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丹書鐵券，最著名的莫過於《水滸傳》中關於柴進的故事。梁山好漢大多為販夫走卒、江湖匪類，柴進的出身在這群人中顯得尤為尊貴。《水滸傳》第五十一回“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誤失小衙內”用了一闕《西江月》描述：“累代金枝玉葉，先朝鳳子龍孫。丹書鐵券護傢門，萬裡招賢名振。待客一團和氣，揮金滿面陽春。能文會武孟嘗君，小旋風聰明柴進。”
柴進曾自述“傢間祖上有陳橋讓位之功，先朝曾敕賜丹書鐵券，但有做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傢，無人敢搜”。可以看出，《水滸傳》中柴進為後周世宗柴宗訓後裔，故宋太祖趙匡胤賜其丹書鐵券，這與歷史上發生於顯德七年（960年）的陳橋兵變相合。這一年趙匡胤於陳橋黃袍加身，柴宗訓不得不“應天順人，法堯禪舜”，將帝位禪讓於趙匡胤——將柴進稱為“先朝鳳子龍孫”，倒也非誇張之辭。
那麼問題來了：丹書鐵券究竟是何方寶器，居然能讓柴進有膽與當朝權臣爭鋒？如果現實生活中真有柴進此人，而柴進也的確有丹書鐵券，那是否還會落得個落草為寇的下場？
“丹書鐵券”是一個統稱，歷代的叫法不一。兩漢分別稱為“丹書鐵契”和“丹書鐵券”，“契”與“券”相通，“丹書”則是指鐵券上的誓詞用丹砂書寫。之後的《資治通鑒》《隋書》《遼史》中分別有“銀券”“金書鐵券”“金券”之稱，是源於書寫材料不同所致。《明史》因鐵券可世代相傳又稱之為世券，其實與丹書鐵券本為一物，僅僅是命名角度不同罷了。
論及丹書鐵券的誕生，就不得不提到漢朝的開國皇帝漢高祖劉邦。漢朝之前本無丹書鐵券，據《漢書·高帝紀》載，劉邦平定天下後“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而“剖符作誓，丹書鐵契”的內容，則是“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17個字——正是這17個字，締造了中國歷史上最古老的丹書鐵券。
劉邦借丹書鐵券“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而功臣也因被授丹書鐵券得以享受“生則寵以殊禮，死則疇其爵邑”的福利。由此可見，丹書鐵券在其誕生之初的確具備帝王與臣子之間的“契約”之意。
漢初的丹書鐵券，更近於榮譽而無法外之權更非免死承諾。持券功臣不乏獲罪之人，如蕭何便因“強賤買民田宅”“多受賈人財物”而入獄險遭不測。功臣本人已然如此，功臣之後則更無免罪特權。持券功臣周勃封絳侯，後其子周勝之嗣因殺人獲罪而身死國絕；後次子周亞夫封為條侯，續絳侯後，且其本身又是平定七王之亂的元勛，最後依然被逼得絕食而死。
劉邦之後，兩漢帝王未再賜鐵券於大臣。東晉以降，丹書鐵券再次出現。大興四年（321年），東晉元帝司馬睿在拜鮮卑慕容部首領慕容廆監平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平州刺史等職時，賜其“丹書鐵券，承制海東”。這裡的丹書鐵券與漢初諸功臣所受的丹書鐵券完全不同，更與免罰免死無關。
然而，在南北朝時期，情形悄然發生了變化。南北朝各勢力分疆裂土的同時，漢晉數百年幾近絕跡的丹書鐵券突然大量出現，並搖身一變成了後人眼中的“免死金牌”。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興禮樂，變華風”之後，北魏一度“賞賜無度，盈積私傢，金書鐵券，不死之詔頻以許人”。這一風氣明顯延續到了後繼王國，西魏時期大將李穆冒死救宇文泰，宇文泰感激之餘“特賜以鐵券，恕其十死”，此處丹書鐵券作為“免死金牌”，已然實至名歸。
在南北朝不足200年的歷史中，丹書鐵券獲得了極大的“延展性”。一方面，作為“免死金牌”的丹書鐵券終於出現，另一方面，丹書鐵券在政治軍事活動中的作用被極大拓展，這一切成為後世丹書鐵券的“底色”，最終使這一器物在民間文化中被蒙上了一層神秘面紗。
