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蒙彭衛先生厚愛，讓我參閱兩位匿名評審專傢對拙文——《秦簡中的賜田制問題》的審稿意見。我非常感謝《中國史研究》對培養和引導作者的種種幫助，也深知這既是讓我知道拙文的問題所在，又是委婉地提醒我文章應如何修改。盡管拙文已被退稿，討論評審專傢的意見是否準確、公允似乎沒有意義，但從學術批評和審稿制度來說，這種討論還很有必要，或許對作者、編者和審稿人都能提供一些參考。
仔細拜讀兩位外審專傢（以下簡稱A專傢和B專傢）的審稿意見後，我認為他們的審稿意見是不公正的。為了便於討論和行文，以下我將采用按語的方式（用楷體標識）對外審專傢的審稿意見予以評論。
A專傢審稿意見
論文有一定的學術性，其結論“從雲夢秦簡到裡耶秦簡，從後子到小爵，從男性繼承人到女性繼承人，賜田的繼承已構成了一條嚴密完整的證據鏈。而嶽麓秦簡則直接提供了賜田的主人有權任意分割賜田的案例，並間接提供了賜田可以流轉的證據”，如果可靠的話，對學界有參考價值。問題在於，這個結論並不是建立在可靠的充分的材料基礎上，尚不能被嚴謹事實分析所證明。寫作上也存在不少問題。
一 論文分為三個部分，前兩個部分都是屬於學術史范疇，真正解決問題的則隻有第三部分。一篇論文的學術史沒有必要如此鋪展。
按：A專傢的意見是強加於人、違背事實的。拙文24000多字，大約18頁，關於學術史的回顧總共不到3頁，其中還穿插著我的評論，不能硬說“前兩個部分都是屬於學術史范疇”。“晉文先生”何其榮幸！沒有發表的文字，僅僅被A專傢看過，就進入了“學術史范疇”。其實，審稿專傢完全可以批評我文不對題，因為拙文題為《秦簡中的賜田制問題》，而第二部分主要討論的是傳世文獻的記載，有冗長之嫌。所以在拙文被退稿之前，我就已經把標題改為《秦簡與傳世文獻中的賜田制問題》。隻是考慮到總歸還要修改，《中國史研究》的上傳系統比較麻煩，我沒有及時更新而已。
此外，A專傢的意見也表明此人不重視學術規范。當今學術腐敗越來越多，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學風問題。根據我的核查，在戰國秦漢魏晉學界有些人曾長期違反學術規范，即使已經成名的學者，即使公認的權威期刊，這樣的事例也不乏其人。拙文嚴格遵守學術規范，反而被A專傢視為“鋪展”，可見問題的嚴重。
二 第三部分的標題是《裡耶等新出秦簡中的賜田材料》，以下的次級標題是《裡耶秦簡》《嶽麓秦簡》，從命題上看是資料介紹或梳理，各級標題都不反映自己的問題意識。成熟的作者應該知道把自己的學術觀點，在命題上明確地凸顯出來。
按：這是強詞奪理，也是典型的學八股的表現。學界判斷一篇論文的價值，通常都是新理論、新方法、新觀點、新材料。拙文第三部分標題重在“新出秦簡”的“賜田材料”，也就是新材料，問題意識已經凸顯。A專傢卻視而不見。更不用說，思維和閱讀正常的學者也都能理解，這裡的《裡耶秦簡》和《嶽麓秦簡》實際是《裡耶秦簡》中的新材料、《嶽麓秦簡》中的新材料，無非上一級標題已經說了，下一級標題予以省略而已。先講材料新，然後再分析內容，繼而討論作用和價值，這也是通常的論證方式。A專傢應該是一位“成熟的作者”，但他（她）似乎並不知道，在《中國史研究》刊發的文章中就有一些不設小標題的“筒子”文章（參見拙文：《桑弘羊入宮原因蠡測》，《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3期；王子今：《西漢“齊三服官”辨正》，《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3期）。
