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瑤
毛澤東與周恩來在解放戰爭中
建立和夯實嚴格的報告制度，反對無紀律無政府現象，加強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集中統一領導，就是毛澤東1948年的開篇之作。
1948年初的形勢
到1948年，解放戰爭轉入戰略進攻已經半年。這半年，共消滅國民黨軍正規軍12個整編師（軍）部、54個旅（其中28個整旅），非正規軍100個團，共75萬人。
1947年，劉（伯承）鄧（小平）、陳（毅）粟（裕）、陳（賡）謝（富治）三路大軍完成了在中原的戰略展開，把戰爭的主要戰場從黃河以北擴展到江淮河漢之間，創建了桐柏、江漢、鄂豫、皖西解放區，並將豫陜鄂和豫皖蘇兩個解放區連成一片。晉察冀野戰軍繼發起清風店戰役，殲滅國民黨軍第3軍主力之後，又發起石傢莊戰役，於11月12日解放石傢莊，將晉察冀解放區和晉冀魯豫解放區連成一片。晉冀魯豫軍區部隊於12月28日攻克運城，將晉南廣大地區（除臨汾一座孤城外）全部解放。
8月， 西北野戰軍於發起沙傢店戰役，殲滅胡宗南集團三大主力之一的整編第36師師部及兩個旅。從此，西北野戰軍轉入戰略反攻，接著發起黃龍、延清戰役，殲滅國民黨軍1.6萬人。陜甘寧解放區除延安、甘泉、鄜縣（今富縣）、慶陽、合水、鹽池、定邊等縣城和沿公路的一些據點外，被胡宗南集團侵占的廣大地區已經收復。東北民主聯軍於1947年九十月間發動秋季攻勢，經過楊傢杖子、威遠堡等戰鬥，共殲滅國民黨軍6.9萬人，攻克城市10餘座，迫使國民黨軍收縮於中長、北寧路沿線20餘座城市。12月15日，東北民主聯軍開始發動冬季攻勢，12月28日攻克彰武，殲滅國民黨軍9000餘人。
在解放軍節節勝利的形勢下，個別部隊出現了違反軍紀的現象。1948年1月2日，西北野戰軍副政委兼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政委習仲勛在給聯防軍司令員賀龍並報中央的報告中說：去秋攻克高傢堡時，沒收敵軍大部分官佐以至連排班長及其傢屬的財物，導致沿途乞食赴榆林者不少；對商人及攤販大部沒收，給榆林商人極壞之影響。毛澤東轉發了此報告，並加寫批語：“我軍到任何地方，原則上不許沒收任何商店及向任何商人捐款。官僚資本，在該地成為根據地時，亦隻許由民主政府接收經營，不許軍隊沒收和破壞。軍隊給養應取自於敵人倉庫、地主階級、土地稅及政府向商人征收之正當的營業稅及關稅。沒收敵軍官佐傢屬的財產，亦是完全錯誤的。高傢堡破壞紀律的行為，應追究責任，並向全軍施行政策教育與紀律教育。”
1947年，劉鄧、陳粟、陳謝三路大軍經略中原是晉冀魯豫和華東兩個野戰軍共同完成的。到1948年，戰爭的規模越來越大，大兵團作戰成為常態，需要兩個野戰軍共同完成一場戰役的戰機會越來越多。因此，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對部隊的組織紀律性的要求越來越高。不僅部隊各級都要加強紀律性，野戰軍和大軍區一級更必須加強紀律性。
中共中央東北局召開會議。左起： 林彪、高崗、陳雲、張聞天、呂正操
“政策和策略是我黨我軍的生命”
1947年，解放區已普遍開展土改。群眾發動後，不少地方發生“左”的傾向。針對這一問題，毛澤東在修改任弼時1948年1月12日將在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稿《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時，加寫道：“我們必須按照實際情形去劃分階級，進行土改，決不可將本來不是地主富農的人們人為地劃成地主富農，錯誤地擴大打擊面，打亂革命陣線，幫助敵人，孤立自己。這是一個極端重大的問題，必須引起全黨同志的註意。”
這種“左”的傾向在老解放區也影響到一些城市。1947年12月4日，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聶榮臻在晉察冀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上說：“石傢莊解放以後，有兩種情形：工人要修復鐵路，恢復工廠；農民卻要分商店，拆房子。”“不錯，土改是為農民，但我們不能走農民路線，我們對城市要有正確的政策，盲目地仇視城市是錯誤的。”
