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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5月，印尼爆發了大規模排華事件。在這場被稱為「黑色五月」的大規模暴動中，大批華人無端遭到毆打、凌辱和屠戮，印尼街頭到處都是華人的屍體。
「黑色五月」中具體的遇害人數至今也沒有一個定論，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毫無疑問是一場殘忍血腥的屠殺，是必須被釘在恥辱柱上的反人類罪行。
而在這場屠殺中，我國的態度讓許多人感到困惑。印尼都這樣公然屠戮華人了，為何我國不出兵干涉呢？這些華人祖上不也是中國人嗎？
要了解這一點，就要了解當時華人所處的形勢，以及印尼人排華的原因。我國之所以沒有出兵干涉，與我國的一貫政策、國際形勢和印尼華人的狀況都有着密切關系。
其實新中國成立之初，與印尼的關系還是不錯的。印尼「國父」，第一任總統蘇加諾奉行左翼政策，與印尼共產黨合作，並在外交中保持親華立場，蘇加諾本人也曾訪問中國。這一時期印尼華人過得也不錯，和我國貿易往來頻繁。
但蘇加諾的改革政策卻引起了蘇哈托等右翼軍官的不滿，1965年，蘇哈托等人借「九·三〇事件」剝奪了蘇加諾的權力，1967年更是撤銷了其總統職務，蘇哈托成為了新總統。
蘇哈托上位後一改蘇加諾的政策，奉行親美反華路線，大肆迫害印尼華人。從1965年到1967年，印尼發生了多次排華事件，蘇哈托也靠着排華穩固了自己的統治。
為什麼排華能幫蘇哈托穩固統治呢？因為華人來印尼往往是做生意的，在多年經商中積累下了大量的財富。但與此同時華人又太專注於做生意了，忽視了政治上的發聲，往往不願參與到印尼的政治事務中去。這就導致印尼華人雖然有錢，但政治力量卻很弱，缺乏影響印尼政局的能力，很少在印尼政壇上發出屬於自己的聲音。
因此在蘇哈托及印尼軍方看來，印尼華人簡直就是待宰的羔羊：掠奪他們可以得到大量財富，也不會引起國內任何政治力量的不滿。就這樣，蘇哈托操控印尼軍方對華人進行了多次迫害，並以此轉移了矛盾。
只不過蘇哈托再怎麼轉移矛盾，最後還是沒能挽救他的統治。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印尼經濟遭到了毀滅性打擊，社會矛盾迅速激化。1998年，印尼各地都出現了要求蘇哈托下台的呼聲。
於是，到了1998年5月，一場針對華人的大規模暴亂就發生了。其實這場暴亂本來是由對蘇哈托政府的不滿所引起的，應該針對的是蘇哈托當局才對。遊行人群一開始要求的也是蘇哈托下台，印尼進行改革，很少有針對華人的口號。
然而，某些心懷不軌之人卻暗中進行煽動和引導，將示威者的仇恨引向華人，聲稱這些不公都是華人引起的。事後披露的大量證據表明，這背後就是蘇哈托家族和印尼軍方的部分人在策劃。他們試圖以迫害華人的方式轉移民眾的仇恨，以此延續自己的統治。
結果，華人就成了蘇哈托政府的替罪羊。從5月13日開始，印尼爆發了針對華人的大規模暴力行動，一開始是劫掠和凌辱，後來發展到屠殺。五千多間華人住宅和商鋪被燒，大批華人女性遭到凌辱乃至被殺，其中甚至包括9歲的女童！
5月13日到15日這三天也成為了大批印尼華人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具體的傷亡數字到現在都沒有一個公認的結果。暴亂一直延續到5月底，直到印尼新政府建立才逐漸穩定下來。
那麼，我國為何沒有干涉呢？
首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華人和華僑是有着顯著不同的。這次印尼暴亂中遇害的主要都是華人，因此按照「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我國很難直接干涉。
華人和華僑有什麼區別呢？華僑指的是在國外定居的具有中國國籍的自然人，他們雖然長期生活在國外，但並未放棄中國國籍，本質上依然是中國公民。因此他們自然擁有中國公民的權利，承擔中國公民的義務，也應該得到中國的保護。反之，即便是在中國出生和長大的人，一旦加入外國國籍，那就不能稱之為華僑了。
而華人指的是已經放棄了中國國籍，加入外國國籍的人。他們既然已經不是中國公民了，那自然沒有中國公民的權利和義務，而是受到所屬國的約束。
舉個例子，抗美援朝時期，美軍中就有相當數量的華人士兵，這些士兵往往上一代就是來自中國的，但他們已經放棄中國國籍，為美國效忠了，我國還可能保護他們嗎？
並且華人中相當一部分已經改用當地的語言，以當地的命名風俗來為自己的下一代命名。雖然中國血統是一直存在的，但他們在本質上已經成為了外國公民。
具體來說，在這次印尼暴亂事件中，我國在印尼的大使館、領事館並沒有受到沖擊，這就不能算外交事件了。這些遇害的華人基本都加入了印尼國籍，而我國是不承認「雙重國籍」的，因此這些華人對於我國而言已經成為了印尼公民，此事也就成了印尼內政。
