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1872年3月12日），金陵城的綿綿陰雨中，六十一歲的曾國藩，在兩江總督任上溘然辭世。

雖然生前極為低調簡朴，但這位中興名臣的身後事卻是前所未有的風光隆重——噩耗傳入京師，兩宮太後垂淚痛惜，命同治皇帝為其輟朝三日，以示哀悼；朝廷又接連派員往祭，同僚故舊的挽聯紛至沓來，祭奠活動更是長達百天不止。

平定太平天國，曾國藩用「曾剃頭」的惡名和十二年的嘔心瀝血，保住了大清朝搖搖欲墜的半壁江山，隨即又主動大幅裁撤湘軍，為朝廷徹底解決了後顧之憂。

所以蓋棺定論之際，清政府也用最大的誠意、最高的規格，回饋了這位操勞半生的封疆大吏——追贈太傅，照大學士例賜恤，入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並在湖南和江寧（南京）兩地建立專祠，更重要的，欽賜諡號「文正」。

要知道在此之前，滿清二百餘年歷史里，九位皇帝一共也只賜下了五次這樣的恩典，而曾國藩則極為幸運地成為了大清立國後的第六位「文正」公。

生前鞠躬盡瘁，死後極盡哀榮，「勛高柱石」曾國藩與愛新覺羅的統治者們，為世人聯袂奉獻了一出「君恩似海，臣節如山」的深情戲碼。

然而，「死諡文正」的頂級待遇背後，過程絕非結果這般溫馨感人，真相也遠比表象更加凶險復雜。

在太平天國席捲南方的滾滾洪流之中，從湘軍1853年走出湘潭開始，手握重兵的頂級漢臣與日薄西山的滿清政府之間，註定不會有太多的溫情脈脈，彼此提防、互相算計，才是這段君臣佳話背後真正的主題……

裂痕：湖北巡撫的得而復失

咸豐四年（公元1854），曾國藩迎來了真正屬於自己的時代。

這一年八月，四十三歲的湘軍主帥從太平天國的手裡，重新奪回了長江中游最具影響力的戰略要地——湖廣省府武昌城。

彼時，太平軍兵鋒正盛，南方戰局日漸糜爛，而大清經制的綠營兵又完全難當大任。如此背景之下，一介書生的曾國藩，統率着創立僅十六個月的湘軍，便能取得克復重鎮武昌的驕人戰績，實在是令咸豐皇帝欣喜若狂。

龍顏大悅之餘，大清天子御筆一揮，將頭號功臣曾國藩任命為署理湖北巡撫，只是聖旨剛下不久，軍機大臣祁寯藻便向皇帝發出了警示：

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家福也。

一語驚醒夢中人，興奮過頭的咸豐帝也不禁有些後悔自己頒賞的冒失——曾國藩已然手握重兵，若再賜其督撫要職，一旦萌生反意，後果將不堪設想。

雖然君無戲言，但皇帝的「面子」到底比不過江山社稷的「里子」，年輕的奕詝權衡再三，終於再次下旨，免去曾國藩的巡撫之職，改授有名無實的兵部侍郎銜。而此時，曾國藩從湖北千里迢迢呈上的謝恩摺子，才剛剛進入紫禁城。

