由於沒有這方面的特效藥，如果采取治療，可以采用幹細胞移植手術，盡量緩解癥狀。否則，患者的忘性會越來越大。
作為子女，薛舒自然接受這一診療方案。但父親憂心忡忡，很是糾結。一開始，薛舒以為爸爸是舍不得花這筆手術錢。一次談話時，薛舒驀然意識到，事實並非她所想的那樣。“有天我們聊天，我說要不就不動手術了，他如釋重負，還說了句‘女兒，我太高興了’。”
過後，薛舒想，父親隻是沒有把“這件事情我可以做主”這句話和盤托出。她反應過來，父親原本是個堅定的人，凡事自己做決斷，最厭惡的就是人雲亦雲，到了現在，他成了病人，似乎隻能被迫接受別人的選擇。薛舒說：“我理解這個行為，一方面他確實想省錢，另一方面他是想證明自己還可以掌控生活的主動權。他的掙紮，是在爭奪自由和尊嚴。”
2017年11月9日，天津。
這傢醫院提供臨終關懷服務。
（圖/視覺中國）
薛舒的記憶裡，父親一直是個敏感而要強的人。年輕時，他從江蘇張傢港隻身前往上海，在工廠謀生，“時刻保持一種警惕心，那是他生存的本能”。他求上進、表現積極，希望自己能在社會上有一席之地，也漸漸接近自己的期冀。
成了傢，妻子加一雙兒女組成的傢庭成了薛舒的父親最珍視的港灣。在教育子女的過程中，他常說“要犧牲得起”。小時候的薛舒並不太懂，長大後，她才明白，父親其實常常會把自己對欲望的表達壓抑和隱藏起來。
發病後，父親的認知能力慢慢下降，他曾經警惕的某些性格缺陷也逐漸顯露。他與母親的爭吵越發激烈，薛舒經常要做“救火隊隊員”。起初，薛舒一接到電話，就從杭州灣驅車70多公裡，趕回浦東。後來，她索性就住在父母傢裡。
那段日子，薛舒全傢人和父親的病癥作鬥爭。薛舒沒有較為完整的時間，也沒有機會靜下心來寫小說。每到父親睡去，她就在桌子上寫一些零碎的日記，“每天寫點父親發生的事情，就當作宣泄了”。
當意識到這可以是本書時，薛舒愈加認真地對待——“寫到某些章節，我爸在隔壁房間睡著，我媽也睡著了，我開著臺燈，在另一個房間裡，淚流滿面。”對薛舒而言，寫作是情緒的出口，“它一方面讓我誠實地記錄每一件事，另一方面，也使我得到撫慰”。
《困在時間裡的父親》截屏。
02
“疾病是面向全傢的鬥爭，
寫下它是為了抵抗羞恥感”
阿爾茨海默病一旦發病，病人的思維混亂很快會表現出來。薛舒的父親在早期就產生了一些幻覺，這致使他虛構出不少往事，有時還會用這些事情指責傢裡人，母親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前一秒，父親也許剛編排出與母親相關的不貞的故事，後一秒，他就又去市場買菜了。
最初，薛舒的母親隔三岔五地給薛舒打電話，哭訴她受到的傷害。薛舒深感無力。一位編輯看過這些經歷後，一邊落淚，一邊跟薛舒講述自己父親的狀況。她說：“我的父親也有相似的情況，他每天給初戀情人寫信，寫‘你是我這一生唯一的愛’‘你是我永遠忘不了的人’之類的話，他已經忘了現在，可他的老伴就在旁邊，又要照顧他，每天又會看到這樣的信。”
類似的境況，常常讓最親密的人陷入一種矛盾的情感之中。不過，薛舒的母親沒用太久便適應了這些。在經過焦慮和糾結後，她坦然接受現實，日復一日地去照顧老伴兒。薛舒說：“我覺得我母親是個特別認命的人，而認命的好處，是她可以接納所有變故。”
薛舒的弟弟也投入到這場與疾病的鬥爭中。他在外地工作，當得知父親患病，他曾考慮過回到上海工作。整個過程中，他與姐姐薛舒始終保持著密切交流。
電影《漫長的告別》中，
山崎努扮演的父親
患上認知障礙癥。
一年夏天，薛舒出國訪問，母親獨自在傢裡照顧父親。有一天，父親跑到了外面，薛舒的母親無法勸返，隻得一邊跟著他，一邊給兒子打電話。在電話裡，兒子為父親指路，講清應該走哪裡才能回傢。父親知道聽筒那頭是自己的兒子，便一一應允。但等到兒子真正回到自己身邊時，他已經記不得眼前人。
