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義德｜當代知識分子如何幹預社會

雖然，所有主要傳播途徑都被最有力量的利益群體，因而也正是要反對或攻擊的對手所控制，這是千真萬確，甚至令人沮喪的；同樣確定的是，較為靈活機動的知識分子的力量能夠利用、實際上擴大我們所能得到的各種講壇。所以，一方面，由六個人統轄的六個巨大的跨國傳媒集團控制著全世界主要的信息和新聞的供給；另一方面，有一些獨立的知識分子，他們實際上形成了一個剛剛開始存在的共同體，就其人身而言彼此分離，但是以不同的方式聯結於主要媒體避之不及的諸多行動主義（activist）共同體，他們實際使用著各種不同的、斯威夫特辛辣地稱之為“演說機器”的東西。想想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系列機會，僅略舉數例而言，它們來自發表言說的講壇、小冊子、收音機、另類的期刊、不定期的活頁、訪談、集會、教堂的佈道壇以及因特網。確實，要是想到一個人不太可能受邀上公共廣播公司（PBS）的《新聞時間》（News Hour）或美國廣播公司（ABC）的《夜談》（Nightline）節目，而且事實上即使受到邀請，也隻能提供孤零零的轉瞬即逝的片刻，這是相當糟糕的。但是，別的機會出現了，不是以簡短的廣播講話的編排形式，而是更為擴展了的一段時間。因此，迅捷是一把雙刃劍。有一種口號式的簡約風格的迅捷，那是專傢言論的主要特征：表面看來，扼要、利索、標準、務實，也有一種響應和組織的迅捷，知識分子——實際上，還有大多數市民——能夠挖掘下去，以便使另一種觀點得到更為完整、更為充分的表達。我在此所說的是，通過利用我們所能得到的以無數講壇（或流動舞臺，這是另一個斯威夫特式的術語）的形式出現的東西，並且發揮機警而富有創造力的意志，讓知識分子來開拓它們（那就是，要麼是電視名流、專傢或政治候選人無法得到的，要麼是他們所回避的講壇），那就有可能引發更大規模的討論。

這種新的局勢所具有的解放潛能（以及對它的威脅）不可低估。讓我列舉一個最近的非常有力的例證來說明我的意思。大約有400萬巴勒斯坦難民散佈在世界各地，其中的很大一部分生活在黎巴嫩［那裡發生了1982年的薩巴拉（Sabra）和沙提拉（Shatila）難民營大屠殺］、約旦、敘利亞、以色列控制的加沙和西岸等地的大型難民營。1999年，生活在西岸伯利恒附近的戴維（Deheisheh）難民營的一群年輕、受過教育、積極進取的難民成立了伊達（Ibdaa）文化中心，其主要特征在於“跨越邊界”計劃；這是一個革命性的方式，通過電腦終端，把大多數主要營地裡面——在地理上和政治上被難以忍受、難以突破的障礙分離開來——的難民彼此聯系起來。自從他們的父母自1948年被驅散以來，在貝魯特或阿曼的第二代巴勒斯坦難民第一次能夠跟他們的巴勒斯坦同伴進行交流。這個計劃的參與者所做的一些事情非常出色。由此，戴維難民營的居民不斷訪問他們先前的巴勒斯坦村莊，然後向另一些難民描述他們的情感，為另一些難民描述他們所看到的東西——這些難民聽說過，但是無法到達這些地方。僅僅幾個星期，一場引人註目的大團結一舉告成，它形成的時候，正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和以色列之間命運艱難、進入窮途末路的談判開始考慮難民和回歸問題的時候，而隨同這個問題的是陷入僵局的和平進程中的互不妥協之核心的耶路撒冷問題。所以，對於一些巴勒斯坦難民來說，他們的存在和政治意願第一次得以實現，賦予他們一種新的身份，從實質上有別於被動的物化狀態，而那是他們半個世紀以來的命運。２０００年８月２６日，在一次政治性的破壞行動中，戴維難民營的所有電腦都被摧毀；無疑，這意味著難民就依然是難民，他們註定無法攪亂致使他們沉默至今的現狀。列出可能的嫌疑犯並不難，但是難以想象哪個人會被點名或逮捕。無論如何，戴維難民營營地的居民立即開始努力恢復伊達中心，並且他們看來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

