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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勇是留守在陝北為數不多的北京知青，他之所以至今還生活在陝北沒能回北京，一是因為他娶了陝北婆姨，兩個娃娃都在延安工作。二是北京已經沒有了他的住所，他父母留下的房產都成了弟弟一個人的產權。
說起自己的知青往事和情感生活經歷，張大勇很感慨也很激動，他說當年要不是老隊長為他操心，他有可能就打光棍了。這輩子，他永遠都要感激老隊長，永遠也不會忘記鄉親們的恩德。
據張大勇師傅回憶，他是1969年1月15日乘坐知青專列離開北京的，當時同行的基本都是西城區的初中學生，也有高中生，但很少。張大勇說，他只有小學文化，根本算不上知青。何況他當時都二十二歲了，整個車廂里，除了列車員，數他的年齡大，他感覺自己就像跑進羊群里的一頭駱駝，格外顯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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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銅川車站後，大家在銅川住了一晚，第二天吃過早飯，就坐上了解放牌大卡車繼續進行，最終來到了陝北延安地區的延長縣，他們十二名北京知青被分派在延長縣劉家坬大隊第三生產小隊插隊落戶，大家臨時住在了隊里的兩孔破窯里。
靠外邊的一孔窯里有土炕，也有鍋灶，五名女生住在了外邊的那孔土窯里。靠裡面的那孔窯洞很寬敞，窯洞的窗戶還算完好，只是兩扇門板都破損了，外面掛了一個草簾子，窯里黑乎乎的，還有一股子臊臭味。地上鋪了秫秸和穀草，男知青睡的是地鋪。後來男知青們才知道，他們居住的那孔窯洞，是隊里的羊圈。
三隊的劉山窯隊長很和善，他和鄉親們幫男知青擺放好了行李。不好意思地說：「你們先住下，等來年開春天暖和了，就給你們搭炕。」「隊長，我們咋吃飯啊？」張大勇問道。
劉隊長笑了笑說：「外邊那孔窯里有鍋灶，哦（我）安排一個婆姨幫你們做飯。丑話可要說到前頭，半月二十天的你們要學會做飯，到時你們就得自己做飯吃。」劉隊長說完，又問張大勇：「你個後生多大啦，叫個啥名字？我看你能頂事，乾脆你就來當大家的組長，你們這幫娃娃，總得有個當家主事的嘛。」「隊長，我是問題青年，我有案底，我不能擔任這個組長，你還是安排別人吧。」張大勇坦誠地說道。
原來，張大勇三年前就到醬菜廠當了工人，因為看不慣醬菜師傅的專橫跋扈，一氣之下，他把醬菜師傅揍了一頓，按進了醬菜缸里，差點出了人命。張大勇在派出所關了一天，批評教育後被他父母領回家，從此也就失去了工作，還留下了案底，成了問題青年。也是因為那次打架，張大勇的嘴巴子上留下了一道疤痕。
聽了張大勇的講述，劉隊長笑着說：「你們以前的事情我管不着，我也不知道什麼是案底，那是你們北京的事情。在咱這，我是隊長，我說了算，我說你能當這個組長你就能當。」
就這樣，張大勇成了劉家坬大隊三隊知青小組的組長。
張大勇擔任了知青小組的組長，他首先承包了大家的吃水問題，一天三擔水，誰也不許和他搶。關鍵是其他知青都是十六七歲的孩子，冷不丁讓他們去陡峭的溝坡下挑水，他們還真有點費勁。
幫知青們做飯的是一位年輕婆姨，叫劉改玲，當年二十三歲，是個寡婦，帶着一個一歲半的女娃。要說這個劉改玲吧，真是一個苦命的女人，長得很漂亮，卻紅顏命薄。結婚不久，她男人馬有根為了讓她過上好日子，就利用早晚的時間，去山後的那家小煤窯挖煤掙外快。他只在煤窯幹了三個月，就在煤窯遇難了，當時劉改玲剛懷孕五個月。
劉改玲生下娃娃還沒出滿月，她公婆就發話了，說劉改玲願意改嫁就改嫁，他們不干涉，這個娃娃他家也不認。馬有根的撫恤金歸他父母所有，劉改玲居住的那兩孔土窯，他老馬家就不要了。
劉改玲的娃娃叫馬蘭，很乖巧，劉改玲來幫知青們做飯，就把娃娃帶到隊部來。知青們都很喜歡馬蘭，給她糖果吃，還抱着她玩耍。知青們也很同情劉改玲，幫她燒火，幫她推磨，也主動跟她學做飯，知青們很快就跟劉改玲熟悉起來了。
有時候劉改玲也搶着去挑水，她說她來做飯隊里給她記工分，她應該去挑水。張大勇卻說：「我是組長，我是個男人，咋能讓一個婦女去挑水，這不是讓鄉親們笑話我們北京知青嗎？」劉改玲很感激張大勇，也感激知青們。在劉家坬大隊，年輕後生見了劉改玲都躲着走，很少有年輕後生和她打招呼，因為結婚不久她男人就死了，村里人都說她妨男人，是個掃把星。
一直到了春節過後，春耕備耕生產要開始了，地里的農活該忙了，知青們也學會了做飯，劉改玲才不幫知青們做飯了。
春耕春播生產開始以後，劉改玲也和社員們一起下地干農活，有時把馬蘭一個人放在家裡，有時帶她下地幹活，有時把馬蘭送到姥姥家。馬蘭的爺爺奶奶不讓進門，劉改玲只好一個人承擔起了養育娃娃的責任，鄉親們都很同情她，也都指責馬蘭的爺爺奶奶不像話。
