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94年，仕途一瀉千里專業戶、樂天派rap達人、斜槓老年蘇東坡，再一次從湖北，被貶官南下。
這趟目的地是廣東（古惠州）。
在當時，廣東屬於蠻夷之地，人人避之不及。課本稱之為「百越文身地」，是個「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的流放之所。
貶官去這個地方的同事，離京前要見一下最後一面，因為，大概率就是人生最後一面了。
就像今天你同學說，要去印度、緬甸打拚一樣。那時候大家對蠻夷之地的恐懼，有三個原因。
一是古代城市面積小，綠化率特別的高。蚊子如同轟戰機編隊，雨季房樑上都能有懸掛的毛蟲，蜘蛛結網遮天蔽日，大晴天的，也得撐把傘，才有安全感。
二是疾病橫溢，在潮濕地方住久了，渾身上下不得勁，手指腳趾都會長出蘑菇，俗稱濕毒。
三是當地人,皆是些南部牛仔。
最早的一支，據說是被楚國打敗後，向南遷入叢林中，經過時間洗禮，不斷與天斗，與地斗，已經成了生育數量超群、家族空前凝聚、腦子格外靈光的潮汕部族。
另一支是中原來客，是兩晉戰亂中，拖家帶口搬來的窮苦百姓。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即使客家人。
還有一小撮的廣府人，祖上和朝廷也算沾着親的。
此三者的共同點，莫過於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搶資源，特別能生孩子。
女人們不是在生孩子，就是在生孩子的路上。男人們就發愁如何種吃的，搶吃的，找吃的。
從地貌上看，廣東是連綿的丘陵，沒什麼水土流失問題，山澗清澈見底，河流沖刷到入海口，才形成約莫一小片平地。七山兩水一分田，其中一部分田地，還是潮水退下後形成的灘塗，鹽鹼的厲害，不好種莊稼。
為了養活一家老小，餓到不行，廣東人就像野外生存的特種兵一樣，找到啥，就吃啥。
比如蛇蟲鼠蟻皆可入菜，不管啥味道，先拿來涮涮。
比如臭臭的雞屎藤。聞着一股怪味，但是嚼起來能補充植物蛋白，也能填飽肚子。
雞屎藤 圖源：百度百科
在嘗百草的過程中，順便還總結出了一套盤絲洞滿漢全席，家喻戶曉的黑暗料理菜譜。假如把我們放在那個環境裡，我們也能成為食物發明家。
SARS之後，國人在「異食癖」這個問題上，似乎盯上了廣東，餐桌下開猴腦的故事，一夜間傳出八百個版本。
但其實縱觀北緯25度，和廣東處在同一水平線上，乃至更南邊的，例如雲南、緬甸、越南，吃的一個賽一個得奇葩。
西雙版納的竹蟲、知了、炸蠍子，越南的沙蟲餅、烤貓肉、生吃蜈蚣，緬甸人吃青苔，就像我們吃海苔一樣自然。
第一個吃螃蟹的，是英雄。我始終認為，東南亞人敢打敢拼，敢於嘗鮮的性格，和他們的飲食習慣有很大關系。
包括全國生育率大跳水的今天，廣東的生育率依舊在8.3‰高位，是江蘇的1.6倍，浙江的1.3倍。
人口逆增長的大背景下，如果哪天東北大街上能見到老虎，鶴崗淪為荒涼的「空城」，那時候的廣東，就是中國新的人口發動機。
去除廣州、深圳這兩座嘗盡國家紅利的城市，來看廣東普通小城的生育率，粵西的湛江12‰，粵東的汕頭13.2‰
我有個廣東同學，是這樣解釋的，說潮汕、客家土著，普遍對女孩子的家庭觀念要求很高，嫁去這種婆家，要生很多孩子，然後在家安心拉扯孩子。
就像滾滾車輪推着人往前走，里邊有種極大的慣性，你若是個愣頭青，提出自己的觀點，槓一下，就會被慣性無情碾壓。
表現為在小縣城裡集體聲討你，孤立你，精神上打壓你，出門買糧油種子都會被嘴兩句。
若不是從小薰陶下來，這種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外地女孩子一般接受不了。因為學校傳授的，是九門課一科不落，畢業後走遍天下；是女子能頂半邊天，全職媽媽有風險。
所以帶來一種觀感，即，潮汕、客家人不外娶。
她說，她在自己家，和乖順的姐姐妹妹比起來，一直被視為離經叛道。所以她填志願時，特意選了個離家很遠的學校，放假就在附近城市實習打工，租房次數多了，現在輕車熟路，過年也難得回家。
畢業後，她沒留在大學城，一個人背包去了廣州。沒回老家，離得倒也不遠。
廣州和深圳，完全是另一種存在。
城市的氣質，大略可以稱為萬類霜天競自由。
那年的冬天，我還沒喝上冬天的第一杯奶茶，就收到了她寄來的包裹，說是給我買了兩件毛衣。也不是特意買的，就是在逛街的時候，順手淘了兩條料子好的百搭款，給我寄來。
我說咋可能這麼便宜，你不要蒙我吶。
她說沒蒙我，料子是正經料子，就是在新中國大廈里頭，得鑽到衣服堆里去使勁兒淘，清倉的時候人擠人，滿地都是包裝袋子、綑紮繩子。