被拍攝的攝影師，耶路撒冷，1979 ©Jean Mohr

為什麼在這個和其他相似的環境中，個人和群體會選擇寫作和言說而不是沉默？回答這個問題，相當於詳細說明知識分子和作傢在公共領域面臨著什麼。我的意思是，存在著尋求社會正義和經濟平等的個人或群體，他們認為（按照阿瑪蒂亞·森的陳述）自由必須包括提供文化、政治、知識和經濟發展的整個一系列選擇的權利，這一事實將會使人產生表達的欲望，而不是沉默。這是知識分子使命在其職能上的常用表述。所以，知識分子所處的位置是使這些期待和願望的表達成為可能，並且推進一步。

當然，現在的每一次雜亂無章的幹預都是特別針對一個特定的偶然事件，並且設想存在著一種現成的多數意見、范例、知識或常規（我們都能挑選我們所喜歡的概念，它們表示壓倒多數的、得到認可的、大而無當的標準），比如，在英美聯軍發動伊拉克戰爭期間，在埃及和美國的全國選舉期間，關於這個那個國傢的移民準則，或者關於西非的生態。在這些和其他很多體制中的每一種體制之下，我們生活其中的時代的特點是傾向於一種主流的、媒體—政府的正統，與之相反的東西實際上舉步維艱，即使知識分子確定能夠非常清楚地表明存在著另一種選擇。因此，為了重申顯而易見的東西，每一種體制都應該按照其自身的假設來解釋，但是（我要說這幾乎總是如此）每一種制度也包含著一種競爭：一方面是一個強有力的各種利益的體系，另一方面是較為弱勢的利益，它們受到強有力一方的挫敗、抑制、合並或滅絕。這簡直不言而喻：對於美國知識分子來說，責任更為重大，機會眾多，挑戰艱難。美國畢竟是唯一的全球強權，它幾乎到處幹涉；它用於統治的財力極其強大，盡管遠非不可限量。

知識分子的角色是辯證地、對抗地揭示和闡明我前面所指的競爭，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和時間，挑戰並且戰勝看不見的權勢強迫之下的沉默和整齊劃一的平靜。因為，在這種大規模的專橫的集體利益和那些用來辯護、偽裝或掩飾其運作，同時也防止對它提出異議或挑戰的話語之間，有一種社會性的、知性的等同。

1993年，皮埃爾·佈迪厄和他的同事們完成了一項集體工作，題為“人世的苦難”（La misere du monde），1999年譯作“世界之重：當代社會苦難”（The Weight of the World：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其目的是迫使政客們註意，在法國社會，公共話語誤導的樂觀主義掩蓋了什麼。所以，這種書扮演了一種否定性的知識分子角色，用佈迪厄的話來說，它的目的是“生產和散佈防禦手段，針對符號的統治，後者日益依賴於科學的權威”或專傢意見，或者訴諸民族的統一、自豪、歷史和傳統，來迫使人們屈服。顯然，印度和巴西不同於英國和美國，但是文化和經濟上的這些顯著的差異絕不應該模糊更令人吃驚的類似，它們可見於剝奪和鎮壓的技巧以及極其常見的此類目的，迫使人們溫順跟隨。我還要補充一點，一個人並非總是需要提出一種深奧而細致的正義理論，來知性地與非正義交戰，因為現在有一個儲備充足的國際主義者的倉庫，裡面有各種慣例、規程、決議、憲章，隻要國傢的權勢想用，就可以依此行事。並且，在同樣的背景之下，我拒絕極端後現代（ultrapostmodern）的立場——就像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所采取的立場，他由此來對付他輕蔑地稱之為“學院式左派”的模糊不清的假想敵；面對種族清洗或滅絕，就像在制裁制度或（主要是人類而不是上帝的行為所造成的）拷打、審查、饑荒和愚昧的罪惡之下在伊拉克所發生的那樣，這種立場堅持認為，人權是文化或語法措辭上的事情，當它們受到侵犯，它們並不真正擁有拙劣的基礎主義者——比如本人——所賦予的地位，而對於我們來說，它們就像我們所能遇到的任何東西一樣真實。

皮埃爾·佈迪厄

我想，可以說自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非政治化或美學化的順從——以及所有各種形式，在某些情形中是自大和仇外，在另一些情形中是冷漠和挫敗——主要被用來減輕依然存在的要求民主參與（也被認為是“對穩定的危險”）的願望之餘緒。這一點可以在《民主的危機》（The Crisis of Democracy）裡看得非常清晰，那是“冷戰”結束十年之前，在三方會談委員會（Trilateral Commission）的要求下合著的。其中的論點是，過多的民主對於可控制性（governability）來說是不好的，它造成了一種消極被動，也就使得技術專傢或政策專傢的寡頭統治集團更加容易把人們拉到它們的陣線。因此，如果一個人無休止地受到持有證明的專傢們的教訓，他們解釋說我們都需要的自由要求破除常規，要求私有化或戰爭，而要求新的世界秩序也就是意味著歷史的終結，那麼，就沒有什麼可能讓個人的甚或集體的要求之類的東西來處理這種秩序。若幹年來，喬姆斯基已經毫不留情地致力於解決這種麻痹綜合征。

