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紀念館保存著一塊任弼時使用過的歐米茄牌懷表，是他擔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時，在莫斯科購買的。
任弼時的懷表（西柏坡紀念館供圖）
赴蘇工作 爭分奪秒
全民族抗戰爆發後，黨內大多數同志與從蘇聯回來的王明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產生了分歧。為了讓共產國際充分了解中國的抗戰情況和中共的抗戰主張，爭取共產國際的理解和支持，1938年2月2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中央決定派任弼時赴莫斯科共產國際工作。3月，任弼時到達莫斯科，為了能準確掌握時間，更好地開展工作，他購買了一塊懷表。
在莫斯科工作的近兩年時間裡，任弼時深感使命重大，他總是把工作安排得滿滿的。1938年，《聯共（佈）黨史簡明教程》在蘇聯出版，為了讓國內的黨員盡快學習這本黨史教材，任弼時投入了大量精力，他和代表團的同志參加了該書的翻譯和校訂工作。其中，第四章有關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部分，由任弼時負責校訂。他對譯文的準確性要求極高，初稿翻譯好後，先請在莫斯科的中國學員試讀、提意見，再根據意見進行修改。1939年，譯成中文的《聯共（佈）黨史簡明教程》送達延安，成為黨員幹部的重要學習讀本。
為了更加深入地分析國際國內形勢，讓國際社會更好地了解中共的立場和態度，任弼時組織在蘇的中國人和少量蘇聯人成立了一個研究小組，及時研究國際國內重大政治問題，並定期向中央匯報、提出建議，為中共中央作出決策提供幫助。從1934年開始，共產國際和中共的聯絡基本中斷，在國內抗戰形勢日趨嚴峻，需要爭取共產國際和國際社會支援的情況下，任弼時意識到恢復聯絡迫在眉睫，他克服重重困難，在較短的時間內重新建立起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電臺聯絡，並新增經由烏魯木齊到延安的交通線，暢通了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之間的交流聯系。
當時，黨內有一批同志在位於莫斯科郊外的療養院一邊治病，一邊學習軍事政治理論。這裡對外稱“療養院”，實為“中共黨校”。任弼時對這所療養院的同志非常關心，為了讓他們不虛度時光，他對黨校的教學方針和學習內容作出規定，促進學員們更加有效的學習。
任弼時得知王明、康生利用清黨、“肅托”之機對一些同志進行打擊，導致他們無法歸國。他深知同志們迫切想回國為革命作貢獻，在了解核實情況後，安排他們分批盡快回國。在共產國際工作期間，任弼時將全部精力投入緊張的工作中，使共產國際的主要領導人對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和鬥爭策略有較多的理解，從而給予信任和支持。
為黨為民 至死不息
位於西柏坡的任弼時同志舊居內景（王玉璘 攝）
1940年2月，任弼時帶著這塊懷表回到延安。他參加了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參與中共中央的決策，從此成為毛澤東的得力助手之一。1947年3月，由於國民黨對延安發動重點進攻，中共中央決定主動撤離延安。任弼時隨毛澤東、周恩來一起踏上了轉戰陜北的征程。1948年4月，任弼時到達西柏坡，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隨著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他在西柏坡期間夜以繼日地工作著。身體本就不好的任弼時病情加重了。醫生勸他多臥床休息，他卻說：“我們中華民族多少年，多少代，受著封建主義的束縛和帝國主義的奴役，現在全國勝利就在眼前，我們要迅速奪取全國勝利，建立一個新中國，有多少事情急需辦啊，我能躺得住嗎？！”他帶病參加工作，將個人健康置之度外，繼續為黨的事業勤勤懇懇地工作著。
1949年3月23日，任弼時隨中共中央離開西柏坡前往北平，這塊懷表也被帶到北平繼續使用。4月12日，他抱病代表中共中央向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作政治報告。報告旗幟鮮明地為青年團工作指明了方向。作這樣一份長篇報告，對當時的任弼時來說是超負荷的，第一部分講完後，大傢明顯感覺到他已經體力不支，因此餘下的部分由中央青委榮高棠代為宣讀。但任弼時卻不肯離場休息，堅持坐在主席臺上直至會議結束。因病情加重，經中央決定，12月上旬，任弼時赴蘇治病，但他沒有放松下來，而是利用療養的時間有針對性地閱讀了大量文章，為恢復工作做好準備。1950年5月28日，他從蘇聯回國。這時朝鮮戰事不斷擴大，深知時間寶貴的任弼時更是分秒必爭地工作。10月24日，不顧醫囑工作了一天的任弼時，晚上向工作人員安排了即將召開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的有關事宜後，繼續伏案查看朝鮮戰場形勢圖，思慮朝鮮戰局，直至深夜。他的夫人陳琮英勸他快些休息，有事明天再忙，他卻說：“明天有明天的事啊！”忘我工作的任弼時沒有想到，自己生命的時鐘已經進入倒計時。25日晨7時，任弼時突發腦溢血，27日溘然辭世。任弼時在西柏坡曾說過：“我們都是共產黨員，肩負著革命的重任，能堅持走一百步，就不該走九十九步。”他切切實實做到了工作至生命的最後一刻。
1950年，陳琮英將任弼時生前隨身攜帶的這塊懷表送給其子任遠遠的保姆魏蘭春保存。1977年6月4日，西柏坡紀念館時任館長白占基到北京征集文物，魏蘭春將這塊懷表捐贈給紀念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