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德富蘇峰（1863—1957）這個名字，想必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會感到很陌生。
但不可否認的是，作為一個橫跨了整個明治時代、大正時代以及一半以上昭和時代的“愛國大V”，他的職業生涯足以稱得上“傳奇”。
晚年的德富蘇峰
他一生著述頗豐，被時人譽為“福澤諭吉之後的第二大思想傢”，地位重要到“與皇室、東條英機、軍部等同”。有學者認為，“他的論述幾乎完整地展現了日本天皇制軍國主義的發展進程”。
與絕大多數近代日本學者一樣，他也發表過大量與“中國”相關的論述性文章。那麼問題來了，身為近代日本最知名“愛國大V”的德富蘇峰，對中國給予了什麼樣的評價？
我查閱了一些資料，接下來跟大傢簡單聊聊。
晚年的德富蘇峰
1） 誰是德富蘇峰？
德富蘇峰，本名德富豬一郎。父親德富一敬是肥後藩葦北郡的商人兼名士，出自與吉田松陰齊名的學者橫井小楠（1809—1869）的門下；母親矢島久子因傢學淵源，也有著一定的儒學根基。
自1882年開始，德富蘇峰開始涉足政治，不僅加入了自由黨組織“相愛會”，並作為該組織的代表趕赴東京，參加關於自由民權運動問題的辯論會。隨著時間的推移，他以辦學、辦報和結社等方式參與其中，一度成為了“平民主義”的創始人之一。
24歲的的德富蘇峰
首先，德富蘇峰應該是近代日本最著名的媒體人之一。
1887年，時年24歲的他在東京創立“民友社”並創刊《國民之友》雜志，並在三年後創立了大名鼎鼎的《國民新聞》。
1929年，他宣佈退出《國民新聞》並加入大阪每日新聞社，為該社的《大阪每日新聞》和《東京日日新聞》撰稿，一生浸淫報界七十餘年，可謂史無前例。
“《國民新聞》時代的德富蘇峰”
其次，德富蘇峰不僅以勤奮和產量頗豐著稱，對歷史也有著一定程度的研究。
早在21歲時，他就自費出版了《論明治二十三年後的政治傢的資格》，翌年又自費出版了《第十九世紀日本的青年及其教育》。自《國民之友》和《國民新聞》創刊之後，他幾乎每天都在為報刊寫稿。
另外，他一直以“極端的歷史癖、在娘胎裡就喜歡上了歷史”的學者自居，不僅撰寫過歷史人物傳記《吉田松陰》、三卷本的《源賴朝》和《三代人物史》，還耗時幾十年，於1952年完成了百卷本的《日本近世國民史》。
資料顯示，他一生出版了單行本著作141本，另有收錄在“蘇峰叢書”中的12種，“國民叢書”中的37種，編著40種，合著5種。倘若再算上書簡、信函等內容名，其著作大約有五千萬字之多。他活了94歲，直到去世之前依然著述不輟。
德富蘇峰的書房
第三，在近代日本的媒體人當中，沒有一個人能像德富蘇峰一樣與政界要人們走得如此之近。
在伊藤博文、山縣有朋、松方正義、大隈重信、桂太郎、寺內正毅等政界巨擘的官邸內，德富蘇峰一直都是屢屢到訪的座上客。
另外，他以“內閣敕任參事官”的身份親自為裕仁天皇講授過擴張理論，並在1923年被授予了“帝國學院院士”。
1912年，桂太郎組織成立“立憲同志會”時，《國民新聞》報社一度成為了這個新黨組織的總部。因此，《國民新聞》被時人稱為“桂太郎內閣的機關報”。
桂太郎死後，德富蘇峰一度離開政界“專心辦報”。不過，伴隨著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他再度卷土重來，極力鼓吹“文學報國”與“言論報國”。
1938年，出版《皇道日本之世界化》一書，為日本侵略大肆辯護；1942年，出版《興亞之大義》一書，鼓吹“超國傢主義”理論，並出任“大日本言論報國會”和“大日本文學報國會”的會長。
1943年，他被授予“文化勛章”，儼然成為了日本言論界和文化界的最高領袖。
日本“文化勛章”
