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敗是一種以權謀私的行為。所謂權，是指公共權力；所謂私，是與公相對立的個人私利。以權謀私，就是利用、竊用、濫用公共權力而滿足一己之私。據文獻記載，早在文明誕生前夜的傳說時代，我國腐敗現象就已產生。當歷史進入階級社會後，腐敗遂成為附著於統治階級身上的痼疾。這些腐敗現象在每個王朝的前期、中期和後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雖然其形式林林總總、五花八門，或為金錢，或為權位，但歸結其根本，仍然不過是為了滿足貪婪者的私欲。中國歷史上每個王朝滅亡的具體原因很復雜，但是，究其根源無不與腐敗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腐敗導致滅亡，嚴重的腐敗導致速亡，這是一條亙古不變的基本規律。有
腐敗就必然有反腐敗，腐敗與反腐敗是人類政治文明產生以來普遍的歷史現象，中國也不例外。自腐敗產生之日起，就有反腐敗的正氣。反腐敗不僅是我國歷史上統治者謀求長治久安的需要，也是最廣大人民群眾對醜惡的腐敗現象深惡痛絕的必然要求。中華文明有著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我們的祖先總結出許多深刻的治國安邦的歷史經驗。這些經驗或為思想，或為制度，或為實踐，或為社會輿論與大眾文化，共同奠定了中國歷史上廉政與廉政文化建設的基本內容。歷代統治階級中有為的政治傢和有識之士，依靠這些經驗，不斷地構築出各種反腐敗的防線，在許多時期，尤其是腐敗極為嚴重的時期，扭
轉了政權的危亡之勢。從某種意義上說，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綿延不絕，創造出燦爛的歷史文化，與歷代廉政與廉政文化建設是不可分離的。在一部中華政治文明史中，腐敗與反腐敗的鬥爭，應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一部中華政治文化史中，廉政文化是不可或缺的內容。以下就中國古代廉政與廉政文化建設中的幾個問題談談我們的認識。
一、腐敗與歷代王朝滅亡
（一）歷代腐敗的主要表現形式
以剝削階級占統治地位的私有制社會，不能從根本制度上遏制腐敗。腐敗始終蔓延在上自君主、公卿等最高統治集團，下至一般官吏的統治階級各階層中，表現形式五花八門，從而影響到整個社會風氣，最終導致王朝的滅亡。概括起來說，這些腐敗的主要類型不外乎以下數種：
1.權錢交易 自文明社會產生以來，商品經濟發展所導致的金錢崇拜和價值觀扭曲，始終是歷史上統治集團的腐蝕劑。權力可以換來金錢，金錢亦可以換來權力、地位乃至生命。權錢交易隨處可見。典型者莫過於戰國末期的呂不韋，他用金錢為自己獲得了相位，為子楚（秦莊襄王）獲得了王位。這就是成語“奇貨可居”的來歷。法律規定殺人者死，但春秋時期社會上流傳著“千金之子不死於市”的諺語。他們之所以能夠“不死於市”，是因為金錢可以買通執法者，換取他們的生命。
金錢可以買來國傢，貪財可以亡國。秦完成統一的計策之一就是用重金賄賂六國重臣。據文獻記載，秦滅六國時，尉繚向秦王嬴政建議：“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用金錢收買諸侯國的權臣這一手段，確實有用。齊相國後勝，因“多受秦間金”，而不修戰備，也不助五國攻秦，故秦得以從容滅其國。客觀地說，戰國時期齊國在經濟上是最有實力與秦競爭的對手之一，但其武備不修，高官賣國求財，怎麼能抵擋得住秦國的虎狼之師呢！趙國的郭開為趙王遷寵臣，他排擠廉頗，受秦賄賂，誣陷大將李牧、司馬尚，此二人在對秦戰爭中，雖勝卻以謀反罪被殺或免職。曾經輝煌的趙國，就這樣淪為秦國的郡縣。
代表公共權力和國傢榮譽的官爵可以用金錢買賣。為增加官府用度，更主要是滿足統治者無厭的貪欲，東漢王朝公然賣官鬻爵。這一措施始於漢安帝。安帝永初三年（109年），三公以國用不足為由，“奏令吏人入錢谷，得為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緹騎、營士各有差”，將關內侯等官爵，按其俸祿的多少而規定出不同的價錢，明碼標價，像商品一樣出售。漢桓帝時，財物匱乏，延熹四年（161年）又“占賣關內侯、虎賁、羽林、緹騎、營士、五大夫錢各有差”。