這就是所有領兵漢臣都需要面對的困境——大清的天下太平，需要曾國藩式的中流砥柱，但一個日漸強大的湘軍統帥，卻始終是統治者不希望看到的結果。

而這種戒備心理，也直接導致在隨後的六、七年時間里，曾國藩一直處於客位虛懸的尷尬狀態，除了手裡的兵權，衣食住行身不由己，糧秣薪餉仰人鼻息，實在是有苦難言。

有功不賞，無功者卻反而受祿——帶着湘軍在武昌城下浴血奮戰的曾國藩，在戰後活成了一個笑話，而遠離戰場的荊州將軍官文和湖廣總督楊沛，卻因為克復武昌大受褒獎。

但比起朝廷的出爾反爾、賞罰不公，皇帝的胡亂指揮，更令其難以忍受——咸豐帝不顧湘軍連番苦戰、師老兵疲，卻執意下旨曾國藩立即率兵東進。

只是大敵當前，即使滿腹牢騷、渾身委屈，又哪敢抗旨不尊？剛剛與湖北巡撫失之交臂的曾國藩，也只能強打精神，揮師奔赴下游江西。

只是這一去，湘軍便遭遇了成軍以來最慘痛的挫敗，而曾國藩在經歷「巡撫」事件之後，又走入了另一個更大的困局……

守孝風波，君臣再生齟齬

1854年十月，乘勝而來的湘軍在鄂東田家鎮再次收獲大捷，此役兩萬余太平天國將士陣亡，五千多艘戰船被焚，太平軍水師幾乎遭遇毀滅性打擊。

然而隨着局勢發展，曾國藩的戰場好運終於用盡。1855年初，湘軍先是圍攻重鎮九江失利，緊接着在咫尺之遙的湖口，又被翼王石達開用計將其強大的水師攔腰斬成兩截，百餘條輕便快艇被困死在鄱陽湖內毫無作為，而滯留長江上的大型戰船又慘遭太平軍夜襲，全部葬身火海，連曾國藩所乘的帥艦也被太平軍趁亂俘獲。

眼見漫天火起，兵勇四散奔逃，湘軍主帥羞憤交加，縱身投水自盡，所幸被隨從及時救起。

得勝時可以不賞，戰敗後咸豐帝卻毫不留情，將九江的失利全部歸結為曾國藩指揮失當，對其嚴旨申飭。

但湖口慘敗只是厄運的開始，此後，湘軍長圍九江而不見任何成效，江西境內的戰事也逐漸陷於低迷，而曾國藩倚為臂膀的悍將塔齊布和羅澤南又相繼陣亡。

湘軍主帥坐困贛省，更因籌措糧餉與地方官員弄得形同水火，情緒日益低落，心情苦悶卻無法排遣。

而1857年初，噩耗再次傳來——其父曾麟書病逝，曾國藩聞訊肝腸寸斷，在上奏回籍奔喪之後，不等朝廷降旨批復，便匆匆委軍而去。

父親過世，按禮制曾國藩應當返鄉治喪，然而清政府對丁憂制度也另有規定：戰時軍務在身的要員，若未得皇命，則不得擅離職守。

曾國藩一向循規蹈矩，這次卻在江西戰事吃緊的關鍵時刻不辭而別，這樣的舉動，既是痛失至親時的人之常情，更是長期壓抑、憤懣後一次徹底的宣洩。

好在彼時太平天國仍是清廷的心腹大患，咸豐帝只得強壓怒火，未治曾國藩擅離職守之罪。

轉眼守孝三月的假期將滿，根本無心收拾江西殘局的曾國藩，又向朝廷奏請在籍守孝三年，而咸豐則以身膺督兵重任為由，命其假滿後即刻返贛主持軍務。

眼見無法推脫，曾國藩索性向皇帝攤牌，直言在江西客寄虛懸，處境艱難，既無法治軍，更不能兼及籌餉，若無督撫實權，「恐終不免於貽誤大局」。

曾國藩的意圖已相當顯——如果朝廷要其繼續督辦江西軍務，必須賦予軍政實權，否則其寧願讓賢他人，在籍終制。

此言半是試探，半是脅迫，至於咸豐能否依言而行，那就要皇帝自行掂量後果，權衡輕重了。

不料大清天子這次相當爽快，聞言索性順水推舟，批准了曾國藩丁憂守制的請求。

這樣的結果令曾國藩始料未及，但細究之下，咸豐帝的絕情其實不難理解——太平天國在經歷了「天京事變」的內亂之後，對清廷的威脅正在逐漸降低，曾國藩當然也就並非必不可少之人了。

就這樣，湘軍主帥被迫閒賦在籍一年多時間，直到咸豐八年（1858）六月，事情才終於出現了轉機……

陽奉陰違：兩江總督的權謀

1857年六月，「天京事變」後主政太平天國的翼王石達開，因為受到洪秀全的猜忌而憤然離京，在安慶招攬大批精銳部隊後，隨即浩浩盪盪轉入浙江戰場。

江、浙素來為清廷賦稅重地，彼時南方又只有湘軍尚能與太平軍抗衡，考慮到曾國藩在軍隊中無人取代的地位，咸豐帝只能再次啟用已被閒置長達一年零兩個月的曾國藩。

而在此之前，由於洪楊內訌，致使太平天國元氣大傷，湘軍則趁勢奪取了武昌、九江等戰略要地，進而控制着上游鄂、贛諸省的大片區域，等到1858年六月，曾國藩東山再起之時，湘軍實力已今非昔比，成為一支令滿清政府和太平天國都難以忽視的軍事力量。

