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上海民革老檔案——《解放前上海民革臨時工作委員會簡史》可以發現，內裡有一頁專門記載了“關於劉昌義的起義工作”的較為詳細的內容。

其中就提到1948年秋，劉昌義作為國民黨第一綏靖區副司令、國民黨51軍的軍長，在民革臨工會委員劉雲昭的陪同下找到王葆真秘密商談起義的事情，後來劉昌義就在上海蘇州河北岸率部起義。

隻是，後來劉昌義卻是被我黨按投誠優待，未能享受起義將領該有的待遇。

這期間到底發生了什麼誤會，劉昌義後來的結局又如何？

為蔣介石所打壓

革命戰爭年代，劉昌義雖身處國民黨陣營，卻礙於種種原因不得蔣介石的優待，就連後來成為國民黨留在上海市區的最高將領，也不過是被當了他人的替罪羊。

但劉昌義幾十年戎馬生涯，還是結交了不少老朋友、老同事，他們中的一些人在後來積極對他做了策反工作，幫助他投入了新中國的懷抱，也就讓他在最後的關頭做了最正確的決定。

劉昌義1905年出生在河北任丘，早年就讀於西北軍軍官學校。從該校高級班畢業後，他進入西北軍任職，從1930年蔣馮戰爭爆發開始就一直追隨在馮玉祥的身邊。

這是一場主要在中原地區的新軍閥混戰，包括馮玉祥在內，一眾國民黨軍閥因軍力編遣肇生不滿，意圖奪權挑戰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卻最終以蔣介石取得勝利作為告終。

彼時，馮玉祥已經加入國民黨足有4年的時間，劉昌義跟隨其後，自然也是國民黨人，自然也是和蔣介石有利益分歧的人。這也是他始終難得蔣介石優待的一個重要原因。

和馮玉祥一樣，劉昌義對蔣介石頒佈的不少政策存在異議。比如，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懦弱的蔣介石將全部希望寄托在國聯的身上，而對入侵中國的日軍采取所謂的“不抵抗政策”，就遭到了馮玉祥、劉昌義的強烈反對。後兩者自始至終主張積極抗日。

為積極促進抗日愛國力量的發展，呼籲團結抗戰，1933年，馮玉祥赴察哈爾組織民眾抗日同盟軍並任司令一職，劉昌義也作為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第三師的師長，打出了抗日的旗幟。

他們很快率部北上抗擊日本侵略軍，並乘勝收復了察哈爾省的全部失地，一定程度壯大了國內的抗日氣勢。

等到國內爆發全面抗戰後，劉昌義更是作為第一戰區豫北遊擊總隊司令，深入敵後與八路軍相互合作，打了不少勝仗，也逐步擴大了隊伍。

他的這些行動也得到了老上級馮玉祥的支持，兩人都是國民黨內少有的思想進步的人，為了抗日，一直主張國共合作。

隻是，國民黨當局並不樂意看到他們這樣的舉動。蔣介石看似同意組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際上仍是將更多的精力用於先解決“內患”，因此並不支持劉昌義在敵後和八路軍合作開展的遊擊活動，反而對其多有歧視和打壓。

一開始，劉昌義所率部隊還能按時得到該有的軍餉，及時補充武裝裝備用以和日軍作戰。

但後來，在蔣介石的示意下，國民黨當局幹脆不再向其所率部隊發放糧餉，反而要求他們就地籌款，並自己想辦法補給武器裝備。而那個時候，馮玉祥也因為種種原因，沒能有效為劉昌義爭取。

如此，劉昌義和其率領的部隊就陷入了困難的境地。沒糧食、沒武器的他們不可能在與兇殘的日軍的作戰中取得勝利，危急時刻，為保下戰友的性命，圖謀更長遠的未來，劉昌義甘願頂著天下罵名假意投敵。

他這麼做還有一個很直接的目的，那就是騙取日軍的糧餉和軍備，反過來給日軍一個重創。

1941年，劉昌義就抓準時機，趕在日軍顧問到其部隊視察時突然反正。在當場擊斃十幾名日軍佐尉級軍官、殲滅600多名日偽軍之後，他帶著3萬多名反正官兵返回了國統區，之後繼續積極投身抗日活動。

劉昌義本人也因此特殊經歷在國共兩黨揚名，得到了不少人包括中共領導人的註意。

隻是，後來劉昌義依舊不得蔣介石的重用。抗日戰爭結束之後，內戰爆發，劉昌義多數時間賦閑在傢，一直到1949年國民黨政權分崩離析，蔣介石和其親信部隊自治無力扭轉戰局，他方重新得到啟動，作為替罪羊被推到了前頭。