第四，他是日本為數不多的一度被列為“甲級戰犯”的文化學者。
為了配合“大東亞戰爭”，他撰寫了大量充滿了陳詞濫調的“國民讀本”。比如發行於1939年的《昭和國民讀本》、發行於1940年的《滿洲建國讀本》以及發行於1944年的《必勝國民讀本》，都是他的手筆。
另外，他還參與起草了《占領臺灣的意見》、《日本太平洋戰爭詔書》等文件（拓展閱讀：日本與韓國的歷史教科書，是如何評價甲午戰爭的？）。
《日本對美英兩國宣戰詔書》局部
日本戰敗後，美國占領軍一度將他列為“甲級戰犯”。但鑒於其年事已高，又患有嚴重的三叉神經痛，因而被特許在住所禁錮。伴隨著冷戰的爆發以及美國對日占領方針的改變，他在1952年重獲自由身。
值得玩味的是，德富蘇峰似乎從未有過“深度反省”。在他看來，歐美各國應該對這次戰爭負首要責任，日本的戰爭責任是次要的。據說，他在臨死前高呼“再等500年”。
“東京審判”現場照片
2）20世紀的“中國印象”
德川幕府被推翻以後，“新生”的明治政府面臨著一個棘手的問題——國傢的價值取向，究竟應是東方還是西方？
當時的日本政界，一直存在兩種觀點，即薩摩派提出的“日清協力”主張與長州派提出的“征韓論”主張，雙方一直爭執不下（拓展閱讀：什麼是中國：近代日本的“中國觀”）。
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皇室
1）明治日本的“中國印象
在明治維新開啟之初，“日清協力”一度占據上風。不過，伴隨著日本與歐美列強的交流的持續深入，以巖倉具視（1825一1883）為首的政界要人們逐步意識到，“日清兩國再怎麼協力，也無法與之相抗衡”。
在權衡利弊後，明治政府於1871年單方面撕毀了與清政府簽訂的《中日修好條規》，全面推行“脫亞入歐”戰略。與此同時，以西鄉隆盛（1828—1877）為代表的部分維新人士提出了“失之於歐美之物，取償於朝鮮、滿洲之地”的“擴張觀點”。
明治維新的幾個主要領導人，左起：木戶孝允、山口尚芳、巖倉具視、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日本各界的厭華情緒愈演愈烈。縱觀日本學界，對華態度最為強硬的知名學者，當屬福澤諭吉（1835—1901）。
1883年，他在《時事新報》上發表《外交論》，不僅將東亞各國之間的關系概述為“禽獸相接相互吞食”，還將吞噬者視為“文明國傢”，被吞噬者視為“半開化國傢”或“野蠻國傢”，並號召日本盡快成為“文明國傢”。
1884年，福澤諭吉在得知南洋水師慘敗於法國海軍的消息後，馬上發表了《東亞的波蘭》一文。他將中國比喻為“第二個波蘭”，並認為“中國的亡國命運，已經不可避免”。
福澤諭吉著《文明論概率》封面
1885年3月，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上發表了著名的《脫亞論》，並對中朝兩國展開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中國與朝鮮是停滯於儒傢思想，被專制主義和殘酷法律束縛的國傢，日本不僅從兩國得不到任何援助，引起的外交事端也不在少數。因此，日本雖然在地理上與中國和朝鮮均同處東亞，但已經成長為一個文明國傢。對於中朝兩國，日本根本不用做什麼特別照顧，應追隨西方列強共同將之占領和瓜分。
日文版《脫亞論》局部
甲午戰爭爆發後，福澤諭吉在文章中將之“贊頌”為“神聖之戰爭”，並將日本戰勝的事實譽為“夢想已久的勝利”（拓展閱讀：為了占領與奴化臺灣，近代日本都動了哪些小心思？）
兩國談判期間，他不僅要求日本索取巨額賠款，還要求將旅順、威海衛、山東和臺灣等地收入囊中（拓展閱讀：一文概述：為什麼福澤諭吉要堅持“脫亞入歐”？）。對此，日本學者遠山茂樹（1914—2011）認為，“福澤諭吉是主張侵略中國和朝鮮的前驅者”。
