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汪曾祺的100件小事

汪曾祺生於1920年，逝於1997年，他就讀於西南聯大，師從沈從文，與老舍共事過，寫過樣板戲，點評過莫言的小說。他的一生幾乎貫穿了整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

《汪曾祺1000事》一書中，作者用1000件汪曾祺人生中的小事，串出他的人生樣貌：也貪玩，也愛吃，也創作，也俏皮，也經歷時代困苦，終成為一代名傢。

下文是從書中選取的100件屬於汪曾祺先生的“人生小事”，一個可愛可敬的汪曾祺，便藏匿於這些大大小小的記錄之中。

下文摘選自《汪曾祺1000事》，經出版社授權推送。篇幅所限內容有所刪減。轉自：鳳凰網讀書。

汪曾祺

1920年3月5日（農歷正月十五），汪曾祺出生於中華民國江蘇省淮揚道高郵縣科甲巷汪宅。

汪曾祺的母親楊氏在汪曾祺三歲時就病逝了。因為是肺病，她獨自移住一間小房裡，也不準別人抱著汪曾祺去看她。汪曾祺隻記得跟著父親，陪母親到外地看病，坐船。父親在船頭釣魚，船裡掛了很多大頭菜。母親的味道，在汪曾祺記憶裡，就是大頭菜的味道。

汪曾祺有過許多一年級小學生共同的尷尬經歷：大便拉在褲子裡了。還正好是冬天。汪曾祺兜著一屁股屎，一扭一扭地回傢。繼母張氏一聞，二話沒說，燒水，洗屁股，把孩子放進棉被裡坐著，接著洗襯褲刷棉褲，“她不但沒有說我一句，連眉頭都沒有皺一下”。這裡有繼母對繼子的愛，但倘是親媽，反而會說兩句？小孩子很敏感，這種場景會記一輩子。

街上有個賣畫的畫師，叫張長之，才二十多歲。沒學過畫，看別人畫畫，看會了，敢開店。他什麼都畫，不中不西，用色鮮明。給人寫信，從不貼郵票，自己在信封上畫一張，一樣能寄。有一次畫了一張畫，一棵芭蕉，一隻五彩大公雞，掛在墻上。汪曾祺回憶說：這畫沒人買——誰會在傢裡掛一張“雞芭圖”？

汪曾祺數學不好，數學老師卻都愛汪曾祺。初三幾何老師顧調笙，很是器重汪曾祺，一心培養他進自己的母校中央大學，而且要學建築，將來當建築師。無奈汪曾祺雖然畫畫常常被美術老師當作范本，但幾何總是學不好，顧老師白費許多心血，最後嘆一口氣說：你的幾何，是桐城派幾何。

汪曾祺高三沒法回江陰上了，“遂成離別”。因為1937年暑假，日軍攻占江陰。汪曾祺隻能在傢自學。高郵也岌岌可危，風聲緊急的時候，祖父、父親會帶著子女到鄉下的庵趙莊避難。叫庵趙莊，是因為那裡有一座菩提庵。多年之後，這座庵被寫進小說《受戒》。

高郵這座小城裡，沒有什麼新文學的書。汪曾祺反反復復看的，隻有兩本書，兩本書反反復復看了兩年。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一本是《沈從文小說選》——這是上海一傢野雞書店出的盜版，沈從文自己編的正版叫《從文小說習作選》。

父親汪菊生看汪曾祺反反復復看那兩本書，就也拿過去看。看完問汪曾祺：“這也是小說嗎？”他心目中的小說都是《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那樣的。類似的問題，魯迅母親看到《吶喊》時問過，趙樹理父親看到《阿Q正傳》時也問過。

1938年，汪曾祺在淮安中學、私立揚州中學、鹽城臨時中學等校輾轉借讀。他學會了抽煙、喝酒。父親也不管他，喝酒時給他倒一杯，抽煙時一人一根，還給他點上火。“父子多年成兄弟”，這句話也是父親說的。

汪曾祺想報考的西南聯合大學，1938年剛剛成立。此前南遷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先以“國立長沙臨時大學”之名在長沙辦學數月，華中局勢惡化後，再南遷昆明。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記載：“臨時大學又奉命遷雲南，師生徒步經貴州，於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西南聯大