賣官鬻爵之風到漢靈帝時進一步發展，他在皇傢園林西園設了一個烏紗帽交易所，公開標價賣官。史載，光和元年（178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唐章懷太子李賢註引《山陽公載記》曰：“時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立庫以貯之。”中平四年（187年），又“賣關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錢五百萬”。靈帝強調在當時並不顯赫的關內侯的待遇，目的是賣個好價錢。
東漢後期的黑暗政治下，富人隻要交足了錢就可以買到官，如果錢少了還可以賒賬先到官，但到官後要加倍償還。司徒崔烈用五百萬買到相當於宰相的三公位，拜官之日，靈帝遺憾地說：“我手太軟了，應該賣個千萬的價錢呀！”崔烈到官後，問他的兒子崔鈞：“社會上對我任三公有何議論？”崔鈞毫不含糊地回答：“大傢認為你這個官職有銅臭。”“銅臭”一詞即出於此。這樣的錢權交易下的為官者如何能保證其不貪，如何能保證其有為呢！東漢時出現了這樣的童謠：“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舉薦的“秀才”卻不讀書，經朝廷考察後的“孝廉”其實並無孝心。所謂品德高尚之士其實像污泥一樣渾濁，出身高門大戶的將軍像雞一樣膽怯沒有勇氣。正常選舉之外，“以財入官”的“捐納”制度自秦漢後歷代不乏，其制度性腐敗是我國歷史上腐敗形式的重要表現之一。
身居高位，以權斂財者，代不乏人。南宋秦檜身為宰輔，貪得無厭，開門受賄。吏部銓選的官必先要給他送足錢財後才能正式上任。《宋史·秦檜傳》記載：“（秦檜）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又《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載“其傢富於左藏數倍”，當時凡是南宋宮廷所稀缺的物品，秦檜傢都應有盡有。像這樣的貪婪者，可以說歷代皆有。
權權交易雖不直接表現為金錢利益，但同樣是腐敗的表現形式，其背後的本質目的也是私利，造成的危害甚至更為嚴重。秦代著名丞相李斯，在秦始皇死後的關鍵時期，出於私利，與趙高合謀偽造詔書，不僅害了他自己和全族，也加速了秦的滅亡。《史記·李斯列傳》對此有詳盡的記述，雖然呂思勉等人對此記載提出疑義，但目前為止仍無法否認事情本身的歷史存在及其對秦王朝的危害，隻不過其中的個別語言記述未必合乎當時而已。
崇禎十年（1637年），明崇禎皇帝面對官僚隊伍的腐敗曾下罪己詔說：“如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嗟此小民，誰能安枕？”意指今天任官的人隻為自身考慮，把做官當成了做交易。既然是以金錢換來的官位，怎麼會以廉潔要求自己呢？想要這些人不謀財害命，是不可能的！
2.用人不公 用人不公是最大的腐敗，還會成為社會矛盾的焦點。我國歷史上用人不公，一是表現為用人重親屬、重門生、重朋黨、重同鄉、重利益關系，出於個人愛憎、私利而非公心。漢代吏治廢弛時，選舉不實，被選舉者多出自權勢之傢。地方長官選人，或選自己的親戚，或選賄賂者，或選一些年紀輕、將來能報答自己的人為官，很多真正的賢才被遺忘在鄉間。這些人與被選舉者形成朋黨，號稱“君臣”，對抗中央。東漢崔寔在《政論》中說，今天的地方長官隨意違背詔書，詔書說得再懇切，甚至罵到極點也無動於衷，照樣把詔書扔在一邊。但地方所下的公文像霹靂一樣震動，這就是老百姓所說的“州郡記，如霹靂，得詔書，但掛壁”15的狀況。他們敢於對抗中央，正是掌握了地方的選舉用人之權；地方小吏重視長官而不重視中央文書，也是因為他們與地方長官有著所謂“門生故吏”的關系，地方長官能夠左右他們的命運。二是表現為制度上的不公。我國歷史上魏晉南北朝九品中正薦人制推行後期，中正薦人根本不考慮才能，隻看傢世門第，德才被拋在一邊，造成“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公門有公，卿門有卿”的典型的用人不公。中正府被稱為“奸府”。我國歷史上自秦漢以後就逐步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制度化的選官用人方法，對選拔人才起到過重要的作用。但在各個時期，特別是朝綱不振的王朝後期，不學無術、崇尚空談、跑官要官、巧言令色、欺上瞞下等用人惡習也無不彌漫朝野，因用人而導致國傢與社會甚至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激化，危及政權穩固，以致政權滅亡的情況也不罕見。上述兩個時期因為用人不公都產生過很大的政治問題。人們說東漢亡於議論就是例證，而議論的內容正是用人。魏晉南北朝因門閥士族壟斷要職而又不務世事，導致治國之才匱乏，清談誤國、失國之例更是比比皆是。