諾姆·喬姆斯基 ©Luis Astudillo C. / Cancillería

讓我從個人經驗中舉一個例子，說明今天的美國對於個人的考驗是多麼令人生畏，以及多麼容易讓人滑入懈怠和無所作為。如果你得了重病，你就突然陷進了一個昂貴得令人震驚的醫藥產品的世界裡，其中的很多還在試驗階段，有待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正式批準。即使是那些並非試驗階段、並非特別新（比如類固醇和抗生素）的藥物是可以救命的，它們過高的費用卻被認為相對於其療效來說是個低廉的價格。對這個問題觀察得越多，就會遇到越多的共同基本原則（corporate rationale），那就是，盡管生產藥物的開支可能很小（它經常微不足道），但是研究的成本非常大，並且必須在後來的銷售中收回。然後你就會發現，大多數研究成本在政府允許的方式下進入了企業，而它最終來自每一個市民所交付的稅款。當你通過質詢一個有希望的、思想進取的候選人，例如比爾·佈拉德雷（Bill Bradley），追問公共財富的濫用，那麼，你很快就會理解，為什麼這些候選人永遠不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他們從默克（Merck）公司和必治妥（Bristol Meyers）公司獲得巨額競選捐款，就不太可能去非難他們的支持者。這樣，你繼續納稅，繼續生活，設想著如果你夠走運的話，就會得到一張保險單，保險公司會支付一切。然後你發現，保險公司的會計師所做出的決定，依據的是誰在多長時間，在什麼情況下，接受了昂貴的藥物治療或檢查，無論它是被允許的或是不被允許的，此時你才會理解，一個真實的患者權利法案這種基本的保險依然不能在國會通過，隻要你想到有很多獲利豐厚的保險公司不辭辛勞地在那裡疏通遊說。

簡而言之，我在此所說的是，即便是英雄式的努力（比如弗雷德裡克·詹姆遜），在一個理論的層面上來理解這個體系，或者明確陳述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所謂斷開關聯的另一種選擇，也由於它們相對忽視了現存的形勢中實際的政治幹預而註定會被削弱——我們作為公民就身處這種形勢之中，而其中的政治幹預並非隻是個人的，而是一個廣泛的對立或反抗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顯然，作為知識分子，我們所有人都傳播著一些具有指導意義的對於全球體系的理解或概略——在很大程度上感謝世界性的和區域性的歷史學傢，諸如伊曼努爾·沃勒斯坦、梅勒克（Anwar Abder Malek）、佈勞特（J.M.Blaut）、珍尼特·阿佈路哈（Janet Abu-Lughod）、 彼得·格蘭（Peter Gran）、阿裡·馬斯瑞（Ali Mazrui）、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但是，隻有在這個那個特定的地理環境、結構或問題中直接遭遇它的時候，那些爭辯才是發動了的，也許甚至是可以贏得的。我所說到的這種東西，有一個令人欽佩的編年史，由眾多文章組成，包括佈魯斯·羅賓斯（Bruce Robbins）的《感受全球：困境的國際主義》（Feeling Global：Internationalism in Distress，1999）、蒂莫西·佈倫南（Timothy Brennan）的《四海一傢：今日之世界大同主義》（At Home in the World：Cosmopolitanism Now，1997）和尼爾·拉紮勒斯（Neil Lazarus）的《後殖民世界的民族主義和文化實踐》（Nationalism and Cultural Practice in the Post-colonial World，1999），這些書的有意識的地區性的和高度混雜的結構，實際上是批判（並且好鬥）的知識分子對我們今天生活其中的世界的感覺之先兆，被認為是一個更大的圖景中的一段情節甚或碎片，在那個圖景中，他們的作品，以及像他們那樣的其他人的作品，正在編撰之中。他們所提示的是一張經驗的地圖，它一直是不可辨認的，在２０年前也許是不可見的。但是，在傳統的帝國遺留的後果中，“冷戰”的結束，社會主義和不結盟陣營的崩潰，全球化時代興起的南北對話，這些東西既不能從文化研究，也不能從人文學科訓練的范圍排除出去。