外地老闆用黑色大垃圾袋裝貨，她就跟在後邊，套出價格後，求着老闆加一件。等於是做了個「一件批發商」。
她說，上班後最大的轉變，就是開始摳搜了。以前覺得年輕漂亮的時光，不過這幾年，值得多買點衣服。現在覺得，不必被消費主義洗腦，當季衣服兩周不重樣，能保持工作上的禮儀，就足夠了。
因為做的是互聯網企業，加班很多，碰上連軸轉，一周都睡在公司，辦公室的怨氣，足夠養活十個邪劍仙的。
用她同事的話來說，時間都用來賺錢了，就沒有時間花錢了。開源節流，原來能一起完成。
她說她最大的夢想，就是40歲前財務自由，然後退休，住進養老院，痛痛快快地開始下半輩子。
廣深剛好適合她的需求，大家都埋頭搞錢，就不會折騰些有的沒的，受閒氣少。涉及利益，就正大光明地爭，爭不贏，就江湖再見，換家企業重新再來，青山不改，綠水長流。
而且，真的能存下很多錢。
她說入職前租的公寓，每月3000 ，入職後整整一個月，早八晚九，披星戴月，天不亮把自己塞進地鐵里，就着月光回到家門。項目上手後，周末也直接報銷，一個月沒見過小區的白天。
後來，索性改租了城中村的握手樓，優點是價錢便宜，缺點是陽光不好。反正難得在家見到陽光，公司是高樓層，白天在茶水間俯瞰這座城市，窗景比啥都強。
廣深的城中村，與江浙滬比起來，確實是一大奇景。
同樣是鄉鎮企業遍地開花，江浙滬是攤大餅式發展，政府有了點錢，開發一片新地，再有點錢，又收購一片郊區。同心圓似的，一圈一圈擴張。
廣深不然，他們有一個突然增長，就那幾年，發展斜率遠遠超過江浙滬。就像注射了經濟激素，如同肌體發泡一樣，分化出各類工廠，圍繞着工廠，再產生職工宿舍需求。
從衛星劃片上看，有的城市，城中村是片狀，那一般是老城區。
廣深這類城市，則是點狀，一小窩一小窩的，因為他們本就是私營小廠職工宿舍催生的。
在建廠之初，土地都屬於村集體，腦子活絡的村民就先蓋起了房子，租給工廠做宿舍。其他村民不甘落後，也紛紛蓋房。離工廠近的土地稀缺，於是大家就無視規定，蓋得更密集，反正是出租，房東自己不住，就不在乎採光。
今天的握手樓，從一樓到頂樓都加裝防盜窗，說到底，是歷史上監管不健全的產物。
不健全，是全方位的。那時候宗族力量比較強，基層組織相對薄弱，所以對高度要求，抓的也不緊。
換在江蘇，農家自建房，只能蓋兩層，第三層只能是尖頂閣樓，高度超標的，鄉政府帶隊伍來直接扒掉。
江蘇還有個說法，講高度影響氣運，村里普遍迷信，相信鄰居房子高，就會影響自家的氣運。誰家蓋的高，周邊鄰居就同仇敵愾，後來發展到，高度、寬度、長度，都不能是村裡的現眼包。
所以現在走江蘇的高速路，兩邊清一色的，都是兩層半的赫魯曉夫樓，同款的，就像1688批發的樂高一樣。
廣東情況則不同，當初粗放的管理下，誕生了許多六七層自建房，各種朝向都有，外觀顏色款式百花齊放。
而且七八層房的拆遷費用，是江蘇小矮樓的兩三倍，對政府拆遷預算來說，是個更大的難題。所以，異常的層高作為導火索，直接點燃了珠三角城中村尾大不掉的問題。
圖源：新華社
老城區的拆遷費用，有多驚人呢？
假如你拆一棟7層小樓，預算要7000萬。做個一般規模的市政項目，僅征地補償這塊，預算大概就會飄過10億。
這兩年財政吃緊，各地政府是，3個蓋子配7個鍋，拆東牆補西牆，10億的預算，足夠蓋好幾個鍋了。
疫情封控時期，廣州淪為「病毒培養皿」，病例數扶搖直上，很大程度上與城中村有關。
小區沒有明確的邊界。家裡做小生意的，好些都有後門，拿快遞，大門小門四通八達，理頭發的功夫，就能從後門離開封控區域。
好些老房子，和我們印象里的一梯一戶相去甚遠，回一趟出租屋，先上樓梯，在過連廊，經過某家人私裝的小門，再上閣樓，才能看到房間。一棟樓的復雜，堪比3D版重慶。
政府也想提升市容，也想拆主城區，但客觀條件上不允許。所以我們就看到，新項目位置，普遍越來越遠。
2000年的時候，廣州市長在新聞發布會上，說過一句讓人大跌眼鏡的話：
城中村的改造，不是3年、5年、10年的事，可能要花一兩代人的時間。
如今20年過去，GDP騰飛的黃金歲月，已經悄然落地。上升期沒能解決的問題，到了經濟寒冬就更難解決。過快發展的後遺症，是塊硬骨頭，得慢慢啃。
老村的牌坊，依舊在鬧市里豎着，如同別致的小區門樓。招租廣告貼滿街頭，無論你是哪裡人，來了就是「精神客家人」。
星羅棋布的城中村，散落在高樓大廈之間，自行車、電動車，穿行其中，車把上掛着，大把小把的蔬菜。猛然回頭，也會覺得，雖然走出半生，歷史卻並不遙遠。
參考資料：
李培林：《巨變_村落的終結——都市裡的村莊研究》
閆小培：《快速城市化地區城鄉關系協調——以廣州市「城中村」改造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