3.貪婪奢靡 貪婪，表現為對權力的占有欲，對財物的渴望，本質上是私欲；奢靡，是追求物質享受，做官就是為了滿足耳目聲色口腹之欲。西晉重臣何曾，在魏晉易代之際以敢於奏劾“憑寵作威，奸利盈積，朝野畏憚”的撫軍校尉尹模而著稱，然入晉之後，奢靡聚斂更甚尹模。他性格奢豪，生活“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皇帝宴會上的菜他都看不上眼，宴會時皇帝隻好讓他傢送飯來吃，且“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他的兒子何劭“驕奢簡貴，亦有父風”，且更勝一籌，一頓飯一萬錢還覺得沒什麼吃的，“衣裘服玩，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時論以為太官禦膳，無以加之”。貪官歷代都有，並不稀奇，但西晉官場的貪官比比皆是，不勝枚舉，而且公然不諱，是歷代少見的現象。在這方面，大族石崇與王愷鬥富爭豪，正是有名的例證。《晉書·石苞傳》附子《石崇傳》載：“（石崇）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飴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佈步障四十裡，崇作錦步障五十裡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石崇與王愷公開無厭地鬥富，西晉朝廷不但不查糾其財產的來源，皇帝竟然還予以縱容。上引史料又記載：“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疏，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嫉己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曜日，如愷比者甚眾。愷怳然自失矣。”王愷雖然得到了其外甥晉武帝的資助，卻還是鬥不過石崇。他們留下千古罵名事小，西晉王朝則在整個統治集團的奢侈中滅亡了。
隋煬帝是一個很有功績的統治者，但他即位後並不滿足帝王已有的物質享受，不註重養息南北朝以來戰亂所造成的民眾苦難，反而到處營建宮殿苑囿。為了炫耀自己的顯赫地位，他往往不惜一切代價，大肆揮霍，浪費難以計數的人力和財力。大業二年（606年），突厥啟民可汗來到隋朝，隋煬帝“欲以富樂誇之”，“於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伎人皆衣錦繡繒彩，舞者鳴環佩，綴花毦；課京兆、河南制其衣，兩京錦彩為之空竭”。大業六年（610年）正月，“諸蕃酋長畢集洛陽”，隋煬帝命“於端門街盛陳百戲，戲場周圍五千步，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聲聞數十裡，自昏至旦，燈火光燭天地；終月而罷，所費巨萬”。他們派人到洛陽豐都市（東市）交易，隋煬帝就“命整飾店肆，簷宇如一，盛設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賣菜者亦藉以龍須席。胡客或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紿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嘆。其黠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為？’市人慚不能答”。隋煬帝就是用這樣的奢靡誇飾之風，將民脂民膏大肆揮霍，致使人民負擔急劇加重，階級矛盾很快激化。