眾所周知，汪曾祺投考西南聯大是沖著沈從文去的。不過，沈從文進入聯大，比汪曾祺入學時間早不了多少。沈從文於1938年春天到達昆明，先協助楊振聲編輯教科書，1939年6月27日受聘於聯大。汪曾祺7月初報考聯大，此時沈從文任教聯大還不足一個月。

汪曾祺自謂一生中去得最多的圖書館，是坐落在翠湖畔的雲南省圖書館。這座圖書館前身是1909年創辦的雲南圖書館，建於清末的經正書院舊址，20世紀30年代更名為“雲南省立昆華圖書館”。圖書館形似道觀，安靜整潔，種了好多白蘭花。汪曾祺剛到昆明，就來這座公共圖書館看書，一直到他離開昆明，都是這裡的常客。

汪曾祺從念初中時起就喜歡京劇，常約同學帶著胡琴到宿舍唱戲過癮。住在他斜下鋪的廣東同學鄭智綿非常討厭京劇，汪曾祺一開口唱，他就罵道：“丟那媽，貓叫！”

剛上大學的汪曾祺什麼模樣？比汪曾祺高一級的外文系學生、翻譯傢許淵沖回憶道：“我第一次見到汪曾祺是1939年在聯大新校舍25號門外。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是一個典型的白面書生：清清秀秀，斯斯文文，穿一件幹幹凈凈的藍佈長衫，給新校舍的黑色土墻反襯得更加雅致，一看就知道是中國文學系才華橫溢的未來作傢。”

青年時期的汪曾祺

汪曾祺平常不記筆記，臨到考試時借同學筆記本看。1941年夏，在大二結束前夕的期末考試中，他接連開夜車看筆記，導致“大二英文”因睡過頭而錯過考試，被判零分。這是他沒能畢業的主要原因。

1939年5月之後，沈從文全傢遷往呈貢。沈從文每周到聯大上課三天，大部分時間住在文林街20號聯大教員宿舍樓上把角臨街的一間屋子裡。汪曾祺回憶沈從文這間宿舍：“瓦片直接搭在椽子上，晚上從瓦縫中可見星光、月光。下雨時，漏了，可以用竹竿把瓦片頂一頂，移密就疏，辦法倒也簡單。”

汪曾祺每次去沈從文宿舍，都隨便挑幾本書，看一星期。他自稱“我在西南聯大幾年，所得到的一點‘學問’，大部分是從沈先生的書裡取來的”。沈從文在某一本書的後面寫道：“某月某日，見一大胖女人從橋上過，心中十分難過。”這句話汪曾祺記了一輩子，但一直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也沒問過沈從文。

有一次汪曾祺隨沈從文一起到某圖書館，穿行在一列一列的書架中，沈從文突然嘆息說：“看到有那麼多人，寫了那麼多書，我什麼也不想寫了。”說這話是在1940年左右，沈從文僅結集出版的單行本，已有50本。

汪曾祺聽課隨意，經常旁聽其他年級的課程。聞一多的“古代神話”是為四年級開設的，他在二年級就旁聽了。聞一多口才上乘，富有想象力，課程非常“叫座”。不僅文學院、理學院的學生來聽，連遠在拓東路工學院的學生，都會穿過昆明城來一睹聞一多的風采。教室裡裡外外全都是人。

汪曾祺說：聞一多先生曾勸誡人，當你們寫作欲望很強的時候，最好不要寫，讓它冷卻一下。所謂冷卻一下，就是放一放，思索一下，再思索一下。

汪曾祺年輕時恐怕不太喜歡杜甫，尤其是那些沉鬱悲壯的詩句。他說過：“杜甫的《北征》，我是到中年以後才感到其中的蒼涼悲壯的。”但是汪曾祺喜歡“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希望自己的小說，能給讀者一點心靈上的滋潤。

