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後主李煜的詞，宋徽宗趙佶的字畫，明熹宗朱由校的木工，那可是中國文化歷史上的極品，可謂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隻可惜他們都是皇帝，不是說他們當了皇帝很有才華，而是說當了皇帝耽誤了他們的才華；生在帝王傢也不是他們所能選擇的，他們的蓋世才華恰恰沒有尋找到最合適的位置。
正可謂：“當位則中正，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如若不是生在帝王之傢，他們一定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熠熠生輝；可是生於皇室，一方面享受著皇室的榮華富貴，一方面承受著皇室帶來的不堪重力。
古話說得好：“欲達高峰，必忍孤寂；欲戴皇冠，必承其重。”
宋朝第八位皇帝宋徽宗趙佶（公元1082年11月2日-1135年4月11日），出生於農歷壬戌狗年，天幹五行屬水，生肖稱之為水狗。趙佶十八歲繼位，在位二十六年，被俘九年，享年五十四歲。
趙佶所處的時代不好，朝廷岌岌可危，但是他在藝術上的造詣極高。宋徽宗對繪畫可算是真摯至深，在他的熱愛下，宋代的繪畫藝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他的字自成一體，後人稱之為“瘦金體”；他的花鳥自成一派，後人稱之為“魔術寫實主義”。
趙佶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真正擁有較高藝術涵養和繪畫才能的皇帝，被後人稱之為“畫傢皇帝”和“丹青皇帝”。
1082年，一位父親站在南唐後主李煜畫像前祈禱：“希望我即將出世的兒子能如他一般溫文儒雅、氣度不凡。”不久他的第十一個兒子趙佶出生了，宋神宗看著剛剛出世的趙佶默默斷言：兒子的顏值和才華必定都比李煜高數百倍。
命運總是無常，他隻猜中了開頭，沒有猜中結尾。趙佶才華橫溢，琴棋書畫詩香茶，樣樣精通，但他也步了李煜的後塵：慌亂中繼承了兄長宋哲宗的皇位，後又淪為亡國之君。
歷史何曾相似？或許也是命運使然。
趙佶坐上皇位後，剛開始也想給國傢百姓做點事，他搞的新法卻被朝中權臣拿去做爭權奪利、貪污受賄的幌子。當他發現自己無法左右臣子的時候，他幹脆將朝政一丟，沉溺於丹青筆墨之中去了。如果說宋畫是我國古代藝術的巔峰，那宋徽宗絕對是屹立在這座巔峰上的巨石。
宋徽宗在位期間，創立了宣和畫院，發展了宮廷繪畫流派，培養了一大批畫傢，比如《清明上河圖》的張擇端，《千裡江山圖》的王希孟，《萬壑松風圖》的李唐，都是中國繪畫藝術史的巔峰之作。
可惜，趙佶不是普通人，而是皇帝。一個皇帝不務正業、不理朝政的後果便是國傢的災難。“靖康之變”還是發生了，宋徽宗被廢為庶人而成了階下囚，在受盡凌辱後，最終客死異鄉，令人心痛。
明朝第十五位皇帝明熹宗朱由校（1605年12月23日-1627年9月30日），出生於農歷乙巳蛇年，明朝萬歷三十三年，五行屬木，生肖稱之為木蛇。朱由校十六歲繼位，在位七年，享年二十二歲。
做一個皇帝對他來說，實在不是自己所願。他文化程度不高，但心靈手巧，對木器制作有極高的天賦和造詣，還有創新精神，堪稱天才少年，後人稱之為“少年魯班”。
如今各行各業都大力提倡“匠人精神”，縱觀中國人歷史上不乏“匠人”和“精神”。光有“匠人”和“精神”還不行，最重要是合適的環境。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水土養一方藝術，說的就是這樣的道理。
據《曠園雜志》記載，朱由校曾以乾清宮為原型，制作出三四尺高的木制縮小版模型，高不過三四尺，卻曲折微妙，小巧玲瓏，巧奪天工。他還曾做沉香假山一座，池臺林館，雕琢細致，堪稱一絕。他發現當時的床架為求穩固而異常沉重，十幾個人才能移動，不僅用料多，而且樣式也極普通。
朱由校便潛心琢磨，設計出一套可以活動、折疊的床板和床架，床架上還雕鏤有精美的鳥獸花紋，裝嵌名貴的寶石，實用而美觀。
據說，凡是他所看過的木器用具、亭臺樓榭，都能夠做出來，常常是樂此不疲，廢寢忘食，在他內心隻想安安靜靜當個木匠。按照現在的話來說，他可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基礎研究與實踐應用復合型人才。
