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新疆、青海、西藏斷碑尋古，去印度、波斯刨墳掘墓。22歲的李濟前往哈佛攻讀人類學之前，在“自撰簡歷”中寫下如斯夢想。此時的筆觸不過是一位年少輕狂學子的熱血暢想，由清華學堂選送的留美學生，是天之驕子，沒有誰會真的認為他有朝一日，會去幹刨墳掘墓的勾當，畢竟在當時的年代，這被稱為盜墓賊。但一語成讖，10年之後，當年誇下斷碑尋古海口的少年真的挽起衣袖、拿起鐵鍬，“挖”下了中國科學考古發掘的“第一抔土”。
李濟（1896年6月2日--1979年8月1日）
1923年，留美僅五年的李濟攜心理學學士、社會學碩士、人類學博士3個學位歸國。值得一提的是，李濟是中國第一位人類學博士，歸國後一時風光無兩。李濟的父親也與有榮焉，有段時間還給自己取了個“博父”的別號。
回到祖國後，李濟在南開大學擔任了兩年的教授。而後，清華學堂成立國學研究院，李濟因為其深厚的學術背景被聘為特約講師。雖然李濟的人類學博士背景讓他在學術界有著極高的聲望，但他的一生主要的事業卻是在考古領域。1926年，他在山西夏縣發掘了西陰村遺址，這是中國人第一次主持的科學考古發掘。從此，他被譽為“中國考古學之父”，這也為他後來成為史語所所長傅斯年領導考古組的重要原因。
1929年，殷墟第三次發掘，李濟手持彩陶片
從1928年開始，他和他的團隊在小屯、後岡、侯傢莊等地進行了15次發掘。他們的發掘工作培養了眾多優秀的同事和學生，其中包括後來的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所長夏鼐和臺灣史語所所長高去尋。他們的發掘證實了商朝的存在，將中國的信史向上推進了數百年。有趣的是，他們在進行到第11次發掘時，才獲得了官方的“第一號采取古物”執照。
1929年春，李濟主持在河南安陽殷墟的第二次發掘。坐者左一為李濟，左二為裴文中，立者右二為董作賓
然而，就在第15次發掘結束後不久，“七七事變”爆發，李濟隨即投入了史語所和中央博物院的遷移工作中。他和他的團隊帶著殷墟文物、圖書、儀器、檔案、標本在西南地區遷移了一大圈。在艱難的遷移過程中，由於醫療條件惡劣，李濟的兩個女兒在昆明和李莊相繼病逝，這給他帶來了巨大的痛苦和打擊。
經歷了喪女之痛後，李濟陷入了消沉的情緒中。1942年初，他寫信給傅斯年，想辭去行政職務專心研究。他在信中寫道：“數月以來，失眠已成一習慣，中夜輾轉，竊念研究所自成立以來，所成就之人才多矣，而弟愧不在其列，有負知己，誠不自安，然此亦非弟一人之咎。弟自覺今日最迫切之需要為解脫，而非光輝。衷心所祈求者為數年安靜之時間；若再不能得，或將成為一永久之廢物矣。”傅斯年讀了他的信後深感惋惜和不安，他寫信鼓勵李濟：“你的生平大業，我深盼能如願以償，千萬不可因為兒女之小事故，而遂不能有所作為，殊為不敬。”
1931年，傅斯年在安陽小屯探望考古進展。左起：董作賓、李濟、傅斯年、梁思永
歷經喪女之痛後，李濟深覺自己對傢人的虧欠，但身兼大業，不允許他有片刻懈怠。因為李濟工作太過繁忙，兒子李光謨隻能由父母照顧長大，並跟著他們完成了啟蒙教育。李光謨後來回憶說：“父親好像從來沒怎麼管過我，他一回傢就躲進書房，有時候還帶著沒做完的工作，有時候就自己看書。我這輩子跟他說過的話，我都記不太清了，因為實在太少了。”所以，父子倆的關系並不親近。
抗戰結束，回到南京，李濟以為可以安心工作了。不料幾年後，他又面臨一次大遷移。這次遷移讓他一時間背上無數罵名。1959年，以《考古》雜志為代表的大陸學界對李濟發起了猛烈圍剿，隨著時間的推移，李濟的名字逐漸消逝在眾人的視野中。提起耳熟能詳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人們驚嘆之餘，無人提起這位“中國考古學之父”對安陽殷墟的發掘和研究。一代考古大師就此“失蹤”，杳無音信。
李濟帶領的考古團隊繪制的殷墟各層器物圖
1979年，一生從事考古，始終不曾忘情尋找“中國人始源”的李濟與世長辭。他去世後，留給兒子李光謨一筆遺產。李光謨曾提議捐贈一部分遺產設立“李濟考古學獎學金”，後因各種因素，此事便不了了之。
在李光謨眼中，父親相當固執，總是直道而行，不懂變通。在親朋好友、同事學生眼中，李濟是一個被上級、同僚、晚輩、學生害怕的人，但他對待真心為學的人則給予最大的幫助。其實豈止“害怕”，在一些人眼中，此人簡直就是可惡。臺灣名人李敖就曾寫過文章，稱李濟為“最後一個迷人的學閥”。李濟因固執而獲罪為“學閥”，但饒是刻薄如李敖，也從不否認他身上“迷人”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