1940年上半年創作、發表的小說《釣》，目前被確定為汪曾祺的起步之作。小說寫一次垂釣過程中的紛紜思緒，文思奇崛，造語刻意，透著青春作者的絢爛特征。“怎麼釣竿上竟棲歇了一隻蜻蜓，好吧，我把這枝綠竹插在土裡承載你的年青的夢吧”，“預料在歸途中當可撿著許多誠樸的歡笑，將珍重的貯起”，這都不像在講故事，像在作詩。

因體育和大二英文成績不合格，汪曾祺未能在1943年夏天如期畢業，滯留於西南聯大補修課程。汪曾祺雖然留了級，但從羅常培告訴他的未來規劃來看，他對於次年通過補考，獲得畢業資格，充滿信心。

1943年暑假前夕，汪曾祺與低年級同學、好友楊毓珉一起搬離聯大宿舍，在民強巷租房居住。汪、楊傢均在淪陷區，兩人均與傢裡不通音信，缺乏經濟來源，但楊毓珉此時習篆刻，掛牌治印，月可入四五十元（這比聯大的貸金高出三四倍），才有條件租房。

租了房子，汪曾祺與楊毓珉從此可以星期六不走二三裡路去聯大食堂吃那種摻有沙子、谷糠的“八寶飯”了，還能“不時下個小館吃碗燜雞米線、鹵餌塊，喝二兩燒酒，生活富裕多了”。

1944年1月26日，西南聯大全校416名四年級學生前往戰地服務團進行體格檢查，以應征擔任隨軍譯員。汪曾祺沒有應征當譯員。不去應征的原因，有人說他“認識高”“有骨氣”，但汪曾祺則對子女說了另外的隱衷：一是覺得外語水平太差，恐怕應付不了這個差事；二是當時生活窘迫，連一件像樣的衣服都沒有，身上的一條短褲後邊破了倆大洞，露出不宜見人的部位，於是沒去參加體檢。

關於從軍，汪曾祺並非全無打算，他在1944年6月致朱奎元的信中說：“我現在很擔心戰爭。你莫笑，我許把自己送到戰爭裡去。我現在變得非常激烈。……或許，我到軍隊中作秘書去。或許，我會到一個大學裡教白話文習作去。或許，什麼也不動，不換樣子，我還是我，郎當托落，闌闌珊珊！”

1944年的汪曾祺，因為教書報酬太少，又遲遲得不到傢裡寄來的錢，經濟深陷困頓之中。他在5月7日給朱奎元的信中透露，他身無分文，已經十二個小時沒有吃飯了。當日汪曾祺向另一同鄉任振邦借到1000元錢。

1944年春夏之交，汪曾祺經歷了一場慘烈的失戀。1943年雨季，他結識了一位“藍傢女孩子”。後來她去了曲靖，汪曾祺曾寫信催她回來，對方拒絕了，這使汪曾祺陷入苦悶。

汪曾祺在畢業前夕致同鄉朱奎元的一封信中，透露了他當時的感情生活：“我近來感情正為一件事所支配，我願意自己對一些理想永遠執持不變，並且願意別人也都不與我的理想沖突。這兩天最好我們不談起有關女孩子事情。”

汪曾祺失戀後，更加頹廢，有時沒錢吃飯，就睡到上午11點，堅臥不起。朱德熙見他沒露面，就夾一本字典來，“起來，去吃飯！”賣掉字典，吃一頓早飯。

青年汪曾祺

1944年深秋，從越南前線回到昆明休假的楊毓珉，到民強巷看望生活潦倒的汪曾祺。楊毓珉回憶：住室是一間五平方米的小房子，“真可謂傢徒四壁，屋裡隻有一張三屜桌、一個方凳，墻角堆了一床破棉絮、幾本舊書，原來此公白天在桌上寫文章，晚上裹一床舊棉絮，連鋪帶蓋地蜷縮在這張三屜桌上。看起來能賣的都在夜市上賣了。肯定時不時還要餓幾餐飯”。

1944年，汪曾祺寫了總題為“茱萸小集”的一系列散文陸續發表，並希望在自己“不死，不離開，不消極以前寫成，讓沈二哥從文找個地方印去”。同時他還著手寫一系列“給女孩子”，“用溫和有趣筆調談年青女孩子各種問題”。以上文字大部分未能保存下來。