三 在作出判斷的地方，多是推測性用語，不夠嚴謹。如：
秦自商鞅變法就大力獎勵軍功，對擁有爵位的軍功地主曾賦予很多特權和優惠。減免賦稅是關乎經濟利益的一個重要方面。據《二年律令·戶律》規定：“卿以上所自田戶田，不租，不出頃芻槀。”（317）對統稱為“卿”的高爵者，漢初就是完全免除田租和“頃芻槀”的。而通常認為，“卿”為“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這九級高爵的統稱。考慮到二十等爵來源於秦，漢初去秦不遠，秦的高爵又相當難得，那麼便可以推論——秦的賜田至少對“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是完全免除田租和頃芻槀的。
不僅如此，從前揭“就為五大夫，則稅邑三百傢”的規定看，在最初的設想中，五大夫便應該享有免除田租和頃芻槀的待遇。即使後來二十等爵改革，自五大夫以上至大庶長都給予數量不等的賜田，估計五大夫也仍然享有此待遇……可見公乘和公大夫都存在免除租稅的可能，乃至官大夫和大夫也都有可能。就算不能全免，也肯定不會和普通民戶相同。從這個意義上說，恐怕不更以下亦當有某些減免。盡管其具體內容不詳，但多少減免一些賦稅卻可想而知。
按成年婦女人頭征收的算賦如何減免，也不得而知。參照田租、頃芻稾來看，左庶長以上可能是全免的。
按：有一份材料說一份材料的話。沒有直接材料，則用間接材料，在多數情況下就隻能用推測性用語，這恰恰表現了拙文的嚴謹。難道A專傢的論著沒有直接材料也都敢下斷語嗎？而且我的推論是建立在學界研究和拙見基礎上的，A專傢的評審意見卻把我引用同行研究的腳註給刪除了。此外，拙文送審，想必也隱去了自引。如果A專傢能看到自引而又判斷不出是作者自引，我想他（她）也不會如此違反常規地批評拙文“多是推測性用語，不夠嚴謹”。由此我也鄭重提出一個建議：為了確保審稿專傢能夠更全面地評審稿件，能否在外審稿中保留審稿專傢無法判斷為本文作者的自引呢？
四 論文最要害的問題是，所依據的秦簡資料中，被用作分析例證的多是二十級爵位制中的低等爵位，如上造、大夫、不更等，屬於民爵范疇，這決定了此類傢庭的田土獲得都是來自於國傢授田，而不是賜田。用授田性質的土地材料，論證“賜田制”問題，其結論如何可信呢？
按：秦代“民爵”的問題學界存在爭議，不能把漢代“民爵”套用到秦。如果有材料證明秦代低爵“傢庭的田土獲得都是來自於國傢授田，而不是賜田”，拙文也的確不用寫了。可惜A專傢是拿不出這樣石破天驚的材料的。
鑒於以上情況，該論文無論從選題分量、問題意識上看，還是從研究規范、材料依據上看，都存在不少問題。
按：這是借著學術的名義提出非學術的判斷。什麼“選題分量、問題意識”，什麼“研究規范”，實際都是強加於人沒有道理的。這裡再著重談談“材料依據”問題。
我認為A專傢的說法是典型的偷換概念，屬於故意刁難，亦即非學術因素。細讀A專傢的審稿意見，可以清楚看出，他（她）說的材料依據問題就是第三部分的“推測”和第四部分的“民爵”。但這些材料涉及的是賦稅減免問題和低爵獲取土地的途徑問題，與拙文的主要結論——“從睡虎地秦簡到裡耶秦簡，從後子到小爵，從男性繼承人到女性繼承人，賜田的繼承已構成了一條嚴密完整的證據鏈。而嶽麓秦簡則直接提供了賜田的主人有權任意分割賜田的案例，並間接提供了賜田可以流轉的證據。”——沒有任何關系。我要證明的是賜田可以繼承和贈送，如果A專傢認為賜田不能繼承和贈送，那就請用材料和論證指出拙文的證明存在什麼問題，比如小爵、女爵均非繼承而來，《識劫婉案》中的“廿畝稻田”不能任意分割，這才是正常的學術批評。