咸豐九年（1859）九月，曾國藩在肅清湖北、江西的「發逆」之後，制定了四路入皖的東征計劃，兵鋒直指天京西面門戶重鎮安慶。

而正值湘軍在安徽攻城略地之際，圍困天京的江南大營被忠王李秀成、英王陳玉成聯手襲破，太平軍乘勝追擊，連下蘇州、常州，兩江總督何桂清不戰而逃。

咸豐十年（1860年）三月，春暖花開之際，曾國藩終於迎來了他翹首以盼多年的佳音——清廷下令免除何桂清職務並緝拿問罪，同時任命曾繼任兩江總督。

兩江總督，節制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政民務。其權勢之重，僅次於號稱疆臣之首的直隸總督。而咸豐如此的「皇恩浩盪」，與其說是對曾國藩的認可，倒不如說是走投無路時的無奈之舉。

江南大營已是綠營兵的精銳所在，卻在太平軍面前不堪一擊，如今無論朝廷願不願意承認，曾國藩和他的湘軍，實際上就是大清江山唯一可以仰仗的救星！

只是難題又拋回給了湘軍主帥——太平軍東征蘇常勢如破竹，作為兩江總督，曾國藩守土有責，又豈能無動於衷？但時值湘軍圍攻安慶的關鍵時刻，一旦分兵東援，四路圖皖的戰略又很有可能就此功虧一簣。

兩難之下，曾國藩仍然決定留用湘軍主力繼續進攻安慶，而其總督行轅則由安徽宿松渡江，前移至皖南祁門，向蘇常地區靠攏，擺出反攻架勢，如此則「上足以慰朝廷，下足以對蘇常士紳」。

但1860年卻是清廷的多事之秋，太平天國的致命威脅尚未解除，當年10月，英法聯軍又由大沽口登陸，直撲北京城，咸豐帝倉皇逃往承德避暑山莊，同時下詔命曾國藩派麾下悍將鮑超，領兵五千火速北上勤王。

但鮑超是湘軍陣中第一悍將，此時由其分兵入京不啻自毀長城，而安慶被圍日久，眼見指日可破，曾國藩又怎肯錯失這千載難逢的良機？

最關鍵的是，如今的曾國藩，再不是幾年前那個被咸豐玩弄於股掌之間的小小兵部侍郎，他是權勢輻射南方諸省、麾下傭兵十數萬的湘軍主帥。而這樣的實力，也讓他具備了同朝廷陽奉陰違的底氣！

接到詔書，曾國藩立刻上奏清廷，直言鮑超雖為勇將，但終非獨當一面之才，而勤王事關重大，請由曾國藩、胡林翼二人擇其一，親自統兵北上。

如此的「赤膽忠心」，既可以擺脫抗旨不尊的罪名，實際上又將難題重新拋回朝廷——英法列強，所圖不過金銀錢財，而太平天國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若是調曾、胡勤王，安慶湘軍群龍無首，很有可能前功盡棄。此間孰輕孰重，相信咸豐能分得清楚。

退一步講，即使咸豐執意調湘軍二帥入援，然則皖南京城相距千里，奏摺往返耗時彌久，等聖旨再至祁門，起碼也是月余之後的事情了。

咸豐十年（1860）十月初四，曾國藩接北京廷寄，稱「和議」已成，湘軍諸將帥無須北援，曾國藩的拖延與推諉，最終還是為其贏得了轉圜的時間。

食言封王與戰後裁軍

1864年7月，湘軍歷經二十六個月的長圍久困，終於攻破天京。隨着金陵城中漫天火起，延續十四年的太平天國運動，至此成為歷史。

只可惜短命的咸豐皇帝沒能等到這一刻，1861年8月，就在安慶易手後不久，彌留之際的大清天子，懷着無比的遺憾與憤恨，在病榻中傳下聖旨：「有能克復金陵者可封郡王」！

如今金陵告破，只是做出承諾的人早在三年前便已駕崩，面對不世之功，清廷雖歷數曾國藩的卓著勛勞，對其大加贊揚，但執掌朝堂的慈禧太後最終卻以「文臣封王似嫌太驟，且舊制所無」為由，並未奉照先帝遺命，甚至連次一級的公爵都未賜下，而僅以一等毅勇侯便草草「打發」了湘軍主帥。

但曾國藩坦然接受了朝廷的薄情寡義，經歷了此前的大起大落，再次出山後的曾國藩，對滿漢的門戶之見早已心領神會，對官場的生存法則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

所謂「兔死狗烹，鳥盡弓藏」，曾國藩浸淫官場數十年，又怎會不懂其中道理，太平天國已成為過去，此刻若再居功自傲，無疑會引來朝廷更大的猜忌與不安。

不僅對微薄的賞賜未表現出任何不滿，曾國藩甚至還對自己下了狠手。

同治三年（1864）七月二十日，就在天京之戰剛剛結束一個月之後，曾國藩便主動裁撤首批湘軍兩萬五千人，其中便包括其嫡系的吉字營一萬餘人，緊接着又奏請將已位居浙江巡撫的胞弟曾國荃開缺回籍。