1943年10月末，山海雲劇社在李公樸、馬約翰、龍雲的支持下，取得中華職業教育社的孫起孟支持，開始籌辦中國建設中學。教室借用中華職業教育社校舍，孫起孟任名譽校長，周大奎為校長。汪曾祺也是創辦人之一，並擔任國文教員。

1945年9月，中國建設中學遷到白馬廟。學校三面都是農田，汪曾祺上課之餘，常常伏在窗臺上看農民種田。看插秧，看蓄水，看少年用長柄鋤頭挖地。“這個孩子挖幾鋤頭就要停一停，唱一句歌。他的歌有音無字，隻有一句，但是很好聽，長日悠悠，一片安靜”。這一時期汪曾祺愛讀《莊子》，跟環境太搭了。

1946年7月，汪曾祺與施松卿一道，沿著他1939年來時的原路，昆明——越南——香港，回到上海。

跟汪曾祺同住的，都是開帆船的水手，跑澳門做魷魚蠔油生意的小商人，準備去南洋開飯館的廚師。汪曾祺兜裡沒錢，前途渺茫，每天不是去皇後道、德輔道瞎逛，就是在走廊上看水手、小商人、廚師打麻將。

有一天汪曾祺無所事事地逛街，居然在報攤小報上看到一條消息：“青年作傢汪曾祺近日抵達香港。”不知哪傢報館如此眼光獨到，消息靈通。

香港讓人更加百無聊賴的原因是，到了這裡，汪曾祺就跟女朋友暫時分別了。施松卿要先回福建傢鄉。臨別時，施松卿含淚從船上扔下來一本書，書裡夾著一張紙條，寫著：“這一去，可該好好照顧自己了。找到事，借點薪水，第一是把牙治一治去。”

失業的日子持續了一兩個月。女朋友施松卿倒是在福建老傢當上了中學教師。汪曾祺寫信給在北平的老師沈從文，吐露自己想過要自殺。沈從文回信把他大罵了一頓，說：“為了一時的困難，就這樣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殺，真是沒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筆，怕什麼！”沈夫人張兆和時在蘇州，沈從文又讓張兆和寫了一封長信安慰汪曾祺。

汪曾祺與施松卿

1946年10月，汪曾祺的小說《廟與僧》刊登於上海《大公報》。這篇小說是汪曾祺後期名作《受戒》的前身。

1946年11月，汪曾祺寫了散文《他眼睛裡有些東西，決非天空》，記錄了他在1944年3月25日走出校門，看到門外白楊叢裡躺著一個將死的傷兵，一動也不動，褲子都沒了，但眼睛還在看。汪曾祺說他因此想起奧登（實為裡爾克）的詩句“有些東西映在裡面，決非天空”。這件事汪曾祺日後反復提起，當時身邊同學說：“對於這種現象，你們作傢要負責！”汪曾祺說，這給了他很大刺激，讓他感到一個作傢的社會責任感，他的創作開始走向現實主義。

沈從文在2月初致藝術界朋友的信中，托他們為汪曾祺謀職，信中說：“我有個朋友汪曾祺，書讀得很好，會畫，能寫好文章，在聯大國文系讀過四年書。現在上海教書不遂意。”因為汪曾祺對書畫感興趣，沈從文希望能為他在博物館找到一份工作。

1947年6月，汪曾祺寫了小說《落魄》。汪曾祺日後回憶寫這篇小說的情緒：“我當時隻有二十幾歲，沒有比較成熟的思想。我對生活感到茫然，不知道如何是好……小說中對那位揚州人的厭惡也是我對自己的厭惡。”汪曾祺說，這種情緒比較現代派，因為“現代派的一個特點，是不知如何是好”。

1947年5月—6月，汪曾祺一共寫了12萬字，平均每天寫2000字，而且自己覺得“大都可用”。這是他生命中第一個創作爆發期。

在這封長信中，汪曾祺也向老師報告了巴金將為自己印集子的消息，說稿費用途都想好了：為父親買個皮包，一個刮胡子電剃刀，甚至為他做一身西服。

汪曾祺上作文課，頗有沈從文的風范。有一次正要佈置作文題，突然有警戒車的笛聲傳來，汪曾祺立刻改作文題為“假如這輛警戒車是來抓我的”。學生們寫作文，汪曾祺坐在講臺後，在那些又長又圓又掉渣的粉筆上畫各種花、鳥、房子。一下課，這些粉筆就被同學們一搶而空。

