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海
歷史文化傳統
自9世紀古代國傢形成以來，俄羅斯文化已逾千年。由於處在文明交匯之地，俄羅斯曾先後受到來自北方的瓦裡亞基人、南方的拜占庭、東方的遊牧民族和西方先進國傢的不同影響。
9世紀初，來自北歐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瓦裡亞基人來到東斯拉夫人生活的東歐平原，參與和影響了東斯拉夫人從蠻荒向文明轉變的過程。他們開辟的著名商道“從瓦裡亞基人到希臘人之路”，促進了一連串古代羅斯城市的建立和繁榮。9世紀中葉，瓦裡亞基人部落首領留裡克到諾夫哥羅德稱王。882年，留裡克的繼承者奧列格征服基輔，建立了以基輔為中心的國傢。
9—10世紀，在基輔羅斯的南面，隔著黑海，拜占庭帝國正處於興盛時期。基輔羅斯與拜占庭帝國之間的貿易和戰爭，使得基督教文明潛移默化滲入羅斯。988年羅斯接受基督教為國教，開始了羅斯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接受西方文明的時期。但拜占庭文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精神和藝術方面，而沒有涉及羅斯的政治結構和財產關系。直到13世紀初期被蒙古征服以前，基輔羅斯內部結構和制度的發展，基本上是以瓦裡亞基人的軍事組織體制與羅斯土著的“韋徹”制度的結合為基礎的。
13世紀初期，蒙古的征服使羅斯發展的方向發生了逆轉，開始了羅斯社會和文化的東方化時期。征服者不僅以東方習俗影響了羅斯的表層生活，還以自己的一套制度改變了羅斯的內部秩序。東方因素被植入了羅斯社會和文化之中。1328年起，莫斯科公國的王公被金帳汗封為弗拉基米爾大公，成為汗的代理人，為汗征收貢稅。他們繼續按照蒙古人的方式發展自己的政治、稅收和軍事組織。
14—16世紀，羅斯爭取獨立和統一的過程加強了它的東方化趨勢。為了生存而進行的鬥爭要求集中一切力量，以莫斯科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國傢逐漸形成。1480年，羅斯擺脫了金帳汗國的統治。然而，從外族統治下獲得解放並未改變羅斯社會政治和經濟的東方化進程。沙皇政權嚴密控制全部社會生活和文化生活，實行自我封閉的政策，從而使莫斯科公國與歐洲文明幾乎隔絕。
但是，16世紀的時候，一個對於俄國歷史來說意義重大的新因素初見端倪。為了奪取波羅的海出海口，為了成為歐洲大國，俄國不斷同其周圍的歐洲國傢發生沖突，由此產生的直接的軍事和經濟需要迫使它承認歐洲文化的優越並開始學習西方，力圖從那裡引進先進的科學知識和生產技術。
在17世紀初的“混亂時期”，俄國經濟衰敗，政局不穩，多次遭受西方鄰國的侵略，被動挨打，蒙受恥辱，這一慘痛的歷史經驗對羅曼諾夫王朝建立以後的政策產生了重大影響。俄國終於迎來了它的歷史上最重要的轉折。在17世紀下半期沙皇阿列克謝朝代，從西方引進先進科學知識和生產技術以及與西方貿易的規模迅速擴大，西方上流社會生活方式和社會政治思想也隨之進入俄羅斯。
趕超型現代化道路的矛盾性
18世紀初期，以彼得一世改革為標志，俄國走上了以趕超西方先進國傢為主要目標、以追求軍事強國地位為直接目標的現代化之路。這種趕超型現代化是由國傢政權主導並以強制手段直接推動的，因此，經濟和社會表層生活中的進步經常是以政治生活領域的停滯以及巨大的社會損失為代價的。彼得一世的改革使俄國的歐化達到了高潮，深刻地改變了俄國社會經濟、政治和生活方式，奠定了使俄國成為現代化國傢的基礎。但改革也包含著尖銳的矛盾。
首先是有限的西方化目標和普遍的東方化手段之間的矛盾。沙皇政權引進西方文化的基本目的不是為了改變俄國的現存社會及其制度，而是為了增強它的力量，鞏固它的基礎。彼得以東方式的手段來推行俄國西方化，“用野蠻制服了俄國的野蠻”。而這種做法，正是莫斯科公國時代形成的傳統。