慶應義塾大學校內的福澤諭吉雕像
2）德富蘇峰的“中國評價
與福澤諭吉一樣，大多數日本學者都對中國保持著“持續衰敗”的觀感。
在談及第二次鴉片戰爭時，德富蘇峰的“師祖”橫井小楠認為，“清國之所以遭遇慘敗，存在的最大問題，是對內朝廷無人朝風敗壞，對外除科技落後外，態度上驕傲自大、缺乏信義，導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
橫井小楠雕像
可以預見，青年時代的德富蘇峰的“中國評價”，也在很大程度上繼承著橫井小楠的觀點。在發表於1884年《自由、道德與儒教主義》一文中，他首次談到了自己的“中國印象”。
首先，他認為“強調道德的儒教文明，是壓制中國人自由的工具”：
英美二國尤以自由之盛而富強，中國與印度兩國，古來雖重仁義道德而行專制。但唯自由之所存，故道德存斯。
壓制中國人民兩千年之儒教主義，以支配我等自由國民，此乃將兩千年來腐敗人民智德之儒教文明，施於我等明治改進人民耶？所以，儒教文明乃系馬之鞭、下船之錨之類。
19世紀法國人繪制的亞洲地圖
其次，他基於1883年的中法之戰的戰況，對當時的國際局勢以及日本采取的應對策略進行了較為深入地闡述。
在他看來，“當下乃東洋百年來多事之秋，天下之大勢，非我等高枕安臥之時”。原因很簡單，“清國與法國開戰之際，如法國以其精銳艦隊攻入東京灣，則我輩將奈何？”
緊接著，他拋出了一個嚴峻的問題——“清國乃土崩瓦解之時，朝鮮亦為各國虎視眈眈，於此之時我們如何維持獨立？”。
不過，他馬上就給出了解決方案，即考慮到“以三十艘軍艦與十萬以上陸軍仍有不足”的現狀，建議政府“惟以日本海為池，全國以為城，全民以為兵，一旦烽火燃起時，全民草莽奮起持劍，左右前後首尾縱橫而出。如常山之蛇，何者能敵？”
“鎮南關大捷”主題繪作
第三，對於清廷推行的洋務運動，他除了對具體操作環節存在的嚴重遲滯發表批評之外，也突顯了對現代化文明的期許：
若於吳越可見煤煙，燕趙之郊可聞汽笛之聲，則政治文學商業兵制等百般改革自然指日可至，堂堂北京政府豈無一人知乎？大國之所以難治，在於其為大國，分配聯帶之不易。
若使火車奔騰於鐵道，電線躍於天空，北京之政治傢得坐於臺閣有其天下。鐵道乃中國之救世主也。中國遍佈鐵道之日，乃帝國組織之日、內政整頓之日、外敵防禦之日、商業繁榮之日、文明富強之日也。
江南制造總局炮廠車間
第四，他對於中國的國防實力，進行了毫不客氣的差評。
我國於軍事恒以中國為假想敵，將我國軍事與中國比較，何者為優何者為劣，徹頭徹尾比較長短，甚讓吾人有所懷疑。
中國雖為我國鄰近之一大國，但以中國為對手誠非我國國柄。以中國為對手與敵國實為我國國民視野之狹隘。
試想我國國權之伸展、利得之損益及恒常壓制我國之發展，清國與泰西諸國（西方國傢）實不能相比擬。
如以中國朝鮮為假想敵，即令勝之，猶如相撲關取力士將七八十歲老嫗毆打在地，能稱其為剛力乎？
甲午戰爭爆發後，一直將中國視為“文明之敵”的德富蘇峰認為，戰爭是“討伐清國以協助朝鮮現代化的文明之權"。換言之，日本“擁有協助朝鮮邁向文明世界的權力。”
“平壤陷落”
3）“漫遊中國”與“中國觀察”
身為“全日本最知名媒體人”之一的德富蘇峰，應邀出國或自費出國進行考查探訪的機會從來就不少。
甲午戰爭前，他就受邀前往遼東半島考察；日韓合並（1910）後，應朝鮮總督府之邀前往京城首爾、平壤、元山等地考察。另外，他還有過臺灣旅行的經歷。一言概之，將其稱為“中國通”也不為過。
人在韓國慶州的德富蘇峰
1）“中國考察”概述
1895年4月，中日雙方簽訂《馬關條約》。不久，德富蘇峰便懷著無比喜悅和滿足的心情到訪中國。但令他感到遺憾的是，在行至旅順時，得知了“三國幹涉還遼”一事。
“歸還遼東”的消息，一度讓他大為光火。據他回憶：