當時劉家坬大隊沒有磨坊，知青們磨麵也要推碾子拉磨，推磨倒是沒啥，大家有的是力氣。可他們不會羅面，也沒人願意學羅面，因為羅面弄的滿身都是麵粉，太髒了。每當知青們推磨的時候，劉改玲就來幫知青們羅面，為此，大家都很感激劉改玲。她家有什麼事情，大家也都去幫忙。
北京知青丁愛迪和陝北農民在一起
一晃就到了1973年春天，因為張大勇經常幫劉改玲挑水干零雜活，村里漸漸也就有了閒話，嚇得張大勇不敢幫她挑水幹活了，劉改玲也不好意思去知青點串門了。
有一次劉隊長問劉改玲：「張大勇這個人到底咋樣？你最近咋不去知青點哩？是不是他……」「隊長，張大勇好着哩，人勤快心眼也好，我不去知青點是怕旁人說閒話，人家可是知青哩，我是個寡婦，不能壞了人家的名聲……」劉改玲說着，竟然抹起了眼淚。
知道了劉改玲的心事，劉隊長心裡就有譜了。第二天出工勞動時，劉隊長問張大勇：「大勇，不忙的時候你就幫幫改玲，他帶着娃娃多可憐啊。人家改玲可是個好女人，也沒少幫你們知青，我看她經常幫你們羅面，還幫你們縫補衣裳。」「隊、隊長，不是我不想幫她，可我是個大男人，人家孤兒寡母的，你沒聽見別人說閒話嗎？我怕對她影響不好。」張大勇不好意思地說道。
其實，劉隊長也知道張大勇的心事，張大勇是個問題青年，年齡也大了，他父母給他寫信也說過，有合適的，就在陝北找個對象，別等年齡大了打了光棍。他也看出了張大勇喜歡劉改玲，只是知青點十多個人，劉改玲來了他也不好意思和劉改玲說話。知青點離劉改玲家又遠，張大勇也不方便去幫助劉改玲。
那年夏天，縣郵電局招投遞員，劉家坬大隊把唯一一個招工名額給了張大勇，主要是考慮他的年齡最大，怕他耽誤了婚姻大事。可當時招工需要政審，張大勇打架斗毆有案底，他也就沒能去縣里當工人。張大勇沒能去當工人倒也沒鬧啥情緒，就是覺得白瞎了一個招工名額，害的旁人也沒能去當工人。
那年秋後，劉隊長突然找到張大勇說：「大勇，馬老二這幾天鬧腿疼，你去牛棚替他打更吧，隊里一晚給你記三分工，不耽誤白天出山勞動。」
三隊的牛棚就在劉改玲家的東邊，隔着一條泄洪溝，從劉改玲家去牛棚，也就三五分鍾的時間。張大勇到牛棚打更以後，每天一大早他都幫劉改玲挑一擔水，等他挑來了水，劉改玲才剛好起床。接連挑了十幾天的水，也沒有社員遇到過張大勇，張大勇心裡也就踏實了，他也怕有人再說閒話。
一天晚飯後，劉改玲煮了五個雞蛋，留下一個給馬蘭吃，她端着四個雞蛋去了牛棚。牛棚里就張大勇一個人，等張大勇吃完了煮雞蛋，劉改玲突然從背後摟住了張大勇……
過了不久，張大勇和劉改玲領取了結婚證，知青們幫忙把張大勇的行李和生活用品都搬到了劉改玲家。新婚的第一個晚上，張大勇吃過晚飯就來到牛棚，只見劉隊長已經躺在土炕上打起了呼嚕。
張大勇叫醒了劉隊長，讓他回家睡覺，劉隊長坐起來生氣地說：「你真是個糊腦松哩，都結婚了還想着掙這三分工呀，趕緊回去當你的新郎官，這打更的好事以後就撈不着你哩，馬老二的腿早就不疼了，趕明他就來牛棚打更哩。你打更的這些日子，隊里也給馬老二記着工分哩，他的婆姨是個殘疾，馬老二家的光景可是一爛包哩。」
這時張大勇才恍然大悟，原來劉隊長安排他來牛棚打更，是早就謀劃好的事情，就是為了促成他和劉改玲的婚事，這個事情可真是讓老隊長費心了，張大勇發自內心地感激老隊長。
婚後第二年，劉改玲生下了一個男娃，起名張二成，在劉家坬大隊插隊落戶當了五年多知青，張大勇不僅解決了自己的婚姻問題，還兒女雙全了。
1980年春天，張大勇被招工到縣卷煙廠當了車間工人，轉成了非農業戶口，端起了公家飯碗。1988年，劉改玲的大女子馬蘭也被招工到卷煙廠，當了臨時工。張二成十八歲那年，考上了延安師范學校，畢業後在延安一所中學當了老師。
張大勇退休後，又回到劉家坬，和他婆姨一起養羊種責任田，生活雖然算不上很富裕，倒也是豐衣足食，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前幾年張大勇也有過回北京生活的打算，可到北京一看，父母留下的兩間房子動遷後，回遷房成了弟弟一個人的產權。弟弟倒是想給他一些補償，弟媳卻離婚要挾。劉改玲說算了吧，都是親兄弟，不能因為錢財拆散了弟弟的家庭。
知青們當年居住的土窯
目前，張大勇夫妻倆還生活在陝北，他的女兒和兒子都在延安生活，這輩子他也就不打算離開陝北了。老隊長去世好多年了，張大勇年年清明都去給老隊長上墳，他說當年要不是老隊長操心，他和劉改玲的婚事也不會這麼順利，自己有可能就得打光棍，老隊長和鄉親們的恩情，張大勇師傅說他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作者：草根作家（感謝張大勇師傅提供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