其次是表面生活的西方化與內部結構的東方化之間的矛盾。由於改革，俄國的表面生活，尤其是貴族上流社會的生活迅速歐化，但俄國社會的深層結構並沒有因改革而歐化，相反加強了東方化的趨勢。使用東方式的手段必須依賴東方式的制度，君主專制制度和農奴制度繼續發展和強化。
再次是歐化進程造成的上層的西方化與下層的東方化之間的矛盾。作為歐化的受惠者，俄國貴族在其與國傢的關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改善。而作為歐化的犧牲品，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不僅在經濟上為歐化政策承受了沉重的負擔，而且在人身方面受到更殘酷的奴役。上下層之間的文化差距擴大，直到19世紀上半期，在一代平民知識分子形成之前，俄國的新文化實際上隻是貴族的文化，而90%以上的居民仍處於傳統文化的影響之下。
俄國歐化進程初期出現的這些矛盾，反映了俄國近代發展道路的基本特點和俄國社會從傳統向現代轉變的獨特模式，長久地影響著俄國社會及文化的發展。
但是，歐化有其自身的邏輯，與沙皇政權的初衷相悖，歐化的范圍不可避免地超越表層生活而進入到更深的領域。
18世紀末葉卡捷琳娜二世的開明專制和19世紀初亞歷山大一世的貴族自由主義改革表明，西方文化對俄國的滲透逐漸影響到了意識形態和內部結構的層面。而1861年亞歷山大二世實行的農民改革更是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俄國農奴制被廢除，農民獲得了人身解放，成為享有權利的公民；農民贖買份地在實際上結束了封建生產關系；地主土地所有制雖然被保留下來，但其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已具有一般資產階級私有制的特征。
農民改革使俄國舊有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動，等級關系出現松動，階級關系逐漸形成。社會結構的重組、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以及資產階級自由主義運動的活躍，迫使沙皇政權在上層建築領域繼續進行相應的改革和調整。19世紀六七十年代，沙皇政權在地方管理和自治、司法制度、國民教育、財政、軍事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陸續把資產階級國傢因素引入了俄國社會政治生活。有兩個例子可以說明改革所達到的程度和產生的影響：一是1878年民粹派女革命傢查蘇裡奇行刺彼得堡總督特列波夫並致其重傷，但有陪審團和律師的法庭宣判其無罪並當庭釋放；二是1881年初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被刺身亡前已經決定成立一個由地方自治代表組成的具有立法咨詢性質的全國性機構，這將是未來議會的雛形。
但政府實行的改革引起革命派別的激烈反對，而俄國政治制度對不同政見的壓制和排斥促使革命者采取極端的方式來證明自己的存在。這一時期的革命民粹派經歷了從宣傳派到暴動派、密謀派再到奉行革命恐怖主義的民意黨的激進化過程。一方面是俄國政府進行歷史上空前的結構性改革，另一方面是革命激進主義迅速發展以至最後刺殺了實行改革的亞歷山大二世，這種情況本身就說明了俄國發展道路的扭曲特性。在亞歷山大二世被刺後，沙皇政權的政治方針從“政府自由主義”轉向反動，拒絕實行改革，俄國政治生活陷於停滯。
社會發展的困境
但俄國資本主義經濟在快速發展。到19世紀90年代，俄國經濟中出現了“工業高漲”局面。這是自1861年改革以來俄國經濟發生質變、社會轉型加速的關鍵因素。隨著國傢經濟結構的變化，俄國的社會結構也因此而急劇變化。都市化過程的加快導致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長，人口的構成出現新趨勢，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發展以及知識分子人數顯著增加。傳統的等級制度受到嚴重破壞，開始形成更加重視人們的職業、財產和受教育程度而忽視其等級背景的觀念。要求廢除等級制度、實現平等自由和社會公正的呼聲日益強烈。