1948年3月14日，東北軍區副政委兼東北野戰軍政委羅榮桓在東北軍區政治工作會議的報告中指出：“我們不能滿足於群眾的自發，隻依靠自發很容易產生偏向。以往我們部隊的訴苦運動激發了戰士的階級仇恨，提高了戰士的勇氣，但有的還沒有提高到黨的政策水平，因而發生了破壞城市工商業的現象。遼中臺安、盤山一掃而光，鞍山也受到破壞，這可能也受到了土改鬥爭中‘左’的偏向的影響。貧雇農為骨幹，這是指鄉村而言，在城市就不適用。姓‘窮’的打姓‘富’的，也隻是打地主，不打工商業。”
隨著許多城市的解放，城市政策、財經政策、工商業政策、知識分子政策、文化教育政策等都被提上了議事日程。
1948年1月15日，毛澤東和周恩來、任弼時出席了在楊傢溝召開的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在會上，毛澤東作了長篇講話。他說：“內戰打了一年半，蔣介石已完全陷入孤立，這是在抗戰以前、抗戰中間甚至抗戰勝利後一個時期內都沒有過的事情。那麼，蔣介石的孤立是不是等於我們的勝利？是不是我們就可以不要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口參加的民族統一戰線了？我看不能這樣講。蔣介石孤立，是因為他代表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的利益，是壓迫人民的。有人說，共產黨是蔣介石逼出來的，‘消滅了一個共產黨，同時制造了十個共產黨；消滅了十個共產黨，同時制造了一百個共產黨’，結果弄得人人離心，個個厭惡，共產黨越來越大。這是一方面的真理。但是，還有另一方面的真理，就是我們政策的正確。如果我們的政策不正確，比如侵犯了中農、中等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民主人士、開明士紳、知識分子，對俘虜處理不當，對地主富農處理不當，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犯了錯誤，那就還是不能勝利，共產黨會由越來越多變成越來越少，蔣介石的孤立會變成國共兩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歡蔣介石，也不喜歡共產黨。這個可能性是有的，在理論上不是不存在的。”
毛澤東這一段話深刻地闡明了政策正確性關系到革命勝利。後來，毛澤東將此概括為“須知政策和策略是我黨我軍的生命”。
1月18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主要問題》，指出：“‘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的口號是錯誤的。在鄉村，是雇農、貧農、中農和其他勞動人民聯合一道，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單獨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國，是工人，農民（包括新富農），獨立工商業者，被反動勢力壓迫和損害的中小資本傢，學生、教員、教授、一般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開明士紳，一般公務人員，被壓迫的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聯合一道，在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數人打江山坐江山。”
建立嚴格的報告制度
此時，全國勝利已經在望。形勢要求中共迅速克服存在於黨內和軍內的任何無紀律無組織狀態，把一切必須和可能集中的權力集中於中央。建立嚴格的報告制度就是中共中央為此而采取的重要步驟。