事實上，早在五十年代，也就是與印尼的關系尚且友好的時候，我國就已經給過印尼華人回國並加入中國國籍的機會。什麼機會呢？1955年的萬隆會議上，中國和印尼簽訂了《關於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取消華人的「雙重國籍」身份。當地華人可以選擇加入中國國籍，也可以選擇加入印尼國籍，這就被視為放棄中國國籍了。
部分華人選擇了放棄印尼國籍回國，但大多數華人已經把印尼當成了自己的家，出於種種原因放棄了回國的機會，自然也就放棄了中國國籍。1980年以後我國更是以法律的形式取消了對雙重國籍的承認，因此這些華人已經是實打實的印尼公民。
當然，即便這些人是印尼公民，也不應該遭到如此屠戮，這種反人道行為是應當受到譴責和懲戒的。但問題在於這類事件通常是由國際法院處理的，如海牙國際法庭等。換言之，按照國際法，只有國際機構能夠處理此類事件，單個國家是無權干涉的。
雖然美英法等西方國家經常打着「人權高於主權」的旗號，對他們所認為的「侵害人權」的行為進行制裁，乃至發動戰爭。但我國是不認可這種「人權高於主權」的結論的，早在1953年，周總理就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即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處。
而在此事件中，由於這些華人已經放棄了中國國籍，成為了印尼公民，因此此事也被視為印尼內政，我國為了遵循自己提出的互不干涉內政原則，是不能直接干涉印尼局勢的，這也是我國並未出兵印尼的主要原因。
那麼，不能直接干涉，能不能間接干涉呢？
間接干涉本身當然是可行的，但這在黑色五月暴動中很難實現。因為海外華人往往是以「社群」形式生活的，換言之，印尼華人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是一個整體，而是一個個以地域、血緣等形式自行抱團的「小團體」。這些華人不是「一大片」，而是一個個團塊。
而這些社群也有着各自的領袖，要想幫助印尼華人，就得和這些社群領袖合作，我國是很難越過這些社群領袖直接幫助印尼華人的。
然而這些社群領袖卻往往對台灣當局抱有幻想，因為早在六十年代蘇哈托上台之後，我國與印尼就已經斷交，和印尼華人也失去了聯系。在此後的二十多年時間里，台灣當局一直對印尼華人社群有着較強的影響力。
雖然我國與印尼又在1990年復交，但印尼的這些華人領袖一時間很難轉換自己的思維，他們還是相信台灣當局會為他們撐腰，因此有意無意地疏遠我國的代表。這樣一來，在印尼排華事件發生後，我國即便出兵印尼，也很難得到這些華人領袖的配合。
那麼台灣當局在印尼排華事件中又做了什麼呢？他們態度倒是很強硬，一再對印尼發出所謂的「戰爭威脅」，但最後還是沒有給予實際的支持，更沒有真的出兵。
因此，我國之所以沒有在印尼排華事件中干涉，是因為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規定下無法直接干涉，也無法越過印尼華人的社群領袖間接干涉。除此之外，我國當時面臨的形勢也很艱難，很難騰出手來支持印尼華人。
1998年正是改革開放邁入「深水區」的關鍵時刻，這一年我國又遭遇了亞洲金融風暴的沖擊和長江大洪水，經濟形勢不容樂觀，我國的海軍力量也還很有限。而在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深陷「休克療法」困局，美國在國際舞台上占據了絕對上風，並將我國作為首要打壓對象。我國此時承受着國際國內的巨大壓力，此時再出兵印尼無疑是不明智的。
另外，我國也並不是像許多人所想的那樣什麼都沒做。在1998年7月14日，我國首次對印尼排華事件作出表態，對印尼華人在騷亂中的遭遇表示關注和同情，並希望印尼政府能採取有效措施，唐家璇還會見了印尼外交部長。除了我國官方表態之外，學術界也對印尼排華事件進行了一系列研究，對印尼的暴行進行了譴責。
而印尼排華事件中究竟有多少華人傷亡，多少財產遭到掠奪，至今仍有爭議。根據印尼官方調查機構「聯合實情調查團」的調查報告，「黑色五月」中共有1250名華人死亡，但這個數字一直受到質疑。根據人權志願組織的報告，實際遇害的人數約為2300人。
而民間的說法更是多種多樣，從數千人到數十萬人不等。但無論如何，印尼排華事件確實對當地華人造成了巨大傷害，這是無法饒恕的罪行。
只不過印尼官方只承認排華事件對華人造成了傷害，卻一直拒絕承認官方與此事有聯系，還聲稱媒體大大誇大了遇害人數。時至今日，印尼排華事件依然沒有一個公認的調查結果，印尼政府針對排華案的所謂「後續調查」也一直遙遙無期。
總而言之，我國在印尼排華事件中不直接干預，是為了遵循自己提出的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也是因為此時實在很難抽出手來干預——東南亞形勢復雜，而我國的海軍當時還並不強大。在這種情況下，不干涉反而能更好地坐實印尼的罪行。
而如今形勢已經完全不同，我國的海軍力量已經今非昔比，有了足夠的威懾能力。相信類似的大屠殺事件再也不會發生，而海外的華人華僑也能驕傲地挺起胸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