俄國社會的結構性矛盾更加尖銳，等級關系的殘餘與逐漸成長的階級關系同時並存，宗法制經濟與資本主義關系同時並存，貴族對權力的支配地位與要求立憲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運動並存。最核心的問題是經濟和社會方面的農民土地問題，以及政治領域貴族獨掌權力問題。19世紀末葉開始的嚴重社會和政治危機就是圍繞這兩個問題展開的。
相對於19世紀90年代的工業迅速發展而言，俄國仍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傢。盡管農奴制已被廢除，但俄國農村落後，農民生活貧困。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首先是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農民卻缺少土地。其次是19世紀末葉俄國進入了一個人口增長周期，在俄國中部地區，由於人口快速增長和缺少土地而形成了巨大的農業人口過剩，有一半的農村勞動人口屬於“多餘的人”。人口的增長放大了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嚴重性。再次是19世紀末頻繁不斷的自然災害，更進一步加劇了危機，造成了俄國農村的普遍饑餓。各種因素的疊加，使得俄國農民爭取面包和土地的鬥爭綿延不絕。“正是饑餓而不是理智開始影響他們的表現和行為。農民們開始鬧事，並演變為1904—1906年的農民革命”。
困擾俄國農業和農村的另一個問題是宗法制的村社仍是整個農業的基礎。村社限制農民的人身自由，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抑制農民的分化。
在政治領域，隨著資產階級在國傢經濟生活中的作用進一步加強，它同沙皇政權的矛盾也逐漸發展。工業高漲年代成長起來的新一代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成為追求政治變革的俄國自由主義運動新的力量來源。自由主義反對派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加強了對政權的壓力，發出了“準備向官僚專制制度公開挑戰的呼聲”。而沙皇政權不能適應由於俄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結構變動所提出的變革政治結構的要求，它對社會采取的高壓措施加快了自由主義的激進化。1899年，成立了俄國自由主義的第一個政治組織——“聚談”（Беседа）。
1903年11月，“地方自治和立憲主義者同盟”成立，其目標是促使沙皇實行立憲制。1904年“解放同盟”誕生，把自由主義與專制主義的沖突推向高潮。解放同盟的目標已經不僅僅是要求沙皇頒佈一個憲法，而是要推翻現存制度，實現普選權，由立憲會議來制定俄國的憲法。為達到目的，“解放同盟”實際上同革命派別結成了聯盟，主張實行土地的普遍國有化，支持農民反對地主的鬥爭，歡迎工人運動的興起，與除社會民主黨以外的各革命組織建立聯系，對社會革命黨的恐怖行動保持沉默乃至為之辯解。如此激進的綱領和策略，在俄國自由主義的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國解放運動中的革命派別也在發生深刻變化。勞動解放社的成立標志著俄國馬克思主義流派的形成，列寧主義的誕生宣示了馬克思主義俄國化進程的開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成立使社會主義工人運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革命民粹主義在經歷了19世紀最後近20年的低潮之後重新復活，革命者又拿起手槍和炸彈對付沙皇政權。一些民粹派組織聯合起來成立了社會革命黨，並提出了爭取土地社會化和民主共和國的目標。