為此，1948年1月7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建立報告制度》的黨內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書記負責（自己動手，不要秘書代勞），每兩個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綜合報告，報告內容包括該區軍事、政治、土地改革、整黨、經濟、宣傳和文化等各項活動的動態，活動中發生的問題和傾向，對於這些問題和傾向的解決方法。”“我們所以規定這項政策性的經常的綜合的報告和請示的制度，是因為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仍然有一些（不是一切）中央局和分局的同志，不認識事先或事後向中央作報告並請求指示的必要和重要性，或僅僅作了一些技術性的報告和請示，以致中央不明了或者不充分明了他們重要的（不是次要的或技術性的）活動和政策的內容，因而發生某些不可挽救，或難以挽救的，或能夠挽救但已受了損失的事情。而那些事前請示、事後報告的中央局或分局，則避免了或減少了這樣的損失。從今年起，全黨各級領導機關必須改正對上級事前不請示、事後不報告的不良習慣。”
指示要求：“各野戰軍首長和軍區首長，除作戰方針必須隨時報告和請示，並且照過去規定，每月作一次戰績報告、損耗報告和實力報告外，從今年起，每兩個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綜合報告和請示。此項報告和請示的內容是：關於該軍紀律，物質生活，指戰員情緒，指戰員中發生的偏向，克服偏向的方法，技術、戰術進步或退步的情況，敵軍的長處、短處和士氣高低，我軍政治工作的情況，我軍對土地政策、城市政策和俘虜政策的執行情況和克服偏向的方法，軍民關系和各階層人民的動向等。”“我們規定此項政策性的綜合報告的理由，和上述中央局和分局應作綜合報告的理由相同。”
3月25日，毛澤東又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上述制度的補充規定：“（一）你們對於下級發出的一切有關政策及策略性質的指示及答復，不論是屬於何項問題（軍事、土改、財政、經濟、整黨、政權、外交、工青婦運、宣傳、組織、文教、城工、肅反、打人殺人及對待中間人士等），不論是用電報發出的或用書面發出的，均須同時發給中央一份。（二）下級向你們所作政策及策略性的報告，其內容重要者，亦須同時告知我們，文長者摘要電告或函告。（三）每一個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均有單獨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隨時反映情況及陳述意見的義務及權利。”
通過表揚和批評，將報告制度夯實
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提出上述要求後，有些地區和部隊執行得較好。1948年8月上旬，中央軍委收到了華北軍區第一副司令員、華北野戰軍第一兵團司令員兼政委徐向前和第一兵團副司令員兼副政委周士第所作《關於晉中戰役後部隊情況及整訓計劃的報告》。毛澤東看完後很高興，決定將其轉發各野戰軍、各軍區、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並於14日為中共中央及中央軍委起草轉發此報告的電報，指出：“我們希望一切野戰兵團和一切後方軍區均有這樣的內容充實有分析有結論的報告。”
毛澤東同時對有些部隊存在的事先不請示事後不報告的傾向敲響了警鐘：
但是在軍隊中對於重要的訓練計劃和作戰計劃、訓練經過和作戰經過、政策教育和執行政策經過等重大事項，事前既不請示，事後又不報告，仍然將自己所指揮的野戰兵團或軍區機關部隊看成好像一個獨立國，對於中央發動黨內反對這種無紀律狀態的危險傾向，仍然沒有認真地檢討和反省這樣一種現象，是還沒有完全消滅的。我們現在向一切兵團及軍區的負責同志們提出警告，在戰爭第三年內，我們將要求你們嚴格執行及時的完備的報告制度，將這件事作為一種絕對不允許違反的指令。對於事前請示事後報告的內容，必須是有分析有結論的，而不是空洞無物的； 必須是既說優點長處，又說缺點錯誤，而不是隻說優點長處不說或少說缺點錯誤的。
1948年7月，華北野戰軍第一兵團司令員徐向前（右二）、副司令員周士第（右一）等在研究部署晉中戰役