隋末越王楊侗稱帝，段達、王世充等七人因擁立之功“委以機務，為金書鐵券，藏之宮掖。於時洛陽稱段達等為‘七貴’”。此時的丹書鐵券被稱為“金書鐵券”，得益於冶金技術不斷發展，鐵券上的誓文已能夠用金銀填嵌。《隋書》中未明言“七貴”的金書鐵券是否有免死之權，但“七貴”無一例外均不得善終——這也不能怪鐵券，而是亂世之中弄權者很難全身而退，這非一枚金書鐵券所能改變。
隋唐易代後中國再次迎來大一統，唐高祖李淵如劉邦一樣開始論功行賞，其在頒佈的《褒勛臣詔》這道詔書中明確了諸勛臣“恕一死”的法外之權。雖然其中未提及丹書鐵券，但在《唐大詔令集》中，這一道詔書被歸入“功臣·鐵券”篇，可知當時雖無其名而已有其實。以此為基礎，唐朝的丹書鐵券開始有了相對固定的格式要求，其誓詞包括賜券日期，受賜者的姓名、官爵、邑地，受賜者的功勛業績，冊封內容與賦予特權，對受賜者的訓誡……
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日益嚴重，面對眾多強藩悍將，朝廷根本無力掌控，故隻得示懷柔之心，丹書鐵券是其中的選擇之一。如唐代宗面對李寶臣、李懷仙、薛嵩、田承嗣等藩鎮，下詔“凡為安、史詿誤者，一切不問”，並“皆賜鐵券，誓以不死”。
現存最古老的一枚丹書鐵券實物，正是在唐末的悠悠亂世中誕生的。乾寧二年（895年），義勝軍節度使董昌於越州稱帝，建大越羅平國，董昌部將錢鏐不肯相附，奉唐昭宗李曄之命平叛並取得勝利。董昌平定後，李曄大喜過望，拜錢鏐為鎮海、鎮東兩鎮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中書令，並賜丹書鐵券。
唐昭宗賜給錢鏐的丹書鐵券
歷朝丹書鐵券能留存於後世者寥寥，而這一份“錢鏐鐵券”居然歷經千餘年而得以傳世。從這一份鐵券中可以明確看到“卿恕九死，子孫三死”和“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兩句，得此丹書鐵券不僅能免九次死，有普通的違法之舉時有司甚至不能加以追究，這樣的“免死金牌”確實是續命寶器了。
有宋一朝，朝廷對丹書鐵券基本持保留甚至反感態度。北宋祥符年間，王沂公出使契丹，契丹客伴使耶律祥吹噓其鐵券，王沂公便回敬道：“鐵券，蓋勛臣有功高不賞之懼，賜之以安反側耳，何以輒及親賢？”沒有賞賜的東西就給一個，這完全是糊弄人的玩意兒！在宋朝，以科舉制度為核心的官僚政治形態全面取代門閥士族政治形態，中央集權進一步加強，丹書鐵券的式微正是這一趨勢的必然結果。
遼金之後，元朝並無丹書鐵券制度，僅成吉思汗曾“賜誓券、黃金印”於木華黎，以助其經略中原。有元一朝，倒是有一“答剌罕”的封號享受“九罪弗罰”的特權並可世襲，與丹書鐵券功用相似。
元朝雖無丹書鐵券，但元朝之後情形再次逆轉。《明通鑒》載：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將剖符封功臣，召宋濂議五等封爵，宿大本堂，討論達旦，歷據漢唐故實，量其中而奏之，上皆嘉納焉”。至洪武三年（1370年）“大告武成，論功行賞，公爵者十人，侯爵者二十八人，鐵券丹書，誓諸白水，河帶山礪，爰及苗裔”，丹書鐵券由此迎來了最為輝煌的時代。比之於唐朝鐵券、元朝鐵券，明朝鐵券在質地、券文內容等方面均有變化。尤為不同的是，唐朝鐵券為單券，明朝鐵券則與金朝相仿分為二通，一付給受賜人，一付置於內務府。
那麼，明朝的丹書鐵券，是否有“免死”功效？當然有，不過相對於唐朝動輒“恕十死”的做法，明朝鐵券的規定相對保守。如大將軍徐達在明初號稱戰功第一，被封魏國公，然依其鐵券，徐達隻能免死三次，其子免死二次。又如丞相、太師、位列百官之首的李善長，依其鐵券亦僅“免二死，子免一死”。自明英宗始，宦官幹政日漸增多，丹書鐵券的頒賜又漸漸抹上強權色彩。終明一朝，丹書鐵券可謂有“免死金牌”之名，卻無“免死金牌”之實了。
丹書鐵券在歷朝更迭中幾經起伏，最終被歲月打上了“免死金牌”的烙印。《水滸傳》中借丹書鐵券烘托柴進的身世或系虛構，但大抵符合歷史邏輯。不過從歷史看，丹書鐵券往往徒有虛名，立足這一視角，柴進持券卻仍被逼上梁山的情節，更多了一分真實。
來源：檢察日報·綠海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