汪曾祺與沈從文

汪曾祺在作文課上曾誇過兩個學生。一個女生描繪夜空中的繁星“像天空開了一朵朵小白花”，汪老師讓同學們向她學習，細致地觀察生活、感受事物。有一個男生的父親是清道夫，本人學習也不好，頗受同學歧視。他有一次寫了一個句子：“天氣一天天熱起來，柏油路也一天天變軟了。”汪老師公開表揚這個句子寫得好。

1948年3月，汪曾祺坐船北上，去投奔已在北大落腳的未婚妻。9日抵天津，住在勸業場附近的惠中飯店。

汪曾祺在天津逛了逛，得到的第一印象是“這裡櫥窗裡的女鞋都粗粗笨笨，毫無‘意思’”。他給黃裳寫信，說看女鞋是“測量一個都市的文化”的首項。天津這方面顯然不合格。

有個茶房來問汪曾祺要不要找個人解解寂寞。汪曾祺沒答應，反而拉著這個穿著黑中山服的胖子聊了半天。茶房問他有沒有太太，他說：剛要結婚，太太死了。茶房嚇得忙不迭道歉。

寄住北大期間，汪曾祺常去吃一傢四川小館子，據說是辛亥年四川保路運動領袖蒲殿俊1930年離京後留下的廚師開的。館子隻有三四張小方桌，但是魚香肉絲、回鍋肉、豆瓣魚的味道都很醇正，而且泡菜特別好吃，還不要錢。其址疑是現在的成都駐京辦餐廳。

汪曾祺偶爾也帶著女朋友去沈從文傢蹭飯，對張兆和做的八寶糯米鴨印象深刻，說是酥爛入味，皮不破，肉不散，“是個傑作”。張充和也住在沈傢，汪曾祺吃過她做的“十香菜”——十種咸菜絲分別炒好，放在一個盤子裡，是蘇州人常吃的年菜。充和切咸菜絲極細，又經過冷凍，“拈箸入口，香留齒頰”。

1948年5月，汪曾祺終於經沈從文與楊振聲介紹，進了位於午門的北平歷史博物館當一個辦事員，負責保管倉庫，為藏品寫說明卡片。沒有固定工資。

汪曾祺就住在午門宿舍，在右掖門旁邊，據說原是錦衣衛值宿所在。到了晚上，天安門、端門、左右掖門都關死了。故宮怕失火，不裝電燈，汪曾祺去舊貨攤上買了一盞白瓷罩子的古式煤油燈，晚上在宿舍燈下看書；有時也走出房門，站在午門前的石頭坪場上，“仰看滿天星鬥，覺得全世界都是涼的，就我這裡一點是熱的”。

秋天，生活突然改善了不少。這要“歸功”於國民政府改革幣制，發行金圓券，1元兌法幣300萬元。凡拿國傢機關工資的人，等於薪水漲了10倍以上。

這段時間，汪曾祺與施松卿幾乎天天晚上到東安市場去吃小館，“蘇造肉”、爆肚、白湯雜碎，換著花樣兒吃。可惜好景不長，一個月後，金圓券迅速貶值，兩人又回到沙灘去吃炒合菜。

汪曾祺與施松卿

汪曾祺在11月30日致黃裳信裡說，如果要重回上海去教中學，也無不可，隻是“這算幹嗎呢”。又說黃永玉來信讓自己去香港鄉下住，可以洗海水浴，一千字稿費可以買8到10罐鷹牌煉乳。汪曾祺說自己“不是一定不去”。他在午門這個大院子裡，晚上靜得“慌”，而且無書可讀，隻能“以寫作限制自己”。

