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斯威夫特、陰謀論與流行文化戰爭
作爲二十一世紀流行文化的標志性人物，歌手泰勒·斯威夫特毋庸置疑具有全球性的影響力。在過去的2023年，她完成了有史以來票房最高的音樂巡演，並與美式橄榄球運動員特拉維斯·凱爾斯交往，時代雜志將她評爲年度人物。她的一言一行引領著流行文化圈的風向。
然而，伴隨著美國大選的臨近，一場由美國極右翼發起的、針對斯威夫特的戰爭正式打響。據《紐約時報》報道，在特朗普支持者“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MAGA）的隊伍中，關于斯威夫特的陰謀論可謂層出不窮——包括將斯威夫特稱作五角大樓的秘密特工；暗示她正在鞏固自己的粉絲基礎，爲支持拜登總統連任做准備；在缺少根據的情況下指責她和凱爾斯在扮演情侶，並指控這對假情侶的行爲是在爲美國橄榄球大聯盟（NFL）、新冠疫苗以及民主黨背書。
當地時間2024年1月28日，美國巴爾的摩，泰勒·斯威夫特觀看橄榄球比賽爲男友助威。
在衆多的陰謀論中，有一些聲音格外突出。福克斯新聞主持人傑西·沃特斯（Jesse Watters）在節目中聲稱泰勒·斯威夫特是五角大樓資産。此外，多名特朗普的支持者暗示，斯威夫特決心從“真正的美國人”手中奪走“超級碗”慶典這一偉大的“公民宗教儀式”。
此前宣布退選，並高調支持特朗普的印度裔候選人維韋克·拉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在社交媒體上說，“我想知道下個月誰會贏得超級碗。我想知道，今年秋天是否會有一對在文化上受到支持的夫婦爲總統做重要代言。”支持特朗普的廣播員邁克·克裏斯皮（Mike Crispi）則聲稱NFL遭到了“操縱”，目的是傳播“民主黨的宣傳”。他說：“現在就可以預見： 堪薩斯城酋長隊（即凱爾斯所在的球隊）獲勝，進入超級碗，斯威夫特在中場秀出場，並在中場與凱爾斯一起爲拜登‘代言'。”
爲什麽極右翼人士會對這位明星如此憤怒？這或許與斯威夫特強大的動員能力和潛在的政治影響力有關。2023年9月，斯威夫特敦促自己的粉絲在Instagram上注冊投票，在線機構Vote.org報告稱，作爲回應，注冊人數激增至3.5萬人。加州州長加文·紐森（Gavin Newsom）稱贊她“非常強大”。隨後，《時代》雜志在12月將她評爲年度人物，掀起了又一輪MAGA憤怒。據《滾石》雜志報道，特朗普及其團隊認爲這項榮譽應該屬于特朗普。
究其根本，特朗普團隊認爲拜登極有可能在本次競選中獲得斯威夫特的支持，而這將對特朗普造成不利。事實上，早在2018年，斯威夫特在田納西州支持了兩位民主黨人：前州長菲爾·布萊德森（Phil Bredesen）和衆議院議員吉姆·庫珀（Jim Cooper）。前者當時正在競選參議員，對手是衆議員瑪莎·布萊克本（Marsha Blackburn）。斯威夫特在社交媒體呼籲爲LGBTQ群體爭取權利，並表示美國國內的種族歧視依舊普遍存在。對此，特朗普以公開支持布萊克本作爲回應：“我確信泰勒·斯威夫特對她一無所知”，並表示自己“對泰勒的音樂好感度降低了25%”。時間轉移到2020年，斯威夫特批評特朗普對新冠大流行的應對措施是將幾百萬美國人的生命置于危險之中，並公開支持當時的民主黨候選人拜登。
在政治因素之外，斯威夫特與橄榄球運動員凱爾斯的交往也引發了部分極右翼人士的不滿。盡管NFL的球迷群體龐大而多元化，但其中也不乏極度保守主義者，他們對凱爾斯宣傳輝瑞新冠疫苗大爲不滿。部分人士認爲兩位明星的戀愛對傳統的性別範式造成了沖擊。在他們看來，這是一個有錢有勢的女明星、成功的企業家，將一個成功的橄榄球運動員提升到新的人氣高度。這種針對“單身女性”發動文化戰爭的癡迷，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當時“新女性”和摩登女郎被嘲笑爲邪惡的性放縱和文明衰落的化身。
