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與商鞅的生死分野
作者：韓曉永
公元前399年春天的一個早晨，很多雅典人急匆匆趕往廣場上的民主法庭，500位雅典公民組成一個龐大的法庭，對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進行審判。
審判程序相當民主，首先是原、被告先行辯論，然後舉證，最後陪審團投票。陪審員們在經過民主程序的起訴、辯護後，最終以280：220的投票結果，以不崇拜神靈和腐蝕青年的罪名判處老人死刑。
黃昏行刑時，老人微笑著看了看陷於悲痛的朋友們說：“告訴人們掩埋的隻是我的屍體。”然後從容安詳地飲鴆而亡。
這位老人就是大哲學傢蘇格拉底。
時光過了60多年，公元前338年，在離雅典萬裡之遙的東方秦王國的刑場上，四周武士林立，被行刑的那個人，頭和四肢分別綁在五輛車上，車被套上了馬匹，一聲令下，犯人旋即被五馬分屍。
此刑為車裂之刑，而被行刑者為秦國丞相商鞅。
其實，蘇格拉底即使是被判了死刑，他有很多機會不死。他可以選擇認罪、道歉、請求寬恕；他可以贖買，有人願意給他出這筆錢，換取生命的保留；他可以逃走，有人已經為他辦理了一切。
但是，他說：“服從國法，是市民的義務。”他做了一個典范的理性民主公民，選擇了服從判決，選擇了死亡。
而從審判過程來看，蘇格拉底被民主政權的民主法庭通過公民大會的起訴、辯論和投票表決處死，蘇格拉底本人行使了充分的自我辯護權，至少在形式上，都是十分民主的。
因此，蘇格拉底是死於“民主”之手。
商鞅曾經是秦國最得力的大臣，他通過法令治秦，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二次改革變法、勵精圖治，以激進而殘酷的方式推行變法，以至“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天地”。
他實行連坐，推崇輕罪重刑，樹立權威，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大秦帝國的雛形。因其在秦朝變法時得罪權貴，在秦孝公死後，被政敵誣告，他在得知秦君要殺他，非常不想死，便走上逃亡之路。
但是，沒人敢收留這位變法的重臣，因為依照他創立的法律，收留來路不明的客人便有牢獄之災。
於是，沒有經過程序公平公開的審判，沒有提供他辯護的機會，沒有合理的法庭組織和審判過程，僅憑一紙誣告，即被懷疑有謀反之罪，便行車裂之刑。從這個角度，商鞅死於其締造和推崇的“專制”之手。
蘇格拉底與商鞅的時代被雅斯貝爾斯稱為軸心時代，它創造了人類賴以生活的文化基礎。
民主本是人類文明發展的產物，是政治制度的架構依據，充分貫徹尊重個體權利和自由的理念。
蘇格拉底的死是以民主的形式去完成一項法律的判決，體現了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社會的整體自由權利得到實現，但結果卻是令人遺憾的，並沒有體現法律所追求的正義。
蘇格拉底作為民主真理的追求者，曾明確表示反對演講傢和蠱惑傢用語言來取悅多數，把民主變成私欲按動的表決機器，政治便成為失去理智的修辭。
非常遺憾，雅典民主從一開始就有這個傾向，雖具備現代民主的形式，卻不具備現代民主的理性精神，缺乏法律的保障和約束。所以，蘇格拉底最後選擇服從判決，也是為了捍衛法律，以身殉道，給雅典上了最後的民主一課。
專制的特征在於集權，商鞅作為戰國法傢李悝的弟子，以法傢理論立國，先以帝道，繼之王道說秦孝公，最後定格於非常實用的霸道之術事君，整個秦國嚴刑峻法，實施連坐，編制戶籍，獎勵軍功，把百姓固定在土地之上，維護秦王的專權。
所以，法律在商鞅的治國理念中，更多的是一種愚民馭民的工具，是掌權者手中的利器，沒有成為社會公器，更不是一種制度信仰。
在這種制度下，個體存在不是自由平等的公民，而是上下服從的臣民，秦王更是凌駕於法律之上。
當商鞅面臨被告發時，他深知這就是生死抉擇。在這種專制的體制下，沒有合理的審判和辯護，惟一的選擇是背叛自己制定的法律制度，放手一搏，以求一線生機。
幾千年前蘇格拉底與商鞅的生死分野，是東西文化的差異，亦是制度張力的不同方向。專制制度下，法律隻不過是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統治者手中的工具而已，個體必然沒有任何自由權利可言。
民主制度下，若缺乏法律的合理保障和約束，民主也必因缺乏理性被濫用，同樣損害個體權利和自由。
因為洛克說過：哪裡沒有法律，哪裡就沒有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