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運河森林公園 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對於一個故鄉在內蒙古科爾沁草原上的人來說，西遼河很近很近，大運河很遠很遠。但是感謝劉紹棠，感謝他的《運河的槳聲》，讓我在少年時期就接觸到了京東運河邊上的濤聲和槳影，那是一本充滿着運河氣息和水流聲的小說，也是劉紹棠的成名作。
讀《運河的槳聲》時，我還沒有到過山海關里，更不認識劉紹棠，但是我知道那條神奇的大運河和歷史上一個著名而貪玩的皇帝密切相關，那就是赫赫有名的隋煬帝。
成年以後東奔西走，也見到了各種各樣的運河。比如揚州的大運河，這可是運河的正宗。除了隋煬帝之外，清朝的康熙和他好玩的孫子乾隆都曾經沿着運河屢下江南。江南的運河流域遼闊而富饒，充滿着傳奇。幾年前我在常州看到了最古老的一段運河，叫「南市河」，是當年吳王夫差開鑿的，為大運河的萌芽狀態。北方的運河我在聊城看到過，號稱「江北水鄉」的聊城，被運河環繞着，留下了很多故事和傳說。而在濟寧，甚至有運河博物館。這段在元朝開鑿的運河，像古老中國經濟的一條大命脈，貫通南北。就這樣，大運河橫亘於中國歷史，成為亮閃閃的無法抹去的地標。
說到遙遠的運河，是因為我剛剛讀到「老北京」孫家匯先生的一篇散文《幾度家住運河邊》。他寫到自己一生中幾次搬家都和大運河有關，我特別注意到他說的北運河水系裡邊居然有北京的玉淵潭、蓮花池，以及從東便門到崇文門的那段水路，他還提到著名的蟠桃宮廟會。孫先生的這篇散文喚起了我的運河記憶。原本認定十分陌生的運河，我其實在少年時期就幾度親近。
我和大運河很有些淵源，這源於在北京上中學時一段閒散的生活。那時，學生停課在家，我和樓里的小夥伴們便一起養起了熱帶魚和金魚。
熱帶魚當時只有兩種，一種叫「紅箭」，算是比較名貴的品種，另一種是大眾化的「孔雀」。為了餵養熱帶魚，我們進行了艱辛的魚蟲捕撈工作。這種魚蟲紅顏色，米粒大小，生在葦塘邊、水塘里，俗稱「水跳蚤」。當然，在魚市上用錢可以買到，但我們更喜歡自己去捕撈。我和樓里的幾個小夥伴選擇在陽光明媚的日子，騎車來到蓮花池。我們用自製的簡陋的網子在水裡一網一網地捕撈這種紅色的水跳蚤，然後把它們放在罐頭瓶里帶回家，餵那幾條「孔雀」和「紅箭」。看着熱帶魚大口大口吞咽的樣子，我心想從蓮花池捕來的魚蟲應該味道不錯，它們可以說是那個時候熱帶魚最好的美食。
此後，我們又由養熱帶魚轉向養金魚。金魚的食物和熱帶魚不一樣，它們最喜歡吃的是一種長長的、細細的魚蟲，俗稱「線蟲」，又叫「水蚯蚓」，它們生活在河底的淤泥里。於是，我們又開始了第二輪和大運河的親密接觸。
我們先是走到離家幾站路的右安門外的橋下，那條河的河水比較渾濁，河底黑色的淤泥散發出的味道也比較難聞，但正是在這樣的泥里邊有大量的水蚯蚓。我們把河裡的淤泥一團團地放在篩子上，在河水裡篩動，水蚯蚓便一條一條地抱成團顯現了。餵金魚的時候，把一團水蚯蚓放到紗布里，吊在魚缸里，水蚯蚓會把身子探出來，這時候，金魚便一根一根地品嘗着我們從運河裡撈上來的美味。撈水蚯蚓的過程讓人極其疲憊，腳下又是味道難聞的淤泥，還可能有尖銳的鐵絲刺破你的腳趾，引發感染。然而，為了心愛的魚兒，我們繼續着艱辛的捕撈工作。
最有意思的一次，是我和小夥伴一起騎車到東便門的橋下撈水蚯蚓。據說那裡的水蚯蚓很多，很好撈。記得在橋下捕撈時，有火車轟隆隆地在我們的頭頂上駛過——不遠處就是北京的老火車站。我們在一根長長的繩子上拴一個用粗鐵絲擰成的抓鈎，把抓鈎拋向河底，一些水蚯蚓就會被鈎上來。東便門橋下的水蚯蚓很多，我們各自忙碌着。我一轉身，突然發現我的夥伴「大耳朵」不見了，再定睛向水面上一看，他居然滑落到了河裡，河水淹到他的脖子，一雙大耳朵在水面上浮動着，這狼狽的一幕把我們驚呆了，也笑壞了。我們趕緊把他拉到了岸上，他抖了抖濕淋淋的衣服，很無奈地說：「腳下一滑，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這一幕印象太深刻了，以至於「大耳朵」後來成了一個經濟學家的時候，我們見面時還總忍不住拿此事調侃。
兒時的快樂漸漸地消失在歲月深處，是那麼遙遠，但此時此刻，回憶起在運河邊捕撈魚蟲的情景，一切都是那麼溫馨，美好的時光仿佛近在咫尺。
遙遠的大運河，親切的大運河，歷史的、現實的以及承載着歲月的河流的大運河，就這樣流淌在我充滿溫情的記憶中。補充一句，那掉在水裡的「大耳朵」就是著名經濟學家樊綱。我相信他永遠也不會忘記和大運河的那次親密接觸。
（作者：高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