我提到了幾個名字，這不僅為了表示我認為他們的貢獻如何重要，也是為了利用他們直接跳躍到一些得到共同關註的具體的區域，在那裡，最後一次引用佈迪厄的話來說，有著“集體幹預”的可能性。他接著說：

我對此的反應是強調，如今缺乏關於知識分子能夠做些什麼的總體計劃、藍圖或宏偉理論，還缺乏能夠將人類歷史描繪成向其發展的烏托邦目的論。所以，某個人別有用心地“發明”（invents）了一些目標——按照修辭學傢所采用的拉丁語inventio（發明）一詞的準確用法，這是用來強調再度發現，或者過去成果重新的組合，而不同於對發明（invention）的浪漫用法，後者表示從草稿中創造出某個東西——某個人從已知的歷史和社會事實中設想出一個更好的情形。這實際上使得知識分子能夠為很多團體，在很多地方，以很多風格有所表現，讓我剛才提到的對立的感覺和緊密參與的感覺都能繼續維持。所以，電影、攝影，甚至音樂，連同所有寫作藝術都可能是這種行動的各個方面。我們作為知識分子所做的事情的一部分並非隻是定義這種情形，而是也要洞悉積極幹預的可能性，無論是我們自己隨後去實行，還是承認已經走到了前頭或者早已著手此事的作為守望者的知識分子。舊式的狹隘觀念——例如一個文學專傢，他的領域是17世紀早期的英國文學——已經自行取消，並且非常坦率地說，那種觀念看來是毫無趣味的，也是毫無必要保持中性的。必須有這樣的設想，盡管一個人不可能做或知道每一件事情，但也必定總是有可能不僅洞察近在手頭的鬥爭、緊張或問題的各個因素，使它們能夠得到辯證的闡釋，而且感覺到其他人也在共同的計劃中有類似的投入和工作。在亞當·菲利普（Adam Phillips）最近的《達爾文的蠕蟲》（Darwin's Worms）一書裡，我發現了類似於我所指的燦爛輝煌、鼓舞人心的內容：達爾文終其一生對於低賤的蚯蚓的關註，揭示了它無需一個或另一個整體，而在表現自然的變異性和設計方面所具有的能力，由此，在他關於蚯蚓的研究中，替換了“創世的神話，代之以一個世俗的維持生存的神話”。

愛德華·薩義德

是否有某種並非微不足道的方法，來概括這樣的鬥爭如今在哪裡，以何種方式發生？我將限定自己隻針對這些鬥爭中的三種略說幾句，這些鬥爭全都深切地順從於知識分子的幹預和闡述。首先是預防和阻止過去的消逝，它在迅速的變化、傳統的重新塑形、歷史的簡化刪節的釋義中，正處於本傑明·巴伯稍微有點籠統地描述為“聖戰對‘數字世界’”的鬥爭中心。知識分子的作用在於呈現歷史的其他敘述和其他方面，而不隻是那些代表官方記憶和民族身份、民族使命的鬥士所提供的東西。至少，自從尼采以來，歷史的寫作和記憶的積累已經以很多方式被認為是權力的重要基礎之一，引導著它的策略，制訂著它的進程。例如，看看對於過去苦難的駭人聽聞的利用，描繪在湯姆·塞格夫（Tom Segev）、彼得·諾威克（Peter Novick）、諾曼·芬克斯坦（Norman Finkelstein）關於大屠殺之使用的記錄中，或者隻是停留在歷史復原和補償的范圍之內，看看對於重要歷史經驗的不公正的損壞、分割和忘卻，它們沒有足夠的力量在當下疏通周旋，所以隻能被打發和貶低。現在所需要的是醍醐灌頂的、清醒的歷史，表明歷史的多重性和復雜性，而不至於讓某個人得出結論說，它按照要麼是天神，要麼是權勢所決定的法則，與人力無關地向前發展。

第二個鬥爭是構建共同生存的而不是戰鬥的領域，以此作為知識分子的工作成果。在非殖民地化的過程中，有很多重要的教訓值得學習，那就是，雖然解放它的軍隊精神高尚，它卻常常不足以防止受壓抑的民族主義取代殖民政權，而且，這一過程本身很快就被納入了“冷戰”，盡管有不結盟運動在政治修辭上的努力。再者，它已經被一個小小的學院理論的工業化生產縮小，甚至變得瑣屑淺薄、無足輕重，這種學院工業簡直已經把它變成了自相矛盾的對手之間的一場模棱兩可的爭辯。在我們很多人都感到自己曾經參與其中的關於正義和人權的各種各樣的爭辯中，我們的介入需要有一種組成要素，強調需要重新分配資源，並且倡導理論上的強制規則，來針對如此扭曲人類生活的權力和資本的巨大積累。