當時我踏破遼東半島的一些地區後回到旅順的時候，就傳來了歸還遼東半島的消息。雖然氣憤無比，但也毫無辦法。那時，隻是捧了一把旅順港外的沙礫，用手絹包起來。至今還好好地保存著，我說這是我們僅剩的一點遼東的版圖。
“三國幹涉還遼”主題浮世繪
1904年2月，日俄戰爭爆發。次年9月，在英美兩國的調停下，日俄雙方簽訂合約。其中，身為戰勝國的日本不僅成為了朝鮮的保護國，還把勢力范圍擴張到了東北，為日本向亞洲大陸擴張打開了方便之門（拓展閱讀：為了將東北據為己有，日本人動了哪些小心思？）
1906年5月，德富蘇峰第二次來到中國。抵達旅順後，他心潮澎湃地表示：“相隔十年的漫遊，真是讓人高興極了。清新的陽光照在山林湖泊上，也照在我的心上，隻覺得心胸一下子明朗了起來。”
日俄戰爭時期的德富蘇峰（前排c位）與新聞同僚
在一戰接近尾聲的1918年9月，德富蘇峰第三次訪問中國。在路過荒廢的清昭陵時，他寫下了“風雲遼北想龍興，隆業山松翠黛凝；石馬無聲空廟寂，無名野草滿昭陵”以示紀念。
結合資料看，德富蘇峰的後兩次“中國之行”的足跡大抵相似，都是渡海先到朝鮮半島，然後由半島進入東北境內，再經過華北來到長江中下遊地區，從沿海的上海一直深入到內陸的長沙、漢口等地。
德富蘇峰與同僚，老者為其父德富一敬
他一路考察得非常仔細，還會見了沿途幾乎所有的重要人物，並與之進行了詳細的訪談。歸國後，他將記錄的所見所聞整理成書，即《七十八日遊記》和《中國漫遊記》。其中，後者的內容更為厚實。
兩本著述不僅有詳實的記錄與豐富的圖片，都附有名為“觸目有感”的章節，旨在對中國的民族性與現代化的發展做出評論。
結合他旅程中經過的景點以及沿途所寫的漢詩和用典，不難看出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憧憬以及深厚的漢學功底。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些“喜愛”不僅沒有構成他對近代中國的同情，反而成為了他批判中國民族性與當時中國的立論基礎（拓展閱讀：一文概述：辛亥革命後，內藤湖南都發表了哪些辱華暴論？）。
德富蘇峰的書屋
2）中國人的民族性
德富蘇峰認為，“民族性的系統研究，需要從語言、風俗、習慣、歷史與宗教等領域著手，才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不過，他也同時指出，“從觸目所及的一剎那觀感，也可以得到一些粗淺的印象”（拓展閱讀：近代日本學者的中國觀：氣質文弱、思想保守、天生妥協、猜疑心重）。
值得註意的是，盡管他認為中國存在“滿洲、北中國與南中國之別”，但總體而言有著共同的民族性。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1）氣質文弱。
德富蘇峰認為，“中國人為和平之國民”。不過，“與其說是因為愛好和平，不如說是因為文弱”。
在他看來，“中國盡管也有戰爭，但這些戰爭就和中國的戲劇一樣虛張聲勢，陳兵百萬往往作戰的隻有其中十分之一。而且，戰爭往往是重於防禦而非進攻。”他甚至認為，“中國男人有著女性化的特質。“
緊接著，他站在日本的角度提出了“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法：“中國人由於缺乏力量，所以最重要的是使用力量威嚇中國人，使其折伏，如此才能得到中國人的信賴與依附，以力之福音感化中國。”
上世紀20年代的上海農村
2）安於天命，天生妥協。
德富蘇峰認為，“中國人的哲學隻有兩個字，就是認命。他們所謂的聖賢，極容易居易俟命、安於天命，這就是一種認命的方式。”
他進一步指出，“這種斷念哲學，不僅上下智愚都是存在的，還與利害計算又是息息相關的。因此，面對強大敵人時，中國人往往會服從於強權，盤算自己的利害關系。”
