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畫《八七會議》
在領導蘇區人民完成社會革命的同時，我們黨通過指導思想、組織力量和執政理念三個維度的超越，積極開展自我革命，形成了黨的自我革命的基因。
指導思想的超越
從“左”傾錯誤路線中解放出來
八七會議和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開辟使我們黨從大革命後期右傾錯誤路線中擺脫出來，“是黨在幼年時期的一次具有自我革命意義”的鬥爭。在蘇區的建設和發展過程中，我們黨又三次受到“左”傾錯誤的幹擾，其共同特征是要求中央和各地蘇區堅持“城市中心論”，幻想借助國民黨新軍閥混戰奪取中心城市，進而奪取全國政權。廣州起義和長沙戰役失敗後，中共中央逐漸認識到“城市中心論”的危害，開始逐步形成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戰略思想，真正把戰略重心放在農村。這是黨在指導思想上的一次自我革命。
“人民群眾銅墻鐵壁”論是我們黨繼“農村中心”論後在指導思想上的進一步自我革命。井岡山的地形地勢曾為革命發展提供良好的地理條件。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喪失後，我們黨認識到依靠地形地勢無法解決革命力量的發展問題，真正依靠的力量是人民群眾：“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麼？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
隨著蘇區反“圍剿”戰爭的緊張，蘇區內部出現了極左思想。有人把找愛人、上館子等正常需求也叫腐化，把開支一元一角錢等正常消費叫作貪污，隻看私人生活不看政治表現。張聞天指出，這是想把每一個蘇維埃機關工作人員以及每一個人民群眾都變成佈爾塞維克的極左思想，實際上是假革命，是給階級敵人做幫手。“對於這些同志黨應該首先說服他們，教育他們，使他們了解自己的錯誤。但堅持這種錯誤的分子，黨必須給以嚴厲的組織上的結論與蘇維埃法律的制裁。”對這種思潮的批判，本身就是黨自我革命的政治和思想表現。
延安時期，中共中央曾對蘇區時期“左”傾錯誤進行總結和批判。1940年12月4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江西時期的“左”傾錯誤導致紅軍數量和蘇區面積都損失慘重。遵義會議隻是批判了軍事上的錯誤，沒有說是路線上的錯誤，實際上是路線上的錯誤。黨在延安時期全面推進黨的自我革命，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和行動指南，實現指導思想的根本轉變，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組織力量的超越
從傢庭和宗族利益中解脫出來
中國革命早期有一大批革命先行者，他們有的出身於大小地主傢庭，有的出身於富農傢庭。他們在外出就學時，逐漸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回到傢鄉後積極投身革命鬥爭。其中有些人把自己傢的全部土地和財產拿來分配給農民，並宣佈從此不收租、不收息；有些人還燒毀自己傢的田地契約，把別人欠自己傢的債務一律廢除，甚至還拿出錢和糧食退還佃戶。出身地主、富農傢庭的革命知識分子，通過傢庭革命倡導農村社會革命，極大鼓舞長期處在地主階級及其族權重壓下的農民投身革命。這些革命先行者拋棄了傢庭和宗族帶給自己的精神枷鎖，立志為人民幸福和國傢富強獻身，成為中國革命的領導者和先鋒。
隨著蘇區的發展和擴大，越來越多的人加入革命隊伍中。但是，要想所有革命者完全擺脫傢庭和宗族的束縛、脫離地域關系也是不現實的，這難免會產生革命中的投機分子。例如，土地革命中有些革命投機者，利用自己在政府部門的職務和身份，暗中分了好田；有些革命投機分子包庇、縱容傢族或宗族成員保有自己的利益，以免遭受革命可能帶來的損失；有些革命投機者甚至利用宗族關系，裡應外合，破壞共產黨的政策和法規，嚴重威脅蘇區的安全和穩定。對於這些革命投機分子，基層黨組織不得不發起清黨運動，把這些革命投機主義者清除出去，以純潔黨的組織和黨員隊伍。
另外，黨還采取沒收族田政策，肅清封建和半封建的經濟基礎。族田的所有權名義上屬於全宗族人公有，但實際的管理權和收益權掌握在少數的族長手中。這些族長多是本族的地主和富農，他們借助宗族名義占有族田，導致族田所有權弱化，少數地主和富農成為主要受益者。族田的存在帶有很強的欺騙性，不易為農民所認識和理解。我們黨作為徹底的革命者，當然不會允許那些具有宗族觀念的革命者利用宗族關系來破壞土地革命。黨將族田“納入階級劃分的范疇，而且成為階級鬥爭的對象”，揭露了封建和半封建統治的隱秘性，為徹底肅清封建和宗法關系奠定基礎。
執政理念的超越
從個人利益中擺脫出來
蘇維埃政權是廣大工農大眾的政權，工農紅軍是廣大人民群眾的軍隊。他們之所以能夠稱為人民的政權和人民軍隊，關鍵是把人民群眾利益放在最高地位。例如，1928年國民黨軍隊進攻贛東北蘇區，由於雙方軍事力量懸殊，蘇區面積越來越小，隻好退守磨盤山。為了打破國民黨軍隊對贛東北蘇區的進攻，方志敏召開弋陽和橫峰兩縣幹部會議。針對敵強我弱的形勢，會上有人提出埋槍、解散、離開蘇區。方志敏堅決反對這種逃跑的辦法，人民群眾跟著共產黨一起革命，如果共產黨在困難時期選擇埋槍逃跑，群眾犧牲太大了。方志敏堅定地說，這不是我們共產黨員應有的態度，共產黨員應當與群眾共患難共生死。你們中有人不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就可以走。真正的共產黨員不能走，要和群眾一起堅決鬥爭下去。方志敏的這番言論反映共產黨員對待人民利益的根本態度——為了人民群眾的利益，可以置生死於度外。
蘇區時期，有些人剛參加革命和共產黨，難免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意義。有一次，一個剛入伍的青年戰士問胡耀邦同志，參加共產黨會有什麼好處。胡耀邦想了會兒後，鄭重其事地說，“讓我看，參加共產黨有九十九條都是‘壞處’。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後；要沖鋒在前，退卻在後”；“要說好處，我看隻有一條，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人民才會擁護你”。有些人參加革命和共產黨是為了獲得自身利益和好處，但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應該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革命理念和革命信仰。
黨的領導幹部還帶頭踐行艱苦樸素作風，彰顯“舍己為公”精神。方志敏在《清貧》一文中說：“我從事革命鬥爭，已經十餘年了。在這長期的奮鬥中，我一向是過著樸素的生活，從沒有奢侈過。經手的款項，總在數百萬元；但為革命而籌集的金錢，是一點一滴地用之於革命事業。這在國方的偉人們看來，頗似奇跡，或認為誇張；而矜持不茍，舍己為公，卻是每個共產黨員具備的美德。”毛澤東有晚上讀書工作的習慣。按照當時規定，他晚上可以用三根燈芯，但他始終隻用一根。周恩來、張聞天、劉少奇、陳雲、彭德懷等領導人，無不嚴於律己，從來不搞特殊化。蘇區普通幹部也是一樣，在蘇區最困難的時期，中央蘇區8萬多本地幹部自帶幹糧去辦公，不要公傢發放夥食費。即使在紅軍長征後，留在蘇區的幹部依然保持艱苦樸素、舍己為公的好傳統。典型代表是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劉啟耀，他與組織失去聯系後，本來可以把帶在身上的一包黃金據為己有，可是劉啟耀寧願自己生活潦倒，討米度日，也未曾動用這些財富，被後來人稱為“腰纏萬貫的討米人”。
來源：中國組織人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