那麽，泰勒·斯威夫特會更積極地投身于本次競選，並造成更大的影響嗎？在《美國政治新聞》的專訪中，目前正在教授一門名爲“泰勒·斯威夫特的社會學”的熱門大學課程的堪薩斯大學社會學教授布萊恩·多諾萬（Brain Donvan）表示，他不認爲斯威夫特會以一種真正積極的方式投身政治。斯威夫特將會支持拜登，甚至可能會參加一兩次競選活動，但她並不會說政治和激進主義的語言。此外，考慮到目前美國政治暴力加劇、政治兩極分化嚴重的情況，僅僅從純粹的安全角度來看，對于這位明星而言，在政治問題上更加直言不諱未必是一件好事。另一方面，泰勒·斯威夫特的忠實支持者中的大多數無論如何都會投票給拜登。回顧2018年，斯威夫特支持的布萊德森最終還是輸給了布萊克本，我們當然應該承認她的影響力，但這種推動是有限的。或許斯威夫特最爲直接的影響，是發起成功的投票動員，爲拜登爭取選票。
多諾萬同時指出，極右翼針對斯威夫特發起的“聖戰”絕對是錯誤的策略——目前網絡上對于她的瘋狂攻擊將疏遠女性選民，考慮到斯威夫特的親和力與並不激進的政治主張，許多女性（包括非粉絲）都能夠與之産生共鳴，而對于這位明星的攻擊無疑將影響女性選民的投票選擇。另外，斯威夫特與年輕女性之間有著獨特的聯系，其粉絲群體可以說是目前美國最具沉浸感和激情的粉絲群體。激怒該群體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她們可以成爲一股政治力量，任何人都不應該惹怒她們。
在政治分歧不斷誇大、各種真假信息摻雜的美國社會，政治參與顯得格外複雜，卻又無處不在。就像多諾萬指出的那樣：身處現在的美國社會，人們做出的每一個消費和娛樂選擇似乎都在某種程度上帶有政治色彩。一個人喝什麽啤酒，去哪裏購物——所有這些微小的決定都在某種程度上成爲了政治話語的一部分，這讓人筋疲力盡。但這也是一種安慰。這代表了名人文化中非常重要的關聯性——我們想知道那些自己花費時間和金錢在他們身上的明星們，是否和我們有著相同的價值觀。
積極心態過時了嗎
澳大利亞獨立媒體《對話》（the Conversation）近日刊文剖析了一檔名爲“我受夠了（I've Had It）”的美國搞笑播客節目走紅的原因。文章指出，抱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不快確實有淨化心靈的作用，這檔節目的流行標志著從“有毒的積極心態（toxic positivity）”到“享受小肚雞腸（indulgent pettiness）”的文化轉向，但從積極樂觀轉向對抱怨的全面接受也並非沒有風險。
“我受夠了”由詹妮弗·韋爾奇（Jennifer Welch）和安琪·沙利文（Angie“Pumps”Sullivan）主持，她們笑稱節目的目標是對抱怨進行細分，從而在日常生活中變得更妥帖。她們的抱怨的對象包括普通的事物（無線吸塵器、飛機降落時鼓掌的人、冗長的Instagram說明），也包括政治議題（教育系統現狀），甚至還包含一些令人瞠目的內容，比如“孕婦”。自2022年上線以來，這檔節目登頂了蘋果博客榜單，多次在TikTok和X平台上瘋傳，主持人曾登上《今日秀》等知名節目。
這篇評論文章的作者是弗林德斯大學的學者瑪麗娜·戴勒（Marina Deller），她指出，人類作爲具有社群意識的生物非常需要歸屬感，因此常常模仿他人，包括在社交媒體上使用的措辭、語氣和情感表達方式。在過去的幾年間，處于社交媒體焦點的是一種超積極心態，有人認爲這種“報喜不報憂（good vibes only）”的趨勢與大流行以及人們在消化現實困境時希望能夠回避痛苦感受的渴望有關。但持續傳達快樂情緒是不可能的，研究顯示，預先規定的積極態度讓我們無法恰當地處理負面情緒，當人們因爲感到不開心而覺得自己是失敗者、在情緒中掙紮或是逃避情緒時，這種態度的結果適得其反。
