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須前往中國，那兒迫切需要我！”
這是1937年，隨著日軍對中國的全面侵略拉開序幕的“盧溝橋”事變之際，遠在北美大陸的加拿大共產黨員、醫學博士白求恩，在得知這一消息時，堅定而急切地表達了他的決心。
這位身在異國的國際友人，懷著對中國人民深厚的同情和對反法西斯戰爭的執著，積極籌組了一支國際醫療隊。他們跨越重洋，懷著一腔熱血和人道主義精神，奔赴了遙遠的東方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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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在中國抗戰的艱苦歲月裡，白求恩醫生遭受了嚴重的健康挑戰。1939年，他因敗血癥在中國辭世。臨終前，他給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之一的聶榮臻寫下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件。在信中，他將自己所有的遺產無私地分配給了那些需要幫助的同志們，並提出了一個私人的請求：他希望國際援華委員會能夠給予他曾經的妻子弗朗西斯一筆生活費。
白求恩與弗朗西斯的感情故事同樣扣人心弦。他們曾經兩度走到了婚姻的盡頭，每一次都是由白求恩本人提出的。即便如此，為何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心中所掛念的，卻是這位曾被自己拋棄過兩次的前妻呢？
一、
1890年3月4日，白求恩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個牧師傢庭中誕生，被賦予了全名亨利·諾爾曼·白求恩。他的童年並非平凡，深受外科醫生祖父的影響，他對醫學領域懷有濃厚的興趣和激情。
青年時期，白求恩考入了多倫多大學醫學院，獲得了醫學學士學位。1922年，他成為了英國皇傢外科醫學會的會員，並於次年在皇傢外科醫學院開始了他的臨床研究生生涯。此時的白求恩，年已三十三，未曾有過婚姻，完全投身於醫學事業。
恰在同一年，白求恩前往英國愛丁堡參加一場外科醫學會的考試。就在那裡，命運的巧合讓他遇到了弗朗西斯，這個將成為他一生摯愛的女子。
弗朗西斯，年僅22歲，出身富裕傢庭，卻與那時上流社會中高高在上的資本主義階級迥然不同。她心地善良，對社會底層的苦難有著深切的同情。當她遇到了熱衷於醫療事業、懷揣拯救生命夢想的白求恩時，她被他的崇高理想和非凡氣質深深吸引。在那個年代，作為富傢千金的弗朗西斯本不缺乏追求者，但在她眼中，那些所謂“門當戶對”的富傢子弟顯得過於膚淺。直到遇見白求恩，她才真正感受到了愛情的力量。
在那個充滿挑戰的年代，白求恩和弗朗西斯的愛情與事業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段不平凡的故事。
他們在1925年結為夫妻，共同在美國底特律開設了一傢診所，白求恩負責日常經營。對於白求恩來說，醫療不僅僅是職業，它更是一種救死扶傷、奉獻社會的崇高理念。
不同於妻子弗朗西斯的優雅與安逸，白求恩更傾向於關懷那些貧苦大眾。診所裡，大多數患者都是經濟拮據的窮人，白求恩總是毫不猶豫地伸出援手，不計報酬地為他們提供醫療服務。這種無私的奉獻精神，雖然贏得了人們的尊敬，卻也讓診所的經營陷入困境。
由於長時間勞累和過度的工作壓力，白求恩的健康開始每況愈下，不幸患上了當時被視為絕癥的肺結核。面對這樣的困境，他不願拖累愛妻弗朗西斯，於是以拒絕治療為由，堅決要求與她離婚。弗朗西斯雖心痛不已，但最終還是遵從了他的決定，帶著無盡的悲痛離開了他。
然而，命運似乎並未放棄這位偉大的醫生。獨自一人的白求恩不甘心就此放棄，他開始鉆研醫學，創新出了“人工氣胸療法”，竟然奇跡般地治愈了自己的肺結核。這一成就讓他在醫學界聲名大噪，甚至被著名的醫學博士愛德華·阿奇博爾德親自聘請為助手。
在愛德華的指導下，白求恩不僅改進了十二種醫療器械，還發表了多篇具有深遠影響的學術論文，使他在加拿大醫學界嶄露頭角。他的成就不僅為他個人贏得了榮譽，也為醫學界帶來了革新。
然而，事業的成功並不能填補他心中的空缺。打敗了病魔的白求恩，內心深處始終感到對弗朗西斯的愧疚。於是在1929年，他主動聯系了曾被自己傷害的弗朗西斯。時間雖然流逝，但兩人間的愛情並未隨風而逝。在加拿大蒙特利爾市，他們再次重歸於好，完成了復婚。