但其實，很早之前，劉昌義就表現出了親共的態度，1946年，他更是在一些老朋友的幫助下秘密接觸了共產黨，開始商談起了起義的事情。

率部起義卻按投誠優待

最早動員劉昌義起義的人是劉雲昭。後者是上海地下民革的委員，卻和劉昌義尤其是劉昌義的朋友、曾任國民黨蘇北司令的李明揚很是熟悉。

和劉昌義的“慢半拍”不同，本是遠房親戚、又感情深厚如親兄弟的劉雲昭和李明揚二人很早就和共產黨取得了聯系，並且倒向了共產黨的一邊。

但他們也很關心劉昌義的處境。上海解放前夕，兩人討論之後，決定由劉雲昭出面對劉昌義作出提醒。一方面是勸他不要充當他人的替罪羊，一方面也是為了給他牽橋搭線，讓一向親共的他能夠通過共產黨員王葆真加入民革，表明立場，爭取善始善終。

後來，上海戰役打響，也是劉雲昭出面幫助劉昌義和解放軍聯系，最終在蘇州河北岸發動了起義。

如此，抗日有功、在內戰中無大過的劉昌義也免去了一場劫難，能夠以全新的身份，繼續為維護國傢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奔走。

這也是劉昌義率部起義的經過。

隻是，劉昌義率部起義，卻沒有向其他起義部隊一樣保留部隊編制和番號。這是因為在起義前的談判中，與其聯系的解放軍的代表態度十分堅決，劉昌義也沒有很在意這一點，所以雙方還是達成了一致的意見，在協議書上簽下了各自的名字。

但他的這一舉動在後來卻被錯誤定性為投誠。這與其中產生了一些誤會有關。

事實上，早在1948年，劉昌義就通過劉雲昭的幫助和王葆真取得了聯系並且秘密談妥了起義的事項。為了不泄露信息、好安排劉昌義率部響應解放軍渡江南進，王葆真嚴格保密，始終與劉昌義單線聯系，這就使得中共內部也就少有人知曉真正的實情。

遺憾的是，就在劉昌義準備按照商議好的事項行動之前，王葆真不幸遭到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逮捕，劉昌義和中共失去了所有的聯絡，未敢輕舉妄動，一直到上海解放時才親自向解放軍前線的指揮官面洽妥當，並到其指定地點“投誠”。

之所以說是“投誠”，正是因為當時大部分人都誤會劉昌義是在造幣廠附近被解放軍打得沒辦法了才“投降”的，並且還錯誤以為全程都沒有民主黨派做動員劉昌義起義的工作。

正是因為了解真實情況的人當時不在，劉昌義又很難獨自做出讓人信服的解釋，所以劉昌義就隻能作為投誠將領，享受投誠將領應有的待遇，而不能向起義將領一樣受到更多的優待。

恢復應有待遇

劉昌義“投誠”之後，立即將蘇州河以北市區國民黨原有的陣地全部交給解放軍接防。而他則按照解放軍前線的指揮官的要求，到解放軍81師師部，配合該部盡可能消除國民黨其他部隊的抵抗。

劉昌義很清楚，有些國民黨部隊根本不會聽從他的命令，事實也是如此，當時駐守在上海的萬澤仁部隊就完全沒有理會劉昌義的勸說，依舊堅持繼續抵抗。但他還是很配合解放軍的行動，親自冒著被襲擊的風險去勸說他們投誠，隻是他們並沒有同意，最終這些人都被解放軍消滅了。

上海戰役結束後，“投誠”的劉昌義現實被安排到華東軍官訓練團學習，之後就被安排到上海市救濟委員會任顧問。而他曾經率領的國民黨51軍也接受了改編，被安排著南下解放其他城市。

新中國成立後，一眾國民黨軍官中，起義將領大多得到了最優厚的待遇，不僅本人可以進入新中國的重要部門任要職，也可以繼續擔任軍職，其所率部隊還不會被打亂建制，而是能直接編入解放軍的序列，在之後享受應有的軍功評級和授銜等。

隻是，劉昌義被錯誤定性為投誠人員，自然享受不到起義將領該有的待遇，隻能按投誠優待，以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委委員、全國政協委員等身份先後參與到上海和全國的建設當中。不過劉昌義也絲毫沒有怨言。

好在1985年，政府在查明情況後還是為劉昌義恢復了應有的待遇。上海市人民政府也給劉昌義重新頒發了起義證書。

1994年，90歲的劉昌義離世時，心中已沒有任何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