清王朝取得中原後，原本聲名赫赫的八旗子弟，養尊處優、驕橫偷安、聚賭揮霍、嫖妓放浪，到後期成了“不仕、不農、不工、不商、不兵、不民”的“六不”寄生蟲。早在乾隆元年（1736年），一道上諭中就說：“八旗從前風俗，最為近古。迨承平日久，生齒日繁，漸及侈靡。如服官外省，奉差收稅，即恣意花銷……而兵丁閑散惟知鮮衣美食，蕩費成風，旗人貧乏，率由於此。”嘉慶七年（1802年）的一道上諭亦說：“我滿洲淳樸舊風，衣服率多佈素。近則狃於習俗，兵丁等競尚鮮華，多用綢緞，以穿著不如他人為恥。”他們不但毫無作戰能力，貪生怕死，而且貪圖享受。由於長期享受養尊處優的生活，旗人好逸惡勞的惡習根深蒂固，奢靡毫無節制，甚至終日居傢飲酒唱戲，遊蕩賭博，每月餉銀到手後首先沽買酒肉以供醉飽，資用告匱，隻好靠預借餉銀、典賣旗地直至靠借貸度日，因而生計異常艱難，導致風氣墮落，旗人中違法亂紀的事件不斷發生，就連宗室子弟亦多混跡其中。嘉慶禦制《宗室訓》中就抱怨說：“近年以來，我宗室中有親王以至閑散宗室奉公守法樂道安常者固多，然不肖子弟越禮踰閑，幹犯憲章者亦盡見迭出，所為之事，竟同市井無賴。”24往日的八旗雄風已蕩然無存。
4.正氣不張 權錢交易、用人不公、貪婪奢靡的結果就是整個社會道德淪喪，正氣不張。錢能使鬼的名著《錢神論》就形成於奢靡盛行的西晉時期，此文雖多憤世嫉俗之語，卻是西晉後期“綱紀大壞”的寫照，也是政權即將傾覆的征兆。《晉書·惠帝紀》曰：“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傢以貴陵物，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焉。高平王沉作《釋時論》，南陽魯褒作《錢神論》，廬江杜嵩作《任子春秋》，皆疾時之作也。”《晉書·魯褒傳》亦曰：“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傳中還對此文進行了載錄，將金錢與世風的頹廢描寫得淋漓盡致，典型地反映了當時正氣不張的社會風氣。
正氣不張與正確價值觀的缺失不可分離。秦二世認為“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這種人生觀支配下的腐敗秦政就可以想象了。魚弘在南朝梁歷任太守，經常對人說：“我做官所到之地要‘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獐鹿盡，田中米谷盡，村裡民庶盡。”並且言道：“丈夫生世，如輕塵棲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歡樂富貴幾何時！”大丈夫在世上如同一粒灰塵落在弱草上，就像白馬穿過細小縫隙，太快了，不追求富貴歡樂還等到何時呢！這種追求享樂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不僅存在於南朝高官們身上，也存在於南朝許多皇帝身上。唐朝著名詩人李山甫對此用詩歌的形式進行了總結：“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是戰爭收拾得，卻因歌舞破除休。堯行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可自由。試問繁華何處在，雨苔煙草石城秋。”有這樣的天子和臣子，南朝各代的江山怎麼能守到頭呢？還有許多官吏以勤政為俗務，以空談、交際為高尚。東漢後期士人不以“學問為本”，專門以“交遊為業”，交際的對象是富人貴者，交際時“急於目前，見赴有益則先至，顧無用則後背”，即一切以實用為標準，對自己有用的人就先去交際，對自己無益的人就甩在腦後。一些踏實做事的人反而受到歧視，如東晉卞壺因“勤於吏事”，名士多不與他交往；南朝梁何敬容為宰相時“獨勤庶務”，被名士們鄙視。這種風尚下，官吏們不僅不按律法政令行事，甚至喪失了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則，忠信不守、弄虛作假、寡廉鮮恥、縱欲無度、昏聵自傲、迎來送往、唯利是圖。失去基本的為政價值觀、人生觀，整個社會就會正氣不張，萎靡不振。
（二）腐敗與歷代王朝滅亡