A專傢認為我推測賜田的賦稅減免不妥，或可成立，但即便我的推測不對，這和土地能否繼承和分割也完全是兩回事。堂堂專傢為什麼要偷換概念，把賦稅是否減免的問題變成賜田能否繼承和分割的問題——“這個結論並不是建立在可靠的充分的材料基礎上，尚不能被嚴謹事實分析所證明。”拙文對賜田可以繼承、可以分割的論證，當然“是建立在可靠的充分的材料基礎上”的。在去除被偷換概念的所謂問題後，實際A專傢（包括B專傢）就一個問題也沒提。至於授田還是賜田的問題，我懷疑A專傢根本不是研究土地制度的一線學者，至少對這方面的學術史不熟。作為專傢竟然不知道授田能否繼承、贈送和轉讓是學界爭論最大的問題之一（參見拙文：《睡虎地秦簡與授田制研究的若幹問題》，《歷史研究》2018年第1期），如果低爵的田地真是授田，那就更加證明了拙文觀點。授田都能繼承和分割，遑論賜田，這將徹底推翻流行幾十年的秦及漢初的土地國有制論。
B專傢審稿意見
貴刊送審的《秦簡中的賜田制問題》一文，對學術界關於賜田性質問題的討論作了較為細致的梳理和全面總結，批駁了秦代賜田為土地國有的觀點，並根據新出土的簡牘資料論證了田主有權處置土地，其擁有的田畝可以繼承和轉讓，提出的看法含有新意，對促進該問題的討論具有積極的作用和意義。但是，這篇文章對“賜田”概念的含義在理解和使用、表述上存在著問題，影響了論文的學術價值。
首先，作者在開篇說：“賜田是賜予功臣的田地”，又引用《史記·商君列傳》所載其變法規定：“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傢次。”並認為，“這種按爵位等級‘名田宅’的制度就是賜田制度”。這一陳述含有明顯的錯誤，因為上述規定隻是制訂頒佈了秦國的爵位等級，以及按照爵位占有田宅、奴婢數量的差別，並未提到對功臣的賜田。可以參考《二年律令·戶律》：“關內侯九十五頃，大庶長九十頃，駟車庶長八十八頃，大上造八十六頃，少上造八十四頃，右更八十二頃，中更八十頃，左更七十八頃，右庶長七十六頃，左庶長七十四頃，五大夫廿五頃，公乘廿頃，公大夫九頃，官大夫七頃，大夫五頃，不更四頃，簪裊三頃，上造二頃，公士一頃半頃，公卒、士五、庶人各一頃，司寇、隱官各五十畝。”
又：“宅之大方卅步，徹侯受百五宅，關內侯九十五宅，大庶長九十宅，駟車庶長八十八宅，大上造八十六宅，少上造八十四宅，右更八十二宅，中更八十宅，左更七十八宅，右庶長七十六宅，左庶長七十四宅，五大夫廿五宅，公乘廿宅，公大夫九宅，官大夫七宅，大夫五宅，不更四宅，簪裊三宅，上造二宅，公士一宅半宅，公卒、士五、庶人一宅，司寇隱官半宅。”
當時秦國的許多貴族擁有高爵和大量田地，百姓也不都是軍人，他們的土地卻並非都是由於立下戰功而獲得的，因此不能視為“賜田”。
按：B專傢的意見莫名其妙。他（她）認為“這種按爵位等級‘名田宅’的制度就是賜田制度”的“陳述含有明顯的錯誤，因為上述規定隻是制訂頒佈了秦國的爵位等級，以及按照爵位占有田宅、奴婢數量的差別，並未提到對功臣的賜田”。這不是否定我的看法，而是否定了學界的通常看法——商鞅為獎勵軍功，制定了賜爵制度。誠然，這種否定也無可厚非，隻要能自圓其說即可。但他（她）並沒有提供任何證據，而是展現了一種不高明的文字遊戲。從國傢獎勵來說，“按照爵位占有田宅”的性質不就是賜田嗎？那麼爵位又是怎麼獲得的呢？拙文的引文明明是：“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傢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此人卻將“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刪掉，然後為否定拙文，就硬說引文“並未提到對功臣的賜田”。這種所謂審稿的確給當今的雙盲審稿制度提出了一個尖銳問題——如果審稿人不能做到基本的中立和公正，編輯部應當怎樣看待他（她）的評審，能否有一些制約和糾正的辦法呢？此其一。