物價漲得很兇，但汪曾祺對朋友聲稱不礙事，說他已儲足了一個月的糧食、兩個月的煙。

1月29日是春節，汪曾祺與施松卿去了清華園朱德熙傢。此時解放軍已兵臨城下，物資奇缺。朱傢剛用30斤面粉換了一隻雞，做了一道紅燒洋蔥雞塊，一道粉絲熬大白菜，一道醬油糖煮黃豆。朱夫人說“這個年過得真夠慘的了”，汪曾祺很高興，說“有雞吃就行了，還要吃什麼”。他和朱德熙邊吃邊聊，足足吃了一個下午。

3月前後，汪曾祺與施松卿終於結婚了。之前朱德熙夫婦十分擔心，覺得兩人在一起很久了，就是不提結婚的事兒。現在汪曾祺即將南下，兩人終於決定結婚，當天逛了北海公園，下館子吃了面，晚上還到老師沈從文傢報喜。

就在汪曾祺南下之時，他的第一部小說集《邂逅集》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系巴金主編“文學叢刊”之一，收入了8篇短篇小說。

9月10日，《北京文藝》創刊。老舍任主編，汪曾祺為編輯部總集稿人，即編輯部主任。

1955年2月，汪曾祺從北京市文聯調到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工作，參與籌辦《民間文學》，工資從文藝六級升為文藝四級，每月180多元。汪曾祺對兒女講過，這次調動是因為全國文聯某負責人的動議，想讓他來編《民間文學》，許以漲工資一級，他拒絕了，說留在北京市文聯也可以漲一級工資，那位負責人說那就漲兩級。汪曾祺於是同意調動。

1958年春，汪曾祺隨領導和幾個同志赴河南林縣調查民歌，來去都是軟席臥鋪，汪曾祺才知道自己已經可以享受“高幹”待遇。第一次坐軟臥，他心中很不安。一行人先到洛陽，吃了黃河鯉魚，又到林縣紅旗渠看了兩三天。

1958年夏某日，汪曾祺照常去上班，一上樓梯，突然發現過道裡貼滿了圍攻自己的大字報，措辭激烈，稱要拔掉編輯部的“白旗”，且已出現右派字樣。

汪曾祺被打成右派後，安排在北京勞動了一段時間。先在十三陵修水庫，勞動強度很大；又赴西山八大處勞動，勞動內容之一是為出口大蔥裝箱；最後二十多天則是在西山刨坑種樹。

1958年年底，汪曾祺下放張傢口沙嶺子農業科學研究所勞動。行前，與施松卿、汪朗一起到前門買下鄉用品（牙刷、牙膏、內聯升佈鞋等），最後剩下80多元錢，施松卿挑了一塊蘇聯表給汪曾祺戴上，說：“你放心走吧，下去好好勞動。”

汪曾祺下鄉的當天，施松卿在參加新華社的軍事化訓練，不能請假回來送行。汪曾祺給妻子留了一張紙條：“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回來。”

《羊舍的夜晚》1963年1月由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出版社給了千字22元的最高稿酬標準，和郭沫若、老舍一樣。稿酬總共800餘元，汪曾祺問傢人：“怎麼會這樣呢？”這筆錢，從1963年直到80年代初期，一直是汪傢最大的一筆積蓄。

1965年秋，汪曾祺全傢搬到甘傢口一棟五層紅磚樓上，鄰近玉淵潭公園和釣魚臺國賓館，周邊環境較好，但是房間條件較差，兩居室，開間小，“黑乎乎的”，“湫隘狹窄”,一傢五口合用一張寫字臺。這一住就是18年。

1961年，汪曾祺全傢在北京中山公園

1966年以後，汪曾祺跟以前的朋友們來往少了。一度在三屜桌玻璃板下壓一張紙條，上寫：謹言語，慎出行，簡交遊。

汪曾祺第一次殺了雞。他9月7日寫信給朱德熙報告說：“三個月來每天做一頓飯，手藝遂見長進。”雞是汪朗買回來的，一共三隻。無人敢宰，隻能老頭兒出手，殺完覺得“也無啥”。