我國歷史上每個王朝滅亡的具體原因很復雜，有的被人民起義推翻，有的被外族滅亡，有的被統治階級中的不同階層所替代，但究其根源，其滅亡無不與腐敗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上述歷代腐敗的主要表現形式，概括起來是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生活腐敗，主要指統治階級成員以權力為基礎，貪婪無度地攫取財物，追求極度的物質享受，是個人私欲超越了社會常態和法制而產生的腐敗行為；二是權力腐敗，主要指侵犯、濫用、踐踏公共權力，如獨斷專橫、用人不公、權錢交易、權權交易、越權專權等，本質上是個人私欲凌駕於公共權力之上的腐敗行為，嚴重時導致國傢機器無法有效運轉，失去控制，公共權力演化成謀求私利的工具；三是在生活腐敗與權力腐敗的基礎上形成了社會風氣的腐敗，表現為某些重要社會群體的集體性腐敗，甚至呈現出向基層民眾轉化的趨向，導致整個社會價值觀嚴重扭曲。這三方面問題都會對王朝的滅亡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剝削制度下的統治階級中，雖有賢明的君主和潔身自好的廉潔之士，但從總體上看，上自君主下至小吏，追求生活的腐化是一種常態。夏禹一生勤勞節儉，到了第二代啟，變王位禪讓為世襲制後，便好聲色。第三代康，“娛以自縱”，發生了一系列內亂。到了孔甲時，“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後氏德衰，諸侯畔之”，夏政權開始衰落。夏桀，“乃大淫昏”“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夏朝也就走向了它的終點。商湯鑒於夏亡的教訓，實行仁政，也意識到腐化風氣的嚴重性和危害性。然而，商湯之後，太甲即“顛覆湯之典刑”，遂有“三風十愆”等淫亂之政。到後期盤庚遷殷，其原因之一是舊都“奢侈逾禮”。商末，紂王是繼夏桀之後第二個昏淫殘暴的君王。史載他“作新淫聲，北裡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商紂王所重用的奸佞費仲、惡來，都是好利、善讒之徒。周文王被囚，周人設法求到奇珍異寶、美女、良馬，通過費仲進獻，紂王大悅，便釋放了文王。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賄賂，而貪賄者竟利令智昏，放虎歸山，終於自取滅亡。史書記載夏商時期最高統治者的“自縱”“不務德”“逾禮”，實際主要指的是他們追求極度的生活享受。最高統治者的嚴重生活腐化，是夏商滅亡很直接的原因。
西周建政之初，周公等人勤於政事，以殷亡為鑒，初步擁有了“敬德保民”的思想，對統治階層的奢靡生活有了一定的警惕，從而使政局保持了相當長時間的穩定。但貪圖享樂的生活腐敗之風不可能就此被遏制。周厲王為貪圖享受而實行山林川澤的“專利”政策，國人敢怒不敢言，召公警告他“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但他仍一意孤行，最終導致國人暴動而推翻了他的統治。這是三代史上著名的事件。《詩經·桑柔》言“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據說就是諷刺厲王的。宣王一度中興，但繼承者周幽王又是一個昏淫之君，他貪圖享樂，喜好聲色，最後身死國滅，西周王朝滅亡。“烽火戲諸侯”的成語典故，說的就是周幽王的腐敗行為。
關於夏、商、周王朝滅亡與君主腐敗的內在關系，諸多政治傢、思想傢對此均有評論。《尚書》中《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等篇記載周公多次詳細總結夏、商、周政權變革的歷史，認為統治者如果對天帝失敬、行為放縱、貪圖安逸、棄德任刑、殘害無辜，都會被上天遺棄並降下懲罰，轉移天命。上天密切地關註著人世，特別是監督人間統治者的統治行為。在這種歷史經驗的總結和對天命敬畏的過程中，關於君王之德，尤其是對統治者生活放縱、貪圖安逸、棄德任刑、殘害無辜等失德行為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的認識尤其深刻。《國語·周語上》記載周惠王問內史過“神降於莘”之事，內史過借機發表了一段議論。