其二，當時秦國的許多貴族的確擁有高爵和大量田地，百姓也不都是軍人，他們的土地並非都是由於立下戰功而獲得的，但為什麼就不能視為“賜田”卻令人實在費解。許多貴族擁有的“高爵和大量田地”難道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百姓也不都是軍人，他們的土地卻並非都是由於立下戰功而獲得的”，這就更奇怪了。拙文討論的是和賜爵相關的賜田問題，並未討論全國百姓的土地，就算大多數百姓的土地都是授田，不是賜田，這和拙文也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但遺憾的是，為了否定拙文，這兩位“專傢”都不約而同地采用了偷換概念的手法。
其三，就算百姓的土地“並非都是由於立下戰功而獲得的”，正確的邏輯推導也應該是：有些土地不是由於立下戰功而獲得的，因此不能視為“賜田”；有些土地是由於立下戰功而獲得的，因此可以視為“賜田”。在合並陳述時，也應該是：因此不能都視為“賜田”。否則按B專傢所說，“因此不能視為‘賜田’”，便意味著有些土地是立下戰功而獲得的，也同樣不能被視為“賜田”。這無疑是極其荒謬的。更不用說，用“立下戰功”來替代“功臣”，也仍然是偷換概念。拙文從未說過“功臣”就是要“立下戰功”，立功也並非僅僅是指斬首之類的戰功，拙文曾特別提到“不直接參戰的士卒應如何計算戰功並賜爵的問題”。顯而易見，實際並不是拙文對“賜田”概念的含義在理解和使用、表述上存在著問題，而是堂堂專傢故意偷換概念，才導致了拙文被惡意評審最終被退稿的問題。
其四，漢承秦制，漢制可以作為秦制的參證，但不能完全套用到秦。
其次，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裡耶等新出秦簡中的賜田材料”，作者把裡耶秦簡中許多戶籍與爵位的記載看作是賜田資料，由此論證秦的賜爵和賜田通常是可以繼承的。這裡也存在著疑問，上述居民是被秦征服的楚地百姓，作者也承認這一點，他在第10頁說：“從戶主的爵位前多標有“荊”字看，則可能是秦對新占領的楚地普遍賜爵的結果，目的是安撫楚人，也應該是僅限於“新地”的特殊政策。”（筆者按：雙引號裡的雙引號乃原文如此）那麼試問這些楚人為秦國立下過什麼戰功？是否屬於功臣？他們的田地怎麼能是“賜田”呢？
按：B專傢在這裡又是以偏概全。拙文把裡耶秦簡中的“小爵”明確分為兩類：一類是繼承父爵的“小爵”，一類可能是普遍賜爵的“小爵”。即便存在疑問，B專傢也應該是就第一類“小爵”詰問，而不能就第二類“小爵”詰問，因為拙文說得很清楚——“這些‘小爵’有沒有相應的賜田，不得而知。或許在名義上他們還有著賜田的一些規定。”而且我是把第二類“小爵”作為賜爵制度的變化來探討的，所以才能在《尉卒律》的分析中提出：“秦的賜爵及賜田制度已經嚴重蛻變。以往賜爵都必須是獲得軍功者，所謂‘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但在統一全國的過程中，秦的賜爵越來越多，沒有軍功也可以通過繼承、轉讓和國傢在某些地區的政策性普遍賜爵來獲得。”