如今，隨著這種有毒的積極心態被命名、被批評，人們開始尋求情感上更細膩的媒介。“我受夠了”的主播們就屬于這一波新的內容創作者，她們可以被稱作“情感博主”，爲接受甚至鼓勵抱怨的新媒體生態貢獻著力量。通過用語言反擊負面經曆，我們會體驗到愉悅的情緒。抱怨能帶來宣泄感，減少壓力，並（像八卦一樣）讓我們感到和他人親密。抱怨的這一社群面向恰好適合于播客這種通過分享高度個人化的故事來培養親密感的媒介形式。聽像朋友一般的、彼此本來就是朋友的主播一起聊天歡笑讓我們覺得得到了社交滿足，就像和真正的朋友視頻或發信息聊天一樣。在“我受夠了”中，主播們就是以經過精心設計的有助于和聽衆建立情感紐帶的方式分享自己的個人抱怨和故事。粉絲們可以通過語音留言、評論和當嘉賓的方式參與節目。如此種種都讓人感覺真的可能和主播們成爲“現實生活中”的朋友：節目的推廣標語是“讓你的擬社交友誼變得真實”。
抱怨能讓人們靠近，也能讓人們疏遠。不可否認的是，詹妮弗·韋爾奇和安琪·沙利文是兩位富裕且人脈廣泛的女性，她們利用自己的特權建立了一個關于抱怨的平台。同時，她們也誇大了自己的線上人格，詹妮弗承認“我不像在播客中表現得那樣冷酷無情”。就像預先規定的積極態度一旦排斥了其他情緒就會變得有毒一樣，過分強調不滿也會滋長負面情緒，或者導向消極對抗和非直接的交流方式，讓我們變得不討人喜歡，疏遠所愛之人，惡化我們的心理健康。
一些評論者批評“我受夠了”鼓吹負面情緒，兩位主播把這些評論作爲素材，她們一邊把這些惡評讀出來，一邊加倍抱怨和大笑，以這種方式巧妙地化解了批評。最終，她們承認小肚雞腸有些“傻氣”但也有其歡樂和魅力。
研究顯示，快樂的人也可以愛抱怨，只要能夠很好地把握心態並知道適可而止。文章最後，戴勒與像她一樣時不時愛發點牢騷又想要平衡情緒和維護關系的讀者分享了幾條專家建議：需要分清楚用來發泄怒氣的“表達性抱怨”和想要借以實現某種目的的“工具性抱怨”；談論某件事情帶給你的感受，這樣他人就能夠與你共情；在大發牢騷之前，征得所愛之人的同意。
另一則關于積極心態的評論來自《衛報》，在這篇題爲“年輕女性正在抛棄‘愛自己身體（body positivity）’，是時候停止外貌沉迷了”的文章中，作者索亞·帕特爾（Zoya Patel）指出，所有的“身體自愛運動”仍然將對話集中在我們的外貌之上，因而只是強化了外貌的重要性。
近期，社交媒體上興起了一股發素顔視頻的風潮，引發了巨大的爭議，例如這次活動的發起平台Tiktok上，一條28歲女性的素顔視頻收到了15000條評論，其中三分之一在批評這個女性曬傷的皮膚和臉上的皺紋，剩下三分之二在抨擊這些批評。事實上，這並不是女性主義者及其支持者們第一次嘗試在社交媒體上對抗美容業及其影響，2014年，Instagram也曾掀起“素顔自拍（NoMakeupSelfie）”風潮，很多女性分享了自己不化妝的照片來“頌揚自然美”。
“愛自己身體運動”發源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肥胖者權力運動”。帕特爾于是發問，幾十年過去了，爲什麽這個運動沒有效果？爲什麽年輕女性沒有對美容業及其施加給我們的，要保持苗條、優雅、美麗，不能有任何曬斑、皺紋和瑕疵的壓力置之不理？情況恰恰相反，美國整形外科醫師協會在2023年的報告中指出，四分之三的整形外科醫師發現，30歲以下接受整形美容的顧客人數激增，其中最受歡迎項目是唇部填充和肉毒杆菌注射。
帕特爾認爲，這些旨在提高年輕一代對自我身體的接受度的正向運動之所以沒有奏效，是因爲它們仍然將話題聚焦在我們的外表之上。現實情況是，接受自我身體的旅程是個人的，而不是集體的，因此女性主義信息、好的榜樣或是媒體呈現的多樣性都無法抵消社會對于某種特定美感的癡迷（這種癡迷每五年左右會隨新風潮變化）。只要我們願意通過消費來消除不安全感，美容業就會向我們兜售商品。
帕特爾寫道，“作爲女性，我們終其一生都徘徊在自我厭憎和不安全感的荒野之中，途中經過美容業制造出的海市蜃樓——更細的大腿、更光滑的前額或豐盈度恰到好處的嘴唇。”最終，隨著衰老發生，我們要麽抵達彼岸的綠洲，真正不再在乎容貌，轉而關注身體的其他用處，要麽沉溺于幻象之中，試圖抓住如煙飄散的青春之泉。而積極對待自己的身體和女性主義的其他建議一樣，只能供我們思考，真正做出選擇的只能是每個女性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