自從中共中央發出建立嚴格的報告制度的指示後，各地區的負責人一般都能按時向中央作綜合報告，但是也有少數地區遲遲不向中央作綜合報告。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林彪就是如此。毛澤東在批轉徐向前、周士第電報後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15日，又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中央東北局和東北局書記林彪的電報，對林彪和東北局收到1月7日關於報告制度的規定6個月以來，經過幾次催促仍然不向中央作報告提出嚴肅批評。電報說：今年5月、7月兩次催促你們，你們不申明理由，近日再催，你們才申明是“常委各同志均極忙碌，事實上隻各顧自己所分的工作，並皆對各部門的工作難求得全部了解，對作全貌的報告遂感困難”“缺乏向中央作綜合報告的材料來源”等等。電報指出：“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完全不了解你們在這件事上何以采取這樣的敷衍態度”。電報以關內各中央局和東北局作比較說：“關內各中央局領導同志所處環境，均不如你們好，均無如你們那樣暢通的交通工具”，“像大別山那樣嚴重的環境，鄧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規定向中央主席作了綜合性報告”，“你們的環境比大別山好得多，何以你們反不能作此項報告？”“在這件事上在你們心中存在著一種無紀律思想。”
林彪在電報中說“常委各同志均極忙碌，事實上隻各顧自己所分的工作”，首先反映的是他本人的情況。林彪當時一門心思專務作戰，其他事情都放手讓東北局成員羅榮桓、陳雲、高崗等去做，對於他們分管的工作很少過問。羅榮桓曾把他這種特點稱為“林總的重點主義”。當時，戰爭是第一要務，林彪作為東北局書記，重點抓戰爭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他也經常就軍事和戰爭的具體問題向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請示報告。但對其他事情不聞不問，一直不向中央作反映全面情況的綜合報告就說不過去了。
事實上，在接到毛澤東這封批評電報之前，他已經起草了一份長達7000字的綜合報告。林彪在接到毛澤東的批評電報的當天就復電中共中央，就此問題作了檢討，並立即送去已經起草好的綜合報告。這份報告一反過去他搞單打一隻談軍事的做法，對東北的土改、農業生產、財政經濟、軍事鬥爭都談到了。
8月20日，毛澤東復電林彪，對收到他8月15日的綜合報告表示“甚慰”。毛澤東在復電中進一步闡明寫這種綜合報告對領導工作的重要性。電報說：“此種綜合報告和各個具體問題的個別報告，不但不相沖突，而且必須有此種報告，並要有多次此種報告之後，才能使我們看得出一個大戰略區的全貌。對於寫作此種報告的同志亦有一種好處，就是他必須在寫作時既要聯系又要超脫各項具體問題、各項事務工作，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會。而這種思索是一個領導同志不可缺少的，缺少了此種思索，領導工作就會失敗。”
毛澤東這番話充滿了對林彪循循善誘、誨人不倦的精神，反映了他對林彪能“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進一步提高領導藝術水平的殷切期望。
在毛澤東這一復電發出的前一天，8月19日，中共中央東北局也發出了檢討報告。8月21日，東北軍區第一副政委羅榮桓根據東北局檢討報告的精神，致電東北各軍區、各縱隊：“東北軍區對中央軍委規定按期向毛主席作綜合報告的報告制度認識不夠，沒有加以重視，存在經驗主義看法，隻滿足於單個問題事先請示事後報告，不懂得兩個月一次的綜合報告是使中央軍委能夠全面了解我們的情況，及時給我們以全面的指導，而且這對於我們總結自己工作上提高領導學習上是更為重要。
從三月份起，東北軍區向毛主席作了二次軍事的、三次政治工作的綜合性的報告，都是屬於野戰軍方面的，但亦並不完備，尤其沒有作關於各軍區地方武裝及戰時勤務的綜合報告。這仍是存在無紀律的表現。因此也就不會有和不可能有向各軍區、縱隊提出嚴格的要求。必須堅決改正。”電報要求：“各軍區、縱隊今後必須按兩個月一期向東北軍區作綜合性的報告（縱隊經過野戰軍指揮部）。第一期從九月份起，十號前交出七八兩個月的綜合報告，下期在十一月十號以前（交出），如此類推。用電文的不能超過兩千字。隻限於情況及自己中心工作，做到有分析的敘述與自我檢討、批評。如期不到者必須申明理由，延期補上。否則以違反紀律論。”