清末上海的商業街
3）重效益輕原則，喜好空談。
在德富蘇峰看來，中國的經典文獻中盡管“有著要求憂道不憂貧、殺身以成仁的文句，但其實沒有人去做”。現實情況是，這些文句“不過是膽小者用以明哲保身的金科玉律”。
他還認為，“中國人根本就是把論語反過來讀的。於是，雖然中國古有秦檜，當時有李鴻章對外訂約損害國益被視為漢奸，但是在中國人心中，看似是同情嶽飛憎恨秦檜，但其實是同情嶽飛，羨慕秦檜。”
其結果就是，“這樣的便宜主義除了造成理論與實際上的落差外，更造成中國人隻會言論打高空、不切實際的現象。可以說，中國是個文字之國、言論之國，露骨一點就是言論打高空大國。"
清末民初的濟南市場
4）利字當頭，善於賄賂。
德富蘇峰認為，對於沒有宗教信仰的中國人而言，利益就是最大的動力。
因為中國人最愛惜自己的生命，所以會不斷追求自己的利益。為了利益，懶惰的中國人也會變得拼命，甚至於不惜自己的生命。其結果就是公共心的淡薄與病態的利己心的形成。
他還觀察到，“中國的官場一切講求賄賂，尤其以地方官為最；而賄略主義的發展就是強盜主義，最終成為官吏剝削人民的機制。”
老照片中的民國縣衙
5）虛偽和形式主義。
德富蘇峰認為，“中國人是保守人種，凡事都是按著前人的腳步進行。”他進一步指出，“中國雖有禮儀三千威儀三百，作為生活綱紀，但全部都是虛假的，連喪禮過程中的哀思都極為虛假，孝男孝女也可以請人代哭”。
另外，“這種虛偽也反映在了中國人民族性的言行不一與巧於外交辭令之上”；這種形式主義，就是中國人雙重人格的原因之一。
1909年慈禧葬禮出殯期間，慈禧出殯時隆重的現場，沿途百姓圍觀
6）有傢無國，討厭政府與被幹涉。
他認為，中國人盡管有傢的觀念，但幾乎不存在國的觀念，所以也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愛國心和“公共心”（拓展閱讀：“你的滿洲，我的東北”：近代中國學者的“東北觀”）。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普通的中國人會將官吏、仆役等等視為大惡，所以不相信政府甚至不依賴政府，產生帝力於我有何哉的思想”。
他還認為，“正因為這種討厭被幹涉的心態，使得自古以來法傢所希望推動的變法都極難成功。”
“戊戌六君子”主題繪作
7）擁有強大的繁衍能力。
德富蘇峰認為，“中國人的繁殖力，說其是非常偉大，應該是不過分的。”展開來說，“中國多次發生的饑荒、流行病、內亂等事件，雖然限制了人口的增加，但並沒有戰勝中國人的繁殖力。”
他進一步指出，“巨大的人口不需要在乎時間，他們不管是多麼卑賤的職業都不辭勞苦地勤勉工作。在凡事不靠外力，而是靠自己的獨立自主的精神上，即便是堂堂的日本男兒也應該向年輕的中國苦力們學習。”
一言概之，“因為有苦力的存在，才是使中國恒久屹立在世界上的原因。中國人的生命力和國民精神，也在苦力身上體現了出來”。
不過，他也同時指出，隻執著於數量上的優勢意義不大，因為“這種數字造成的優勢往往都是烏合之眾”。
拍攝於上世紀20年代，在街邊依靠縫補鞋子、衣物為生的婦女
3）對中國政局發展走向的判斷
值得一提的是，德富蘇峰在兩次旅行途中，都與國內的政界要人進行了會談。除了北洋官僚外，他還與革命派以及各界媒體人有所接觸。這就意味著，他對中國政局的理解比其他旅行者更為深刻。
日俄戰爭結束後，德富蘇峰更為堅定的認為，“自以為是上帝選民的白種人的橫霸，是對有色人種的侮蔑”。
於是，他以“土耳其的對外強硬運動”與“埃及的國民精神運動”為例，號召“有色人種必須要有自覺”（拓展閱讀：理智討論：奧斯曼帝國為何難以擺脫被列強肢解和瓜分的命運？）。
他同時指出，“中國人將其它人種視為蠻人”的心態是錯誤的，其結果隻會是“掉入被白種人奴役的地步”。