手握重兵，權傾朝野；功高震主，位極人臣。當這些要素匯集於一人之身，最終的結局要麼是犯上作亂要麼便是不得善終。類似的劇情，曾在過去的歷史中無數次重演，而曾國藩卻用最大的誠意，彰顯着自對愛新羅覺的忠誠。

只是這樣的舉動卻並未換來朝廷的赤誠相待，反而在不久之後，為曾國藩和整個湘軍集團惹來了更大的麻煩。

刺馬迷案：曾國藩的絕地反擊

同治九年（1870）七月，新任兩江總督馬新貽，在閱兵返回總督官邸途中，被兇徒張文祥當街刺殺。

封疆大吏在光天化日之下遇害身亡，實乃大清立國兩百餘年前所未有之事。消息傳出，朝野震驚，慈禧太後更是怒不可遏，先後委派三批刑部官員及兩任欽差大臣赴寧審案，誓要將「刺馬案」查個水落石出。

只是兇手張汶祥在被捕後便不停裝瘋賣傻，口供也是前言不搭後語，破綻百出。而所有負責審理此案的官員，卻均以事關重大，「唯恐嫌犯未正典刑而暴斃獄中」為由，在審訊過程中只是「晝夜熬審」，而未曾動用任何刑訊手段。

案件延宕半年，毫無進展頭緒，在朝廷的再三催逼之下，辦案官員最終也只得出了一個張汶祥報復殺人的模糊結論。

至於馬新貽與兇手是否相識又因何結怨，此案背後是否有人指使或另有隱情則一概不得而知。

同治十年（1871）三月，在刺馬案發生八個月後，慈禧太後下旨結案。張文祥以謀逆大罪被處凌遲極刑，並剖腹摘心於馬新怡墓前致祭。

最終，轟動一時的刺馬案，就這樣在審案者的默契配合之中，在朝廷的無可奈何之下，匆匆畫上了句號。

然而，刺馬案雖然迷霧重重又草草了事，但結合案發前後清廷的人事安排以及案件牽涉的人物，此案的案情幾乎不言自明，而幕後黑手更是呼之欲出……

1868年，曾國藩由兩江調任直隸總督，接任者正是後來遇害的馬新貽。

江寧為湘軍所破，兩江地區一直被湘軍集團視為私地禁臠，從1860年開始，兩江總督之職也一直為曾國藩兼任。如今將其調往京畿，表面上直隸總督號稱疆臣之首，看似皇恩浩盪，實則調虎離山、嚴加看管的意味甚為明顯。

另外，派遣非湘軍一系的馬新貽來鳩占鵲巢，已然觸動了湘軍集團的利益，而據馬新貽之子回憶，其父赴任之時，慈禧曾密令其私下搜集曾氏兄弟及麾下湘軍劣跡，並徹查天京城中金銀財寶的下落。

剿滅太平天國的過程，哪有那麼多的循規蹈矩，殺人越貨、中飽私囊的事情自然是屢見不鮮，況且天京的巨額財富本就是一筆糊塗賬，一旦嚴審徹查，曾國藩及湘軍集團又有幾人能逃脫干係？

是可忍孰不可忍，朝廷既然步步緊逼，曾國藩也只有奉陪到底，而刺殺馬新貽，即是永絕後患也是另一種形式的示威。

所以個中曲直，曾國藩是一清二楚，慈禧太後當然也心知肚明，這也解釋了為何所有辦案官員都不敢對兇手張文祥用刑——因為一旦兇手被迫招供，清廷與湘軍的矛盾將迅速大白於天下。

「適可而止」是聰明人的生存法則，「斗而不破」是官場的大勢所趨，與水落石出的真相比較起來，維系住所有人的臉面，似乎才更有價值。

當然，在這場晚清君臣的巔峰對決中，面對權傾朝野的曾國藩，面對其身後堪稱龐然大物的湘軍集團，甚至是整個漢臣勢力時，江河日下的滿清朝廷已然是力不從心。從慈禧最初信誓旦旦的徹查到底，到最後刺馬案的草草而終，便是最好的證明。

1870年，馬新貽遇刺身亡後，曾國藩隨即由直隸回任兩江補缺，此後兩江總督之職再未旁落，由湘人把持長達七十餘年，各中緣由，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