清代學者趙吉士說他“天性極巧，癖愛木工，手操斧斫，營建棟宇，即大匠不能及”。他將自己一生最主要的才華、精力都放在了木工制作上了。
搗鼓木工活是一個正當的興趣愛好，比那個什麼花天酒地、胡作非為的皇帝應該強許多。朱由校是一個喜歡做模型、喜歡手工的內向少年，偏偏他又不得去做了皇帝。不然的話，他一定能成為那個“以無厚入有間”的“得道庖丁”。
所謂的匠人精神、心靈手巧無外乎是成千上萬次練習以後的結果，但是你要說這個畫圖和設計，這需要的是一個人的天賦，不光是腦子聰明不聰明的問題，因為這個可不是光靠說能練出來的。
朱由校雖是明光宗朱常洛的長子，由於生母是選侍的原因，天性愛做木匠之活的朱由校，每天都去雕雕刻刻，學業耽誤得幹幹凈凈，但是他的雕刻刀法和技藝卻成了千古一絕。
天地不仁，造化弄人。明光宗的匆匆駕崩，不起眼的朱由校被稀裡糊塗地推上了皇位。對於從天而降的皇位，朱由校一點也不上心，他依然整日在宮殿裡和斧頭、鋸子、刨子打交道。整日的無暇朝政，使得朝局在其乳母和魏忠賢的把控下國勢日益衰微。
你千萬別以為朱由校隻擅長做木匠，他表面看起來不理朝政，但對局勢心裡清楚得很。他懂得做木匠原理就是平衡，治理國傢也是需要一個平衡。他利用魏忠賢對抗東林黨，為的就是讓國傢各方權力達到一個平衡，這樣國傢就相對穩定了。
看起來朱由校不務正業，這種其實就是老子的“無為無不為”。
“吾弟當為堯舜。”或許崇禎皇帝臨死前才明白哥哥的這句話，繼續重用魏忠賢就是為了平衡之道。自以為聰明的朱由檢覺得他哥哥就是個隻會做木匠的傻子，最後才知道真正的傻子就是他自己。
丹青皇帝趙佶和木匠皇帝朱由校的故事讓我們不禁感慨：如果一個人沒有在自己合適的位置上發揮自己的天賦，反而在一個不合適自己的位置上耗費生命，甚至是胡來，是多麼痛心和遺憾的事情啊！
這可能就是孔夫子說的“知天命，盡人事”，唯有知位，唯有當位，方成大業。
大傢都知道，《周易》裡面有個重要的概念，叫“當位”與“不當位”。講的就是爻與爻之間的關系，對應的就是客觀世界中物與物、人與人、人與物之間的復雜關系。
《周易》有六爻，由下而上，分別為初、二、三、四、五、上，偶數為陰，奇數為陽。其中初、三、五這三爻的位置屬於陽，凡是陽爻在這三個位置上，就叫“當位”，也叫“得位”“得正”，反之就是“不當位”，也叫“失位”“失正”。
同理，二、四、上這三爻的位置屬於陰，凡是陰爻在這三個位置上，就叫“當位”，反之就是“不當位”。爻為體，爻位為用，當位則是體和用相當。
“當位”的爻辭，通常為吉，但是有其他因素影響時，也可能不吉。“不當位”的爻辭，大多為兇，但有時也不一定。這種情況，與我們常見到的正當行為不一定事事亨通，而不正當的行為有時反而十分得意，有著相同的道理。
因為還有一些其他的因素，需要考慮在內，隻有這樣才能判斷出可能出現的結果。
《周易》六十四卦中，六爻全部當位的，隻有“既濟”卦。初九、九三、九五三個陽爻位，都是陽九。六二、六四、上六三個陰爻位，也都是陰六。所以卦辭意味著事業已成，接著勉勵當事人必須保持守正以防危亂。因為一不小心，就容易變成六爻都不當位的“未濟”卦：初六、六三、六五三爻，陰居陽位，而九二、九四、上九三爻，又都陽居陰位。所以卦辭提醒勉力促成，或可得亨通。如果處世不慎，則必無所利。
“既濟”“未濟”之卦給了我們這樣的啟示：當位時要提防不當位的可怕，不當位時又提供善以補過。時時以趨吉避兇為念，唯有憂患意識，才能趨吉避兇；進者退之，退者進之，唯有合理，方能應變。
清代龔自珍《已亥雜詩》有詩曰：“未濟終焉心縹緲，百事翻從缺陷好。吟道夕陽山外山，古今誰免餘情繞。”這首詩蘊含著這樣一種哲理：未濟當中求既濟，夕陽亦可變朝陽。
人生所有的失敗和成功都是相對的，缺陷和完美也是相對的，隻要存在相對，皆可轉化。
在《周易》看來，“當位”象征著人事物皆符合它的內在性質和自然規律，能夠發揮它的最佳效用；“不當位”象征著人事物不符合它的內在性質和自然規律，無法發揮它的最佳效用，反而有可能阻礙它的有序發展，得到相反的結果。
孔子曾把我們的人生分為六個階段：十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的六個“而”就是來自《周易》乾卦的六爻：潛龍勿用、見龍在田、惕龍無咎、躍龍在淵、飛龍在天、亢龍有悔。“六爻”和“六個階段”如果能做到“當位”效用會大不同。