沒有平等，和平就不可能存在。這是一種急切需要重申、證明和加強的知識分子價值觀念。和平這個詞匯本身的誘惑在於，它被圍繞著、實際上沉浸於各種各樣的哄騙：贊許，無可爭議的頌揚，感情用事的支持。國際傳媒（就像最近的案例，在伊拉克的這場未經認可的戰爭中）把一切都不加辨別地詳細敘述和修飾，並且不問是非地傳播給無數觀眾，對他們來說，和平與戰爭是娛樂奇觀和即時消費。需要更多更多的勇氣、工作和知識，來把“戰爭”與“和平”這樣的詞匯分解成它們的基本元素，重新恢復遺漏在一直由權勢所決定的和平進程之外的東西，然後把那些正在消失的事實放回事情的核心；這樣勝過寫作一些闡述“自由”的文章，按照葉禮庭（Michael Ignatieff）的方式，給那些遙遠的、處於仁慈的帝國主義的旗幟下的老百姓造成更多的破壞和死亡。知識分子也許是一種“反記憶”（countermemory），有它自己的“反話語”（counterdiscourse），它不會允許良心轉過臉去或者陷入沉睡。如約翰遜博士所言，最好的矯正辦法是想象你正在討論的那些人——在這個案例中就是會有炸彈落在頭上的那些人——正在當面註視著你。

可是，正如歷史絕不會終結或圓滿，同樣，一些辯證的反對派也不可調和、不可超越、不可真正混合在一種更高的、無疑是更加崇高的綜合之中。我的第三個例子，也是跟我的傢鄉最密切相關的例子，就是巴勒斯坦的鬥爭；我一直相信，它絕不可能通過一種技術性的，最終是監護性的重新劃分地理區域，而真正得到完全解決，那種劃分允許遭受驅逐的巴勒斯坦人有權利（好像如此）居住在他們20％的土地上，巴勒斯坦將完全依賴於環繞著它的以色列。另一方面，如果要求以色列應該撤出前巴勒斯坦的全部領土，這也是從道義上無法接受的，因為以色列人現在又在成為完全像巴勒斯坦人那樣的難民。無論我如何尋找解決這個僵局的辦法，我也無法找到，因為這不是一個輕而易舉的權利對權利的案例。剝奪整個民族的土地和遺產，這不可能是合理的。猶太人也是我所說的一個受苦受難的群體，已經背負著極其悲慘的遺產。但是，不像以色列社會學傢齊夫·斯特恩海爾（Zeev Sternhell，他曾當面向我提出他的觀點），我不能同意對巴勒斯坦的征服是必然的。這個觀念冒犯了真正的巴勒斯坦人的痛苦的感受，而它以自己的方式，同樣是不幸的。

重疊這些依然無法協調的經驗，要求知識分子有勇氣說，那就是我們所面臨的一切，並且，幾乎完全采用阿多諾的方式——他在關於音樂的著作中，始終堅持現代音樂絕不能跟生產它的社會和諧一致，而是在其緊張並且通常是絕望地精心制作的形式和內容之中，音樂能夠面對周圍的一切暴虐，擔當無言的見證。阿多諾說，個人的音樂作品與它的社會環境的任何同化都是錯誤。我的結論是這麼一個想法： 知識分子的臨時傢園是一種緊迫的、抵抗的、毫不妥協的藝術領域——唉！他既不能由此退卻，也不能從中尋求解決方案。但是，隻有在那種動蕩不安的流亡地帶，一個人才能第一次真正領會那種無法把握的東西之艱難，然後，無論如何，繼續努力。

作者: [美] 愛德華·W.薩義德 譯者：朱生堅譯/胡桑校

出版：三輝圖書|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 年 6 月

“人所固有的，我都具有。”這句格言盡管已是老生常談，卻依然令人感懷。薩義德在本書的諸篇演講中，為他所堅定信仰的人文主義設定了兩個界標：一是為人文主義找到某種特性，以把人類與自然、超自然和先驗的東西區別開；二是渴望尊重人之為人的一切。在前一個界標中，他援引了維柯關於歷史的觀點並將之展開論述；在後一個中，他為文化多元主義做出了博學而宏偉的辯論。薩義德的論述賦予了人文主義嚴密而知性的肌理，為試圖擺脫教條主義的人提供了源源不竭的思想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