拙文本來就沒有把他們視為軍功賜爵，B專傢卻強加於人，硬說拙文把他們都視為軍功賜爵了。此人既沒有認真閱讀拙文，又預設立場地要否定拙文，於是便出現了這種關公戰秦瓊的“疑問”。我不想揣測他（她）的心理，但其審稿極端不負責任卻是毫無疑問的。此外，在詰問中B專傢也不能隻說“戰功”問題。如前所述，“功臣”的概念要遠遠大於“立下戰功”的人。漢二年（前205年）劉邦規定：“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漢書·高帝紀上》）這應該也有秦制的影響。在《裡耶秦簡[貳]》中便有關於魏國“城邑民降歸義者”（9—1411）的規定。假如在秦楚戰爭時期，某些守城的楚軍將領歸順了秦，那麼所領士卒或城中民眾不是就有了歸順之功嗎？
再次，作者在引用嶽麓秦簡時也出現過同類問題。例如第17頁：“前者“田橘將陽”（096），可知他在為橘官耕田時逃亡，亦證明其賜田多已喪失，而隻能庸耕公田。”（筆者按：雙引號裡的雙引號乃原文如此）但作者並未列舉任何證據來說明“將陽”是功臣，以及他原來的田地是由於戰功而獲得的，那怎麼能說將陽“多已喪失”的土地是賜田呢？
按：此段詰問讓我為B專傢感到汗顏。堂堂專傢竟然不知道“將陽”是一個專用法律名詞，反而把它理解成了人名（這個逃亡者的名字叫豕）。“將陽”早先見於睡虎地秦簡，實際是指逃亡時間不滿一年的逃亡者，逃亡一年以上者則稱為“闌亡”。如嶽麓秦簡0185：“闌亡，盈十二月而得，耐。不盈十二月為將陽，系城旦舂。”陳松長先生還根據嶽麓秦簡專門撰寫了《睡虎地秦簡中的“將陽”小考》（《湖南大學學報》2012年第6期）。僅憑這一點，也有理由懷疑B專傢並不是研究秦簡的一線學者。至於為何說豕的“賜田多已喪失”，那是因為他有公士的爵位，通常應有賜田（按照B專傢的提示，參證《二年律令·戶律》規定的“公士一頃半頃”，豕也應該有田150畝），但他卻為橘官耕田。B專傢對嶽麓秦簡和睡虎地秦簡的材料既不熟悉，也根本沒有讀懂，但並不妨礙他（她）對拙文大放厥詞，這正是當今雙盲審稿制度的一個嚴重弊端。令人深思的是，《中國史研究》是中國古代史研究公認最權威的學術期刊，為什麼拙文送審的外審專傢的水平和學術道德會如此之低？
愚意以為，秦對功臣的賜田主要施行於參軍立功的“故秦人”，即秦國故地關中地區的居民，後來可能也包括一部分被征服地區參加秦軍作戰的六國民眾，需要具體分析。而裡耶秦簡與嶽麓秦簡中的戶籍與田土資料，基本上反映的是楚地居民的情況，其中絕大部分人原來與秦國處於敵對關系，恐怕不會為秦立有戰功而獲得賜田。他們的田地應是原來擁有的，被秦征服後通過秦始皇“令黔首自實田”的法令而重新得到法律承認，並非屬於賜田。如果未加辨別，就列舉裡耶、嶽麓秦簡的戶籍、審判資料為證據來討論戰功賜田問題，應該是不妥當的。據此來看，這篇文章的材料使用頗有疑問，需要進行較大幅度的補充和修改。以上意見僅供參考。
按：B專傢的意見又是不懂裝懂。此人不僅對秦簡不熟，對秦史也似懂非懂。根據學界比較一致的看法，嶽麓秦簡叁的相關記載大致涵蓋了南郡等地區，而南郡早已就被納入秦地之中，史書記載在秦昭王二十九年（前278年），根本不屬於“新地”。關於“新地”問題，拙文還曾在腳註中特別提示：於振波：《秦律令中的“新黔首”與“新地吏”》，《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3期；張夢晗：《“新地吏”與“為吏之道”——以出土秦簡為中心的考察》，《中國史研究》2017年第3期。就是希望專傢和讀者要參看這兩篇論文，以免產生一些誤解。但B專傢卻恐怕根本沒看，否則也不會提出什麼楚地、楚人和戰功的問題。