女兒汪朝也看汪曾祺的隨筆，覺得跟時代背離，也看不大懂，遠不如楊朔、劉白羽的散文，很不客氣地批判汪曾祺：“你這種文章隻有三個人看——朱伯伯、李伯伯、汪朗！”朱德熙與李榮，都是西南聯大中文系畢業的老友。汪曾祺很委屈，向朱德熙告狀，朱德熙說：“那有什麼，三個人看也很好！”汪曾祺還是委屈，說女兒是“天下第一眼高手低之人”。

心情鬱悶的日子長達兩年之久，汪曾祺常常喝酒，酒後常發脾氣罵人，說自己冤枉，還手握菜刀大聲嚷嚷：我要斷指明志，以後再不寫東西了。

1980年的春節是2月16日。節日前後，汪曾祺應邀為沈從文將出的選集寫後記，將沈從文的主要作品瀏覽一遍。汪曾祺後來回憶，這也是他寫《受戒》等作品的觸因之一。

1980年8月12日，汪曾祺用兩個上午寫成了《受戒》，文末自註“寫四十三年前的一個夢”——以1980年為起點，43年前是1937年，時汪曾祺在江陰念高中，初戀。

汪曾祺寫《受戒》，完全不知道這篇小說能不能發表。下筆之前，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單位的一些同事，大傢都不理解：“為什麼要寫這樣一篇東西？”“是啊，為什麼要寫幾十年前一個小和尚談戀愛？有什麼現實意義？揭示了什麼重大問題？”

《受戒》寫成之後，汪曾祺給劇團幾位要好的同事看過，如老同學楊毓珉、梁清濂等。他們看了都很激動，覺得美，梁清濂還發出了汪曾祺當初看沈從文小說時的感嘆：小說原來可以這樣寫！不過，同事們都認為這篇小說沒地方發表。

1981年9月下旬，高郵縣人民政府向北京京劇團發出公函，正式邀請汪曾祺回鄉。時任縣委宣傳部幹事的陸建華回憶：縣領導根本不知道《受戒》《大淖記事》這些小說，最後他們隻好搬出了“《沙傢浜》的作者”這個名頭，縣領導聽後神情驚訝，毫不猶豫地指示：“請他回來！”

10月10日下午5點，汪曾祺從南京乘車抵高郵。這是1939年汪曾祺離開高郵後，42年來第一次回到故鄉。

縣委辦公室負責接待，縣長出面宴請。傢裡辦了八桌酒席，親戚相聚。街坊也出來看“汪大爺”，81歲的唐四奶奶一把抓住汪曾祺的手：“你現在混得不醜哇！”汪曾祺回：“托您老的福！”滿街都樂。

汪曾祺在高郵住了一個多月。每日看資料，散步，訪舊，為人題詩寫字。很多人稱他“汪老”，他不習慣，數次說道：“才六十歲，怎麼就稱老、稱老作傢呢？”

1991年，汪曾祺在傢鄉的蘆葦蕩

1982年11月16日，汪曾祺應湖南人民出版社之邀，往長沙、湘西半月行，同行者有蔣和森、柳鳴九、諶容等。在長沙見到作傢陳國凱，汪曾祺哈哈一笑：“陳國凱，想不到你是這個鬼樣子。”他以為陳國凱長得高大，沒想到骨瘦如柴。陳國凱反唇相譏：“老兄，我也想不到你是這個鬼樣子……看你的文章，以為你長得清秀。原來像個酒肉和尚。”大傢哈哈地笑。

1985年4月18日，汪曾祺參加了莫言新作《透明的紅蘿卜》研討會。會議在北京華僑大廈舉行，由《中國作傢》主編馮牧主持，參加者有史鐵生、李陀、雷達、曾鎮南等。

學者許子東也在《透明的紅蘿卜》研討會現場，他對汪曾祺的發言印象最深。莫言這篇小說裡有一個核心情節：石匠和鐵匠都喜歡菊子，鐵匠老是欺負小黑孩，石匠對小黑孩很好，最後鐵匠和石匠打起來了，小黑孩居然下狠招去幫助對他不好的鐵匠，害得石匠受傷瞎了眼睛。汪曾祺先問大傢：你們覺得他為什麼要這樣寫？接著又解釋說：這個小男孩暗戀菊子，雖然一個男的對他不好，可是他更恨對菊子好的男人，他寫了一個弗洛伊德的潛意識。莫言在旁邊不說話。許子東說：“我估計莫言是第一次聽到弗洛伊德。”