“當位”與“不當位”說起來簡單，但在現實生活中往往是很難把握的。不但一般人難以把握，就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也未必都能把握得很好。不光是前面提到的詩詞皇帝李煜、丹青皇帝趙佶和木匠皇帝朱由校就不說了，我們看過動畫電影《長安三萬裡》的都知道，大詩仙李白，其實也是一直搞不清楚最適合的位置。
我們現在大傢都知道，李白如果做一個浪漫的詩人，再兼職做一下茅臺和汾酒的高級品酒師，那可是最合適不過了，並且有可能也能評個院士什麼的都有可能，一定是名利雙收。但是李白自己可不這麼認為，他總覺得自己有匡扶亂世、兼濟天下的雄才大略，當個宰相也是小意思。
中國人當官講究的是穩重、不沖動、多聽多看少說話，更不能動不動就來一句“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這在官場那可不行，你讓你的領導情以何堪？
環顧歷史便知，太有才的人往往隻留下了繼往開來的名篇傑作，但是他們的現實人生那可是真的不堪啊！所以說，人生在世，還是孔子說得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不知禮，無以立；不知言，無以為人。”
孔子的“六知”說的都是所謂“當位無咎”。
當然，話又說回來，如果設身處地地在那個時代背景下看這個問題，也可以理解李白的選擇，他也有他的無奈和難處。當一個社會、一個時代隻有“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傢；帝王不用，賣與識傢；識傢不用，仗義行俠”的選擇時，排在第一價值觀的一定是每個知識分子的最佳選擇，這也是我們常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傳統價值觀。
隻有當一個社會和時代有著多元的價值評判的時候，每一個人才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興趣、天賦來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這樣我們才能不斷為生命增值，不斷地認識自己並成為更好的自己。
真的到了那個時候，“不當位”的人才會越來越少。
關於“不當位”也有不同的情況，既有客觀的，也有主觀的。像李煜、趙佶、朱由校，他們本來自己在某一方面有天賦，但是由於各種原因不能在這一方面發揮自己的優勢，偏偏被放到了另一個不合適的位置上，他們又無可奈何，甚至被逼無奈，這是一種客觀原因導致的“不當位”。
現實生活中也有不少這樣由於客觀導致的“不當位”，隨著近年來高校擴招，有大量的學生走向社會，本來很多學生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很有天賦，但是社會上又沒有那麼多的崗位，為了生計又不得不被安排到其他崗位工作，這個崗位又沒有太多興趣，時間長了工作的懈怠感就會產生，工作很難做好那是肯定的。這就是客觀導致的“不當位”。
主觀導致的“不當位”那就更多了，很多自以為是某一領域的專傢，實際情況根本不是那回事，真把他放在這個位置上，真的會出現理想與現實之間隔著一個“長安城”。這就是主觀導致的“不當位”。
無論是“當位”還是“不當位”，說的就是“定位”，做好定位，一定要知時、知位、知觀念，唯有如此方對自己的人生做好定位。《孫子兵法》有雲：“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孫子說的就是“當位知位”的重要性。
孔子為中華文明最大的智慧貢獻就是“中庸”了。他的中庸智慧也是源自《周易》。《周易》每一卦皆有六爻，每卦分為上卦與下卦，上卦與下卦又各有三爻，上三爻和下三爻皆有一個處於中間的爻位，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二爻和五爻。所謂的中，指的就是二爻與五爻。
《周易》中說的“二多譽，五多功”，是針對所有的二爻和五爻來說的。第二爻與第五爻是位置最好的，符合中庸的思想，即使出現位於第二爻與第五爻位的“不當位”，也因為“得中”，也可以出現一個比較好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