但是，好景不長，白求恩的醫療事業與傢庭生活再次出現了矛盾。白求恩的心始終被醫療事業和救助窮人的理想占據，他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常常無暇顧及傢庭。而弗朗西斯雖然理解他的崇高理想，卻也渴望得到更多的陪伴和關懷。她認為傢庭的和諧同樣重要，但在白求恩看來，救治病人和實現醫學夢想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隨著時間的流逝，夫妻兩人之間的理念差異逐漸顯現，矛盾日益加深。白求恩深知自己對妻子的虧欠，但他無法放棄內心深處的事業和理想。在經歷了四年的復婚生活後，他們再次走到了離婚的十字路口。白求恩心痛不已，但為了他的醫療事業和理想，他選擇了再次離開弗朗西斯。這一次，他們的愛情故事畫上了一個悲傷的句號。
二、到中國去
經歷了與妻子的兩次離婚後，白求恩的生活陷入了一段頹廢期。他是一位在醫學界擁有卓越地位的外科醫生，經濟上並不拮據，但他的生活卻充滿了迷茫和挫敗感。那段日子裡，他常常在酒吧中沉溺，醉酒成為了他逃避現實的手段。
記得有一次，白求恩醉醺醺地走在街頭，遇到了一位衣衫襤褸的流浪漢。他沒有猶豫，便脫下自己的大衣，溫暖地披在了對方身上。他身上的錢也經常被慷慨地分給那些乞討的人們。這種行為雖顯得慈悲，卻也透露出他對於現實的無奈和逃避。
在那個時期，白求恩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懷疑。他不禁反思，自己盡管救治了無數患者，但似乎並沒有真正改變這個充滿疾病和貧窮的世界。面對這樣的現實，他感到深深的挫敗和無力。“我究竟為了什麼而努力？”他在酒精的麻痹下自問。這種頹廢的生活狀態，以及與妻子的兩度離婚，使得他在加拿大社會的聲譽受到了嚴重的影響。那些所謂的上層社會人士嘲笑他的理想，認為他不過是一個失職的丈夫，一個無用的夢想傢。
然而，命運總是在不經意間為人開辟新的道路。1935年，白求恩應邀前往莫斯科參加一個醫學會議，這一行程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在莫斯科，他接觸到了共產主義思想，這些思想與他內心深處渴望救助苦難人民的理想不謀而合。他特別對蘇聯的社會主義醫療制度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回到加拿大後，白求恩果斷地加入了加拿大共產黨，成為了一名共產黨員。但在資本主義的加拿大，共產黨員遭遇了諸多的排斥和困難。白求恩和他的同志們在加拿大受到了許多不公的對待，最終他選擇離開，前往了美國。
在美國的時期，西班牙內戰正酣，白求恩懷著對法西斯的反抗和對自由的渴望，決定前往西班牙支援。然而，由於政治背景的原因，他在西班牙的日子並不順遂。在那裡待了一年多之後，他被迫返回美國。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對中國發動了全面的侵略戰爭。“我必須去中國，那裡需要我！”當白求恩得知中國的情況時，他立刻做出了決定。他深知，在那片戰火紛飛的土地上，他的醫術和熱忱能夠發揮重要的作用。他的心再次被理想和使命所點燃，於是懷著一顆救世心，他踏上了前往中國的旅程。
三、前線
1937年的深冬，白求恩醫生在紐約忙碌地籌劃著他的中國之行。他向國傢援華委員會提交了申請，表達了強烈的願望：他想組建一支醫療隊，遠赴中國支援抗戰。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到了1938年初，一批必要的醫療藥品和器材終於準備就緒。白求恩帶領著他的醫療隊從溫哥華出發，經香港抵達了武漢。
在武漢，美國記者、國際共產主義戰士史沫特萊對白求恩進行了采訪，對他的到來表示熱烈的歡迎。同時，國際紅十字會也對他的到來表示了歡迎。很快，時任八路軍辦事處負責人的周恩來與白求恩會面，並希望他能在後方幫助完善醫療體系。然而，白求恩堅定地回答：“我作為一名軍醫，應當在前線。”他堅持要前往延安，親臨前線。
1938年3月，白求恩終於到達了延安。他在日記中對延安的第一印象寫道：“這裡充滿了活力和希望。”在延安，他感到了強烈的歸屬感。毛主席親自接見了白求恩，兩人進行了長時間的深入交談，彼此間似乎有著不少共鳴。盡管毛主席也希望白求恩留在相對安全的後方，但白求恩的回答依舊堅定：“我來這裡是為了救治傷員，而不是來享受照顧的。”