因為“新地吏”就大多是由秦政府從其他地區派往“新地”的，當地在設置郡縣後還留有少量來自各地的駐軍，而“吏用本地人”則表明“新黔首”也完全可以立功（參見於振波、朱錦程：《出土文獻所見秦“新黔首”爵位問題》，《湖南社會科學》2017年第6期）。裡耶秦簡的記載雖屬於“新地”，但有爵者和無爵者的田地也根本不會“通過秦始皇‘令黔首自實田’的法令而重新得到法律承認”。遷陵縣的最早建立是在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而《史記集解》所載“使黔首自實田”則在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裡耶秦簡在這六年之中均有許多爵位和田地的記載，又怎麼可能到三十一年才“重新得到法律承認”呢？退一步說，就算有一部分“新黔首”的田地“是原來擁有的”，在秦制被逐漸推廣後，也不能把“新黔首”的田地都視為“原來擁有的”。所謂“其習俗槎田歲更，以異中縣”（裡耶秦簡8—355），便證明在遷陵縣中有很多“原來擁有的”田地都已被“新黔首”休耕（參見拙文：《新出秦簡中的授田制問題》，《中州學刊》2020年第1期）。由此可見，這實際也不是拙文的“材料使用頗有疑問”，而是B專傢的學術視野不廣，原本就對裡耶秦簡、嶽麓秦簡的材料年代、地域和內容等存在誤判。
總之，根據以上分析，可以完全判明：無論是A專傢，還是B專傢，其審稿意見都是非學術因素的產物。說白了，就是編造各種理由來否定拙文。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令人感慨的是，《中國史研究》編輯部本已看出了這種不正常的現象，試圖予以糾正，但最終還是將拙文退稿，達到了匿名審稿人的目的。為了遏制這種不公正審稿的歪風，能否采用把外審意見匿名公佈在相關網站以接受學界監督的做法呢？
順便說明一個情況，拙文外審很可能不是雙盲，因為我在《睡虎地秦簡與授田制研究的若幹問題》一文的腳註中曾經提到：“關於賜田，本文隻是討論秦的授田究竟是國有還是私有時附帶說明。對賜田制度的性質，學界有不同看法。主張賜田、授田都屬於名田宅制的理由是，張傢山漢簡《二年律令》把賜田和授田合在一起記載，因漢初去秦不遠，且漢承秦制，故賜田也應該算是授田。而主張賜田非為授田的看法，則認為二者的性質不同，從商鞅變法到漢初有一個很長的發展變化階段，即使授田制可以稱為名田宅制，也並不意味賜田就是授田。筆者贊同後者，已撰寫《秦簡中的賜田制問題》（待刊）詳細論述，此不贅述。”而《中國史研究》的審稿周期較長（從投稿《中國史研究》到授田制文章的發表，時間至少過去了4個多月，該期《歷史研究》的印出是在2018年3月中旬），拙文外審意見的返回在大半年以後，也使匿名審稿人有可能知道作者信息。當然，我的學術觀點和文風較有個性，很多同行都能從稿件中猜到我是作者。如果外審專傢沒有學術良心和底線，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2019年1月21日初稿
2022年3月12日定稿
附識
拙文被退稿後，又略加修改，以《秦簡與傳世文獻中的賜田制問題》為題發表於《文史哲》2021年第5期，被《歷史學報》2021年第6期、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先秦、秦漢史》2022年第1期全文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