內史過說：“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佈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粗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不蠲，而民有遠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內史過的議論是在借天神之口規勸周惠王要廣施惠政，不可貪冒淫辟。內史過將國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粗穢暴虐、其刑矯誣等腐化行為與亡國聯系在一起，這是對腐敗危害十分深刻的認識。墨子也看到統治者荒淫享樂對國傢的危害，警告說：“儉節則昌，淫佚則亡。”
對夏、商、周三代滅亡因素的探討，學術界雖有不同認識，但大都無法否認這三代最高統治者的荒淫無度之生活腐化對王朝的危害性，甚至視其為王朝滅亡的直接原因。最高統治者的生活腐化是以權力為基礎的，其生活腐化並不僅僅是個人的道德問題，往往會加重剝削和壓迫民眾，引起社會矛盾激化。當這種矛盾與一定的社會矛盾或政治矛盾相碰撞時，就極易成為王朝或統治滅亡的導火索。歷史地看，任何王朝滅亡，似乎都可追溯到統治者的生活腐化，或與其有直接關系，或與其有間接關系，總之難以脫離內在的關聯。尤其在具有制度性腐敗和缺少權力制約的三代，君主生活腐化對王朝滅亡的影響更為突出。最高統治者的驕奢淫逸，是三代王朝滅亡的最大誘因。
歷代不乏對統治階級生活腐化提出批評的史著，且往往與國傢之衰亡相聯系。《左傳》是一部解釋《春秋》的歷史著作，但作者對春秋時期各國統治階級的生活腐敗也進行了全面而又深刻的揭露，並將這種行為歸咎於“失德”，展現了那個時期的反腐敗思想。《左傳》桓公二年記載，魯桓公收受宋國賄賂的“郜”之“大鼎”，並“納之大廟”。對於這種“非禮”的行為，魯大夫臧哀伯諫曰：“今滅德立違，而置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傢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將受賄而來的“賂器”放在太廟陳列，還有什麼比這種行為更能昭示百官呢？如果百官效法，君主又如何處置呢？《左傳》的作者列舉了許多因生活腐化而亡國、衰國的教訓。衛懿公淫樂奢侈，喜鶴，並授其祿位。狄人來伐，國人說，讓鶴去抵抗吧，它有祿位，結果衛懿公身死國滅。“楚人城州來”，即在州來之地築城，修建“宮室無量”，人民“勞罷死轉”，楚大夫沈尹戌說“楚人必敗”。晉靈公“厚斂以雕墻”，不聽勸諫，國力大傷，致使晉國無法與楚國相爭。我國歷史上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各個時期，統治者因生活腐敗而導致政權衰亡的事例不勝枚舉。唐代大詩人李商隱《詠史》詩雲“歷覽前賢國與傢，成由勤儉破由奢”，這一名句概括了歷代王朝統治者的奢華腐化生活對國傢衰亡的深刻影響。
為官者的生活奢侈是缺乏官德的一種表現，而“官德”是一種與權力相連的特殊職業道德，故包括君主在內的為官者必須有德，且要視道德情操比生命更重要。德的根本首先是儉。“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西漢思想傢劉向在《說苑·貴德》中反復說明國傢興亡與君德的關系：“夫人臣猶貴仁，況於人主乎？故桀、紂以不仁失天下，湯、武以積德有海土。是以聖王貴德而務行之。”又說：“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故無憂。”劉向十分反對奢侈，講究實用，《說苑·反質》專講崇儉戒奢，其中如“以儉為禮”“君子以德華國”“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等語明確地表達了這一觀點。《新序》卷六有專篇《刺奢》，文中列舉了夏桀、商紂王等歷史上奢侈縱欲的人和事，並借當時諫臣之口，對這些奢侈縱欲的行為進行批評，得出了奢侈縱欲必然導致亡國的結論。雖然這些評論可能存在一定的借事宣道之痕跡，有些抬高君德對政權存亡的影響力，但基本上是對以往歷史的一種總結，其中的真知灼見值得後人重視與警醒。
本文摘自《中國歷史上的腐敗與反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