因此，他主張應該在中國普及“彼亦人也、吾亦人也”的平等心，並“基於平等的自覺心來改變中國，從而建立黃白兩大人種平等的新世界，這也是日本國民的事業。”
袁世凱與外國外交官員和武官合影
在第二次旅行期間，德富蘇峰對中國境內如火如荼的利權恢復運動、新思想書籍的推廣等活動進行了較為深入的觀察。但在他看來，上述變革運動起到的效果比較有限。
對於清朝推動的“預備立憲”，他以“一笑置之”作為評語（拓展閱讀：所謂的“滿蒙非中國”理論，裡面究竟都講了些啥？）。
原因很簡單，“老式官僚由上而下推動的政治運動不會有成果，賄賂公行的風氣也會導致清廷立憲失敗”。
晚清“預備立憲”中的皇族內閣
對於辛亥革命，他給到的評價也不高（拓展閱讀：從“驅除韃虜”到“五族共和”，辛亥革命內涵的滄桑演變）。
簡單地說，“中國人有傢庭觀念而無國傢觀念的情況下，中國不但無法透過辛亥革命而邁向共和，甚至於中國的動亂會波及到日本”。
他甚至認為，中國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革命黨”，“所謂中國的革命黨，絕大部分是空談高論之書生與無責任感、無經驗之空想傢而已。”
中國同盟會成立
不過，當他第三次訪問中國時，對於中國時局倒是做出了相對更高的評價。
對於“壯年人參與政務”的現實，他不僅將之視為“一大進步”，並認為曹汝霖、段棋瑞、徐樹錚、張繼、戴傳賢等人的出頭是“中國進步之一大象征”，甚至要比大正年間的日本的元老政治更為先進。
不過，他也敏銳地意識到，“中國雖然建立了統一的國傢，但從以前到當時，都沒有實行中央集權政體，也不可能達成真正的中央集權政治。”
展開來說，“中國的中央政府雖然有朝氣，但由於阮囊羞澀（手頭拮據），稅務無法統一由中央收取。再加上地方政府都是不聽從中央號令的獨立王國。所以，建立中央集權的國傢，不過是個空談。“
北洋軍閥的背後，都有列強的身影
對於中國在“政治上的失敗”，德富蘇峰認為是“對於日本中央集權政治理解的不當”所導致的。
具體而言，“隻有在國民精神統一、兵權統一與財政權統一的情況下，才能建立中央集權國傢。但顯然。中國不具有這樣的條件。”
袁世凱死後，中國陷入到了軍閥混戰與南北對立的局面。對於這個現象，德富蘇峰常以春秋戰國時期的“秦楚對峙”作為解釋（拓展閱讀：白鳥庫吉的中國觀：“南北對立”招致的“戎狄病”和“文明停滯”）。
老照片中的南北議和現場
坦誠說，這種類比不僅有對於政治現狀的解釋，更是對於“北中國”與“南中國”風土文化差異的解釋。
因此他推斷，“南北和平的可能性，就如同戰國時期秦楚之間達成和平一樣微乎其微”。
說到這兒，德富蘇峰開出了自己的藥方，即“直接在中國推動聯邦制度，建立如同美國、北日耳曼邦聯一樣的中國合眾國，通過各省的自治與制定省憲，建立聯邦國傢。”
老照片中的民國議會現場
他還認為，北洋政府要想建立統一的財政制度，除了創立中央銀行與整理貨幣之外，還要學習日本的金本位制，並盡快與日本達成經濟同盟。其中，日本可以將中國視為原料國，以達成自給自足的目標，中國的資源由雙方合作開采。
在國防領域，他建議中國與日本建立攻守同盟，由中國提供資源，請求日本來保衛，使日本成為"中國之巡"（拓展閱讀：內藤湖南的“中國藥方”：放棄邊疆、解散國防和“接受外國管理”）。
電影《茶館》中的舊軍閥形象
最後，他希望日本與中國能夠發展親善關系。他在觀察後指出，“中國有許多通日語的知日派，日本也有不少同情中國的人士”。
這就意味著，“日華親善”應該很有機會實現。畢竟，反正中國無法自我維持獨立，倒不如由日本協助中國獨立，由日本協助中國進步。
不過，他也提醒日本，“長久的友好接觸，也可能讓日本‘中國化’，由於中國文化中有太多物質方面的優"，具有極為吸引人的誘惑力量”。