世紀之交的俄國社會積累了太多的矛盾，出現了結構性的系統性危機，國傢面臨改革或革命的選擇。由於沙皇政權的調控能力減弱，俄國歷史上屢試不爽的政治傳統——由政府主動進行自由主義性質的改革以緩和矛盾、實現發展——已不再奏效。
日俄戰爭引發了第一次俄國革命，但革命的真正根源是農民要求解決土地分配不均和資產階級要求政治改革。第一次革命是俄國在資本主義道路上發展的結果，是資本主義文化與表現為農奴制殘餘的宗法制文化的激烈對抗形式。革命運動與自由主義運動在1905年的匯合，形成了對專制主義的強大沖擊，從而使革命具有波瀾壯闊的外貌，取得了重大的成果。然而革命力量也並未強大到足以徹底從根本上改造俄國的地步，因此最終的結局仍是沙皇政權在革命的壓力下進行改革，1905年10月17日宣言就是這種妥協的結果。沙皇政權作出重大讓步，君主專制不復存在，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得到承認。俄國朝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方向走出了關鍵一步。杜馬成為新的政治鬥爭舞臺。但是，導致第一次革命的兩個基本問題並未消除，農民土地問題和政治制度問題仍是俄國現代化過程中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失衡的結構仍是引起新的革命的長期歷史根源。
系統性危機加劇
第一次革命後，舊有的結構性問題繼續存在。雖然以10月17日宣言為依據的政治制度變革和土地改革代表了俄國通過和平革新方式解決問題實現發展的可能性，但斯托雷平體制的失敗以及隨後出現的新形勢，把系統性危機引向深入，成為導致1917年革命的中期因素。
大臣會議主席斯托雷平推行的改革，第一個目標就是解決農民土地問題。1905年的革命清楚地表明，不解決這個問題俄國就不會有安寧和發展。為了在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條件下解決農民缺地現象，沙皇政府1906年11月9日的法令允許農民把村社份地確認為私產並退出村社，以期加快農村的分化。“這項法律所遵循的是資本主義演進的路線……從科學的經濟學來講，這項法律無疑是進步的。”但是從政治角度來看，由貴族地主階級選擇的變革方式具有不公正的性質，這是一條以犧牲廣大農民群眾為代價的農業資本主義道路。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隨著村社這種宗法共同體開始瓦解，農民的分化加快，農民文化水平有了提高，農業產量、尤其是商品率也迅速提高。此外，村社被破壞意味著俄國傳統文化的基礎受到動搖和削弱，俄國農民生活條件和環境的變化使他們身上的宗法色彩日益淡薄，舊的信仰逐漸喪失，新的觀念開始形成。
但土地改革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無論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村社份地占有制都未能徹底消除。俄國農民及民粹主義政黨對改革的抵制和反抗，意味著農民土地問題仍將繼續困擾俄國社會，新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
斯托雷平的第二個目標是對地方管理和自治機關進行改革，其主要目的是使地方自治機關盡量消除或至少弱化階層和等級色彩，以及建立更加有效的中央集權化的管理結構。斯托雷平提出了建立各階層的地方自治機關和各階層的村社的方案，以期改變農民機構的封閉性和農民相對於其他社會階層的狹隘性。這一改革目標與俄國社會、經濟、文化的現代化進程是相適應的。但是由於貴族地主和宮廷集團的抵制，以及為討論這些方案而成立的地方經濟委員會的頑強反對，關於地方改革的方案未能得到實現。
在1911年有關西部省份地方自治改革法案引起的危機後，斯托雷平以強力手段推行自由主義改革的政策在政治上陷入困境：他的改革措施遭到保守派的越來越強烈的抵制，而他對革命運動的態度和獨斷專行的做法則激起了左派的敵視和自由派的反對。