4月，白求恩抵達晉察冀軍區。在這裡，他發現當地的醫療條件極為艱苦：沒有正規的手術室、消毒室，很多醫療器械都是臨時自制的，遠不能滿足正常的醫療需求。面對這種情況，白求恩上報給了聶榮臻司令，希望能得到支持，改善這裡的醫療條件。盡管資源有限，聶榮臻盡力滿足了他的要求，但新建立的設施依然非常簡陋。
在八路軍頻繁的遊擊戰中，新建的手術室常常被迫拋棄，這讓白求恩開始思考如何適應八路軍的作戰風格，並設計出適合野戰條件的醫療設備。他發明了簡易輸血器和一套名為“盧溝橋”的便攜式手術器械運輸設備。在當時，輸血技術並不普及，而白求恩設計的簡易輸血器，隻需讓病人和輸血人員頭腳相反躺下，就能完成輸血過程，這在當時可謂是醫學上的一大創新。“盧溝橋”則是一種簡易的橋型木架，可以裝載藥品和器械，方便隨軍移動。
在槍林彈雨之中，白求恩憑借這些簡易的設備，堅持不懈地為戰士們實施手術，救治傷員。即使他的同志們再三勸說，希望他能夠稍作休息，他卻始終堅守在手術臺前，不肯離開。這種對醫療事業的執著和對生命的尊重，贏得了所有人的敬佩和心疼。白求恩的工作強度之高，令人感到敬佩，也令人心痛。在那段戰火紛飛的歲月裡，他的身影成為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為無數戰士帶來了生的希望。
四 私人要求
1938年7月，白求恩醫生抵達了冀西山地區，投身於當地的衛生機關工作。在這裡，他不僅致力於救治傷員，還一手籌辦了衛生醫療學校，培養了大批醫療骨幹，為八路軍的衛生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由於共產黨資源有限，不僅醫療物資匱乏，連基本的醫療教材都難以為繼。在這種困難條件下，白求恩依然無私奉獻，除了救治傷員，他利用業餘時間編寫了《十三部消毒法》、《外科換藥法》等教材，為前線醫療工作提供了寶貴的知識支持。
在救治傷員的過程中，白求恩發現，如果能在傷員受傷的初期就進行手術治療，治愈率將大幅提高。因此，從1938年11月起，他堅決前往山西雁北和冀中的前線，親自進行戰地救治。盡管這一決定遭到了同志們的反對，因為前線附近的醫療風險極高，但白求恩堅持自己的決定，他說：“等待傷員的時代已經過去，醫生應該在最需要的地方！”這種堅定的信念，讓他在戰地上顯得格外的堅強和勇敢。
從1938年11月至1939年2月的四個月時間裡，白求恩跟隨軍隊，行程超過750千米。在這段時間裡，他進行了超過三百次的手術，建立了13處手術室和包紮所，挽救了無數戰士的生命。對於白求恩來說，他最驕傲的事情就是“沒有浪費過一分一秒”，他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致力於救治傷員。
1939年冬，日軍對晉察冀軍區發起了大規模的掃蕩。在戰鬥激烈進行時，白求恩在距離戰場不遠的一個小廟裡堅持為傷員進行手術。當警衛戰士著急地催促他撤離時，白求恩毫不猶豫地回答：“戰士不會拋棄戰友，醫生更不能拋棄病人！”即便是在敵人的炮火下，他也堅持完成手術。期間，敵人的炮彈甚至擊中了手術室的大門，但白求恩毫不畏懼，專註於手術。在一次手術中，他為了更靈活地操作，摘下了手套，不幸的是，他的手指被骨刺刺傷，導致感染。
盡管如此，白求恩並沒有過多關註自己的傷口，而是在簡單處理後，繼續投入到前線的手術工作中。然而，傷口的感染逐漸惡化，最終轉變為了無法治愈的敗血癥。即便是在身體開始發熱的情況下，他依然堅持工作，直至暈倒在手術臺上。
白求恩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將走到盡頭，但他沒有任何抱怨或遺憾。他在日記中寫道，在中國度過的時光，是他生命中最為充實的日子，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意義。對於他的前妻弗朗西斯，白求恩心中充滿了愧疚，因為他為了追求理想，不得不與她離婚。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白求恩給聶榮臻司令寫下了一封信，信中囑托，他過世後的遺物可以留給其他同志使用。而他唯一的私人請求，是希望國際援華委員會能給他的前妻提供一筆生活費用。
1939年11月12日凌晨，白求恩在河北省唐縣黃石口村因敗血癥逝世，享年49歲。他的一生為窮人、病人和革命奮鬥，至死都未忘記對前妻的關懷。白求恩的偉大，不僅在於他對醫學的貢獻，更在於他那顆偉大的“大愛”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