薛舒說：“父親的錯亂，讓全傢人也跟著混亂起來。”在此之前，她還聽過一個相似的案例。那人是個醫生，與她的父親年紀相仿，出現同樣的癥狀後，他的傢人說不可以吃藥，因為“吃了藥會傻掉的”。在傢裡吵得天翻地覆、東西被砸得七零八落後，這傢人把他關進了小屋子。薛舒想：難道這樣就是對生命的珍惜嗎？
為了控制病情，醫生給父親開了精神類藥物，從而抑制他因為小腦萎縮導致的幻覺和精神問題。漸漸地，父親安靜了下來，但隨之而來的，是認知能力的下降。薛舒內心明白，終有一日，父親會忘記這一切。
薛舒將這些一一寫下，把內心的情愫與傢人的往事裝入《當父親把我忘記》。薛舒說：“當我在書寫以及剖析自己和傢人時，我對自己的要求是誠實，但同時，我會因為反思自己以及傢人、挖掘人性，不可避免地產生羞恥感。我想，我用寫作去打撈這些記憶，實際上就是在抵抗這種羞恥感。”
《漫長的告別》中，
父親母親的老照片。
03在臨終醫院，
完成漫長的告別
患上阿爾茨海默病後，薛舒的父親回過一次老傢——那是一傢人商議後的決定。薛舒回憶道，回故鄉的那些天，父親沒有一天是吵鬧的，“可能因為親友特別多，營造出了一種熱鬧的氛圍，在那個環境中，他感覺很不錯”。
在飯桌上，薛舒的父親常常前言不搭後語，老傢的親戚哈哈大笑，他也跟著笑。他感覺不出，人們實際上是在笑他。薛舒說：“其實他已經認不出所有人，但在一群陌生人中，他還是想要保持一種與生俱來的開朗與體面。”
再往後，父親將傢人遺忘、失能，這些都依次發生。和所有的病人一樣，他住進了老年病房。在那間房裡，他住了整整五年。薛舒在書中寫道：“他以一具不斷散發出敗壞氣息的軀體的形式存在，像一頭受傷的老動物，渾身破碎，奄奄一息。”談及父親在病房中的變化,薛舒的形容是“緩慢地活著”，她說：“沒有變化，他就躺在那裡，最多發出一些叫聲。”
2021年3月24日，沈陽。
一傢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
老年病病房內，傢屬將患者的心願
掛在心願墻上。（圖/視覺中國）
在病房裡，薛舒見過很多來來往往的人，有護工，也有“昨天還在問你討蘋果吃，今天就‘升天’了”的病人。她說：“隻有經歷過那個過程，才會知道在醫院的病房裡，一切都是尋常的，人會變得波瀾不驚。這裡成了一個哭泣和歡笑同時存在的地方。他們在不斷地衰老，同時保持著動人的天真。他們接受遺忘，也在迎接死神。”
2020年，疫情最嚴重時，薛舒的父親去世了。沒有追悼會，沒有儀式，僅有至親三人與父親進行了短暫的五分鐘的告別。有時，薛舒會想，父親選在那樣的日子離去，某種程度上，是對她的關照。“他讓我們不需要一邊悲痛，一邊操著心去照顧葬禮上的那些親朋，讓我們不用去面對那些煩瑣的儀式。這可能是他在用另一種方式體貼我、照顧我。”
在父親走之前，薛舒寫過幾篇以臨終醫院為背景的小說。作傢走走評價薛舒，說她“不是用自己的黑洞去寫人間的溫暖，而是用自己的溫暖去寫人間的黑洞”。2022年春天，薛舒在傢裡又完成了《生活在臨終醫院》一書，講述了父親在生命最後五年的歷程。那些護工、病友，也作為故事的一部分，出現在當中。
《生活在臨終醫院》
與《當父親將我忘記》
構成“生命兩部曲”。
她說：“生活本來每天都在改變人，人就是用來被改變的。任何時候對文學的不同看法，都是階段性的，或者，對不同書寫對象，文學的手段也會不一樣。而文學本身是不會變的，不管是對待物質、精神、審美、人性，文學的態度也不會變，那就是真相與誠意。”
跑在不少人看來，毫無保留地寫出父親的疾病與離去，是殘酷而悲慘的。在這件很多人不願意面對的事情上，薛舒想做的是“呈現某種溫暖”。她說：“我們依然要看到，寫下衰老，是為了坦然地回憶青春；書寫疾病，是為了珍視健康的美好；不避諱談論死亡，是為了更好地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