斯托雷平於1911年9月被社會革命黨人刺殺。這一事件表明，資本主義成分與前資本主義成分的對立和沖突是很難緩和的。但斯托雷平改革還是對俄國社會經濟的穩定和增長產生了作用。“大約從1908年開始，俄國走出了革命危機，進入一個繁榮時期。”雖然俄國在經濟上依舊落後於歐洲大國，但農業改革掃除了國傢發展道路上的一大障礙，為經濟進步打開了新的前景。城市工人和職員的工資有了顯著增長，他們的社會影響力也明顯擴大，可以通過工會、合作社、保險公司等維護自己利益。在大城市裡面，廉價劇院、賭場越來越多，這是生活水平提高的結果。國民教育取得了顯著成績，作為一個重要指標，新兵的識字比例從1875年21%提高到1913年的73%。在精神和文化方面，這個時期被稱為“白銀時代”：思想的探索十分活躍，造型藝術、音樂、戲劇、繪畫、文學走上了新路，嘗試著新的形式。這些都成為那個時代的標志。
斯托雷平被刺身亡之後，政權的改革陷於停滯，政治形勢趨於緊張化，俄國進入了一個新的危機時期。
危機的第一個表現是“下層”的反抗不斷加強。除了農民對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抵制和反抗之外，最值得關註的是大城市和工商業中心工人對自己生活狀況的普遍不滿以及由此引起的罷工運動的高漲。這是被卷入現代化進程最深、經受其社會和心理後果最切的階層對社會進程作出的反應。1911年開始，俄國各大城市和工業中心工人罷工運動趨於活躍，成為戰前社會危機的最初征兆。1912年，勒納事件激起了普遍的罷工抗議浪潮，其中包含了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動機。雖然這一時期工人運動的規模和水平在總體上仍然有限，具有分散的、地方的和局部的性質，但其發展的趨勢是明顯的。
危機的第二個表現是自由主義反對派運動在組織上更趨成熟，在綱領和策略上更加激進。在國傢政治生活的層面，社會與政權的對立在發展。1909—1913年，俄國工業進入了新一輪高速增長時期，比19世紀90年代的那一次工業高速增長時期更加廣泛、更加平衡地覆蓋了重工業和輕工業，而且較少依賴國傢直接或間接的補助和控制。工業資產階級的力量明顯增長，他們已經不能忍受在現存制度下自己的角色和地位：資本主義經濟已是沙皇制度不可或缺的物質支柱，但政治權力卻基本上仍然由貴族獨掌。
在經濟上已經統治了俄國的資產階級越來越強烈地表達了改變政治結構的要求。在新一輪工業高漲過程中成長起來的“大多數受過高等教育的工商界第三代新人，已經作為成熟的、具有明確自我意識的資產階級出現在俄國歷史舞臺上”。1912年，成立了以莫斯科工商資產階級為核心的激進的自由主義政黨——進步黨，這標志著俄國資產階級政治願望的加強。
自由主義領袖不斷警告沙皇政權：如果拒絕改革，國傢就不得安寧，混亂將會加劇，政權將陷於孤立。自1913年末開始，各自由主義政黨結成聯盟，在“孤立政權”的口號下采取一致行動。在第四屆國傢杜馬中，立憲民主黨和進步黨的策略從“有節制的反對派”轉向“負責任的反對派”，在政治方面提出了更加實際的要求，包括改革選舉制度、建立對杜馬負責的責任內閣等。在知識階層中，對時局和對政權的不滿也在蔓延。第一次革命後形成的自由主義與沙皇政權相互妥協的局面完全破裂。
作為矛盾的另一方，沙皇政權的思維和行為加劇了戰前的政治危機。以尼古拉二世為最高代表的保守貴族竭力想把俄國拉回到1905年以前的老路上去，對社會和政治運動加強了高壓態勢。政府甚至不能容忍自由主義運動的溫和改革要求，在言論、出版、社會組織乃至國傢杜馬等各個方面削弱或剝奪自由主義的合法鬥爭手段。
這種極端愚蠢的政策把自由主義推向左邊。自由主義反對派中最激進的進步黨和立憲民主黨左翼開始嘗試同杜馬以外的極左力量聯合，認為同政府的鬥爭已經不能“和平地結束”。立憲民主黨左翼領袖涅克拉索夫甚至要求黨放棄議會鬥爭方式，把工作重點放到杜馬之外。十月黨領袖古契科夫斷言，“崩潰是不可避免的”。