1987年11月29日，國際寫作計劃舉行歡送會。12月17日，汪曾祺返抵香港，適逢王安憶等人在港。王安憶回想道：“他是從美國聶華苓的‘國際寫作計劃’過來，乘遊艇，我們一幫年輕人和他打打鬧鬧的，然後我們就問他寫不寫長篇，他說我不寫長篇，從來不寫長篇，好像對於長篇是鄙夷的態度。我們就問他你為什麼不寫，他不說，後來他說了，他就說短篇最好，短篇就是把你必要說的話說出來，長篇是把你不必要說的話說出來。”

1988年3月，汪曾祺離休。領到離休證後，汪曾祺才知道自己原來是“局級幹部”。

1990年9月，汪曾祺接受李輝采訪，談沈從文。最後談到沈從文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汪曾祺隻反問了一句：“除了魯迅，還有誰的文學成就比他更高呢？”

汪曾祺與沈從文

1991年1月4日，臺灣作傢三毛棄世。《橋》雜志中文版記者黃燎原就此采訪汪曾祺。汪曾祺表示，與因哲學上遇阻而自殺的作傢不同，三毛的自殺是性格使然，“她活得一點也不累，隻是想這麼做，就這麼做了”。

1992年9月11日，中秋節，戲劇、電影評論傢舒非拜訪汪曾祺。兩人談到汪曾祺近來在中國大陸、臺灣所出的作品集，涉及簡化漢字和電腦輸入出現的問題，施松卿說：有一次，汪曾祺收到一份稿費通知單，竟將“汪曾祺”打成了“汪獸祺”。

1992年11月，汪曾祺在北京大學做題為“散談人生”的文學講座。汪曾祺手提棕色文件夾，走上講臺後先燃著一支煙，然後聲明：“我可不會講課，不要看我拿著個小文件夾像模像樣的，其實，裡面裝的全是煙。”

此次研討會有一部分是關於汪曾祺的專題討論。與會者呂正惠做了題為“人情與境界的追求者——汪曾祺”的主題發言，稱汪曾祺為“中國最早試用意識流的作傢”，“活在現代的、軟心腸的、古代中國的文人”。

汪曾祺

一般都以為《受戒》《大淖記事》是汪曾祺的代表作，不過在1994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汪曾祺明確地說，他本人最喜歡的小說是《職業》。

1995年冬，汪曾祺的夫人施松卿突患腦梗，起夜時因大腦缺血昏迷，摔倒在地。汪曾祺用了兩個小時才把夫人拉到床上，等待天亮，入院治療。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夫人終於在春節前出院。

1996年春，施松卿再次發病，從此臥床，生活不能自理。汪曾祺逝世的次年，夫人也離開人世。

晚年的汪曾祺與施松卿

1997年5月11日，昆明時期的朋友、法國文學專傢、南京大學教授徐知免借赴京開會之機來訪。徐知免記下當時的印象，“他的容貌、形象和年輕時並沒有多少變化，仍然是我記憶中的樣子，隻是額頭上的溝紋是那麼深，臉色那麼焦黑，而且身軀也似乎有點駝。我覺得老是老了，大傢都老了，但看來他精神還可以”。兩人長談，話題廣泛。這是汪曾祺最後一次有記載的文學談話。

1997年5月11日，汪曾祺吃炸醬面時，被菜碼小蘿卜劃破了食管血管瘤。夜10時許，食管出血，保姆小陳敲門向鄰居詹國樞、楊喬夫婦求助。鄰居撥打120叫來救護車，將其急送北京友誼醫院。

5月12日、13日，汪曾祺食管仍出血，14日才基本控制。此時的汪曾祺還同醫務人員開玩笑：“我還有許多東西要寫，我也得把你們寫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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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5月16日上午，汪曾祺求醫生“開恩”允許自己喝茶水，醫生勉強同意以水沾唇。女兒汪朝回傢取茶葉時，一代文人汪曾祺猝然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