最左頭山滿，中間是犬養毅，最右是蔣介石，攝於1929年
4）尾聲：德富蘇峰的“東京答辯”
二戰結束後，德富蘇峰一度被列入“甲級戰犯”的大名單。
盡管後來免於遭受審判，但他不僅一種高度關註著東京審判的全過程，並且通過自己的律師，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遞交了一份“法庭供述書”，指出“東京審判的全體被告是基於自衛，應判予無罪”。顯然，這樣的供述書是不可能被法官接受的。
但不管怎麼說，這份洋洋灑灑的書面材料，是了解他的戰爭觀、日本史觀與中國認識的一個重要文件。
拍攝於1951年，時年89歲的德富蘇峰
首先，德富蘇峰基於日本歷史的角度，來談論對中國的認識。
他在材料中指出，“日本人對於文化的中國，除了極大的感激、極大的贊嘆之外，也有極大的羨慕與相當的憧憬，同時也全面模仿。但對日本自身來說，有此大國在旁，如何保有日本的獨立地位也是被考慮的。所以第一點上，日本應該與中國有相當的文化，這也是一種競爭之心。“
在他看來，“日本對於中國，既有敬畏也有恐懼”。但在江戶時代之後，“日本就不再將中國當作對手，由於俄羅斯與英國的交相進逼。所以，日本的對外競爭對象由中國轉向西方，這也是明治之後的國防構圖。”
20世紀初的亞洲
其次，德富蘇峰認為，明治維新的目標是“讓日本得到安全的地位，進而成為獨立國傢，成為國際社會的成員之一”。經過維新後的長期努力，日本通過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達成了上述目標：
日清戰爭是兩千餘年前，天智天皇時期日本與中國、朝鮮戰爭的延長與重復。但前一次戰爭中，日本在朝鮮半島的勢力全道中國驅逐，但本次日清戰爭是日本驅逐了朝鮮半島的中國勢力。朝鮮從日本上古以來便是日本的防禦線，自從日本撤離朝鮮半島以來，日本在九州島的防備就變得比較嚴密。
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等人會面
第三，德富蘇峰認為，“沒有與日本交手實力的中國，不但對日本充滿怨恨，還運用遠交近攻的策略，聯合英美制衡日本。這樣的想法是不聰明的”：
中國對於日本，或在琉球問題，或在臺灣問題，或在朝鮮問題上的失敗，不單是導致中國對日本的侮辱賤視，同時也對日本充滿痛恨與恐懼。而中國的慣用方式便是透過遠交近攻，引進外國勢力，以對日本造成牽制。
這對於中國而言，絕對不是一個聰明的政策。這樣的政策也導致列強準備對中國進行瓜分。日本也有為數不少希望與中國和平來往的人。除了伊藤博文之外，日清戰爭中被視為日本的毛奇將軍的川上操六將軍，更是熱衷此事之人。但中國卻沒有人想到日本與中國相互提攜的政策。
對於日本發動“大東亞戰爭”的原因，德富蘇峰將之歸咎於“追求生路”：“日本陷於ABCD包圍網中，欲立不能立，欲坐不能坐，此戰爭乃求死中之活路，予於今日，尚確信於此"。
對於“大東亞戰爭”的慘痛失利，他認為是“日本中了列強的圈套，與其歸咎中國、蘇聯、美國或德國，不如說要歸咎於自己。”
最終，德富蘇峰總結指出，“日本並非侵略國，日本國民也不是侵略者，日本是愛好和平的國傢。日本長期以來追求的目標，便是自存、自立與自尊”（拓展閱讀：日本人的奇葩認知：明明是侵略亞洲，咋就成了“解放戰爭”？）。
日本人勾勒出的“大東亞共榮圈”
最後想說的是，社會轉型固然需要精英擔當時代的引領者。但是，如果他們沒有正確的價值觀，就有可能把國傢引向萬劫不復的深淵。
這正應了那句老話，一旦知識淪為了政治的附庸，學者的良知很容易被狹隘的民族擴張主義所吞噬，豐富的學識也容易演變為侵略者手中的利劍（拓展閱讀：為了肢解中國，近代日本的學者們，都動了哪些“小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