8月22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中央東北局的復電，指出：“你們這次檢討是有益的，這樣，你們就可以脫出被動狀態，取得主動。在這個問題上，如果沒有像你們現在所作的這種認真的自我批評，就不可能脫出被動，取得主動，就不可能克服在你們領導之下的各部門、各黨委（首先是軍隊）同樣存在著的這種不良現象。不但你們應作此種自我批評（你們已經作了），一切中央局、分局、軍區及前委均應當作自我批評（他們還未作）。你們未皓（八月十九日）電所指出的缺點及錯誤，他們及他們所屬是大體上同樣存在著的。因此，我們決定將你們未皓電及中央本電轉發給他們，並要求他們就此問題作一次正式檢討。這一問題的性質是如此重要，那隻有解決這一問題，才能由小規模的地方性的遊擊戰爭過渡到大規模的全國性的正規戰爭，由局部勝利過渡到全國勝利。這是許多環節在目前時期的一個中心環節。這一個環節解決了，其他環節就可以順利解決。中央現已起草了一個關於具體規定報告制度的決議，待饒（漱石）、鄧（小平）、賀（龍）、徐（向前）、薄（一波）、聶（榮臻）諸同志到齊共同討論後，即可發給你們及各地。你們起草的工作制度與報告制度文件，望早日發來。”
在這封電報中，毛澤東從解放軍的實際出發，說明了加強紀律性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解放軍是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發展起來的。在十年內戰時期，初創的紅軍在很長時間分散在各個根據地進行遊擊戰爭；在抗日戰爭時期，由於敵強己弱，在敵後也曾經強調主力地方化，進行分散性、地方性的遊擊戰。那時，各地方、各部隊自主性很強，這在當時是必要的。到了解放戰爭時期，戰爭規模越來越大，許多戰役需要幾個縱隊乃至兩大野戰軍協同作戰，不能鑼齊鼓不齊，不能各吹各的號各唱各的調，因此，必須克服遊擊習氣，加強組織性紀律性。
1948年7月，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軍區在河南寶豐召開幹部會議。圖為與會者在會議期間的合影。左起： 陳毅、劉伯承、張際春、李雪峰、李達、鄧小平
以東北局和林彪為典型，要求各大戰區領導人作一次自我批評
毛澤東隨即以東北局和林彪為典型，要求各大戰區領導人都作一次自我批評，以加強集中統一領導。1948年8月23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給各中央局、分局、軍區及前委的黨內指示，指出：“關於各中央局、分局、軍區及前委克服自己及自己屬下的經驗主義、遊擊主義、無紀律狀態和無政府狀態，仿照東北局辦法，在各中央局、分局、軍區及前委的一次至幾次會議上加以認真檢討，實行自我批評，規定克服辦法，仍有完全必要。不能因為作幾次綜合報告，就不檢討這個長期在黨內首先在各高級領導機關內存在著尚未解決僅在近來才開始認真解決的關系重大的問題。”這一指示同時說：“你們對於中央的領導工作，不論是內容和方法，如有批評，亦請提出。”
9月4日，遵照毛澤東的指示，中央軍委發出《關於在全黨全軍中進行執行請示報告制度之檢討的指示》，指出：“我們希望不但各中央局、分局、工委會、大軍區、軍委分會及前委會在自己的會議上進行認真的檢討，寫出明確的決議，各省委、區黨委、地委、市委、小軍區、軍分區、縱委、師委、旅委也要召集會議，進行認真的檢討，寫出明確的決議，並將這一切會議檢討的情況及決議的全文用電報或書面送達中共中央。這一工作，希望於今年秋、冬兩季辦理完畢。”
經過毛澤東的嚴格督促，各中央局、分局，各軍區、各野戰軍都加強了請示報告。在隨後的中共中央九月會議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各中央局、分局，軍區、軍委分會及前委會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的決議》。這一決議對各項工作中哪些決定權屬於中央，哪些必須事前請示中央並得到中央批準才能付諸實施，哪些必須事後報告中央備審，作了明確規定。這時，黨的高級幹部對於“將全國一切可能和必須統一的權力統一於中央”，已經有了充分共識，一些地方存在的無紀律無政府現象得到基本克服。
《決議》通過後，毛澤東對此仍然抓得很緊。10月30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了致華東局書記饒漱石的電報：“自中央子虞（一月七日）電至今已九個月，未寒（八月十四日）電至今亦已兩個半月，華野前委書記對於執行中央請示報告制度及在軍隊中開展反對無紀律無政府狀態、反對事前不請示事後不報告、經驗主義與遊擊主義的惡劣作風，至今沒有表示態度，亦未申明理由，在此問題上失去主動性，落在一切兵團之後，實屬不合。你是華東軍區及華野全軍的政治委員，現責成你傳達中央旨意，處理此項問題，並以結果電告為盼。”
此時，華東野戰軍的前委書記是陳毅，但陳毅已調到中原野戰軍任第一副司令員，在華東野戰軍實際主持工作的是華東野戰軍代司令員兼代政委、華東野戰軍前委代理書記粟裕。
在毛澤東此電指出的時間段，粟裕和中央軍委之間來往電報十分頻繁，凡大事，粟裕均有請示和報告。7月，饒漱石、粟裕曾向中央軍委作了部隊思想情況的報告。對此，毛澤東10月6日致電粟裕並告饒漱石：“你們七月間關於部隊思想情況的報告，算得是一個綜合報告。九月的報告可在這次會議（指曲阜會議）後作，即將會議情況報告即可。此次會議在檢討關於無紀律無政府狀態時，應做成一個決議，在會上通過……”
為貫徹中央“九月會議”精神，從10月5日至10月24日，華東野戰軍在曲阜召開了師以上幹部參加的前委擴大會議，通過了《關於加強紀律性克服黨內無紀律無組織無政府狀態的決議》，並上報中央軍委。10月29日，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致華野前委諸同志電說：“我們收到並閱悉了華野前委擴大會議關於加強紀律性，克服黨內無紀律無組織無政府狀態的決議，認為這個決議是正確的。”
從以上情況看，粟裕已經用實際行動貫徹了8月23日中央軍委電報的精神，用行動表示了對這個問題的態度。但也許是因為軍情緊迫，也許是沒有註意到毛澤東雖然說“你們七月間關於部隊思想情況的報告，算得是一個綜合報告”，但又說“不能因為作幾次綜合報告，就不檢討這個長期在黨內首先在各高級領導機關內存在著尚未解決僅在近來才開始認真解決的關系重大的問題”。粟裕在上報決議的同時，並沒有就克服無紀律無政府狀態向中央軍委表態，也沒有反映前委擴大會議檢討的情況。因此，對此問題要求非常嚴格的毛澤東仍然提出了批評。11月9日，在求殲黃百韜兵團的緊張時刻，粟裕向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呈送了關於華野前委擴大會議檢討無紀律無政府現象的情況報告。
至此，各大戰區領導人都就克服無紀律無政府狀態作了認真自我批評。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提出的建立嚴格的報告制度，經過表揚批評，反復夯實，加強了中共中央的權威，為即將到來的戰略決戰提供了組織保證和思想保證，為建立新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48年12月20日，毛澤東為《中國青年》復刊題詞：“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這一題詞的思想，源於1948年4月30日毛澤東在城南莊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這是中央五大書記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和任弼時自從1947年3月撤離延安後，第一次在一起出席中央的正式會議。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是在解放軍已轉入戰略進攻的形勢下，如何促使中國革命全面勝利的到來以及如何迎接這一勝利的到來。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三條戰略性的意見：一是要把戰爭引向國民黨統治區域，沒有這一條，不能勝利。二是勝利使人欣喜，但目前民力負擔很重。要使後方的農業和工業長上一寸，才能適應戰爭需要。土改、整黨、人民代表會議的終極目的，是為了生產的發展，要使人民的負擔適當減輕。三是反對無紀律無政府狀態。
建立和夯實嚴格的報告制度，就是加強紀律性，反對無紀律無政府的關鍵措施。
本文為《黨史博覽》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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