總體而言，第一次革命後，沙皇政權被迫進行的改革使俄國政治結構有所調整，經濟發展比較迅速，俄國現代化進程顯著加快。但是，改革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舊有的結構性問題，相反，隨著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加快，矛盾和沖突還在加劇。一個因現代化進程引起尖銳矛盾的社會，比一個明顯停滯的社會更加有利於革命形勢的發展。這是直到1917年革命為止俄國局勢發展的基本特點。
戰爭醞釀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戰極大地影響了俄國社會。雖然在俄國宣戰後一度出現愛國主義熱情高漲的局面，暫時停止了政治危機的發展，但這一過程很快就恢復了。戰爭進一步激化了既有的矛盾，推動事態向革命方向發展。
戰爭對於俄國經濟產生了破壞性的影響，給俄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犧牲和苦難。1915年春天，就已暴露出原材料供應不足、燃料缺乏、熟練工人大量減少、引進機器設備數量驟減等問題。俄國工業既不能滿足前線的需要，也不能保證後方的供給。從1916年開始，經濟惡化的現象越來越嚴重，燃料和原材料供應不足達到了災難性的程度，工業企業經常不能完成軍事訂貨合同，鐵路運輸無力應付不斷增加的運輸量。戰時俄國農業舉步維艱，農村中有一半的男勞動力被征召入伍，馬和牛的數量因被征用和被屠宰而大幅減少，農業機器和農具的生產急劇下降，礦物肥料的供應在1916年隻能滿足需求的8%—9%。糧食播種面積減少，谷物和土豆總產量從戰前幾年的年平均70億普特連續下降至1917年的50億普特。1915年開始，不僅對城市居民和軍隊的供應發生困難，甚至在農村中都出現了糧食危機。工人名義工資的增長遠遠跟不上飛漲的物價，莫斯科地區工人平均工資1916年比1914年增加84%，而同期的物價要比1914年增加200%—300%，生活必需品的價格更是增加了4—5倍甚至更多。在毫無出路的處境下，戰時工人運動、農民運動、民族運動持續不斷，成為整個社會危機尖銳化的重要表現。
而在國傢政治生活層面上，被沙皇政權視為最大危險的自由主義反對派運動采取了越來越強硬的立場，不斷向政權施壓。在當時革命政黨受到沙皇政權鎮壓和限制的情況下，自由主義政黨及其控制下的社會組織成為俄國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力量。他們同沙皇政權的公開沖突成為上層危機的顯著表現之一，也是使舊制度在二月革命中迅速崩潰的重要因素。
俄國參戰後，主要自由主義政黨立憲民主黨決定有條件地支持政府，其領袖把戰爭視為實現自己政治目標的良機。米留可夫在1914年9月的立憲民主黨領導層會議上指出，“戰爭為俄國社會力量開辟了一個新紀元，使它得以重新參與國傢建設。現在，它不應消極地對待社會問題。”
利用戰爭組織力量、擴大影響是自由主義運動的重要策略原則。1914年7—8月間，立憲民主黨、十月黨、進步黨等自由主義政黨先後發起成立了全俄地方自治聯合會和全俄城市聯合會。這兩個組織具有合法地位，擔負向軍隊供應醫療器材、組織救護人員、建立野戰醫院和軍需倉庫、疏散傷病員等任務，後來還參與了對軍隊的糧食供應。到1916年末，在其所屬各類機構中工作的人員已達數十萬。1915年5月，在全俄工商代表大會上，進步黨人裡亞佈申斯基建議各地成立軍事工業委員會，以動員私人企業承擔國傢訂貨。在此基礎上，當年9月組成了有工商界、地方自治機關和城市杜馬、科技界以及工人的代表參加的中央軍事工業委員會。在自由主義政黨的策劃下，1915年夏秋，合作社聯合會、幫助戰爭受害者協會、全俄勞動委員會等各種社會組織紛紛成立。
這些社會組織的成立及其活動，並非如以往很多學術著作強調的那樣隻是為了支持戰爭。事實上自由主義運動的領袖從一開始就賦予這些組織以明確的政治任務，希望它們成為促進政治改革的工具。由於地方自治聯合會、城市聯合會、軍事工業委員會等組織廣泛參與了軍事後勤的組織工作，沙皇政權不能不考慮他們的意見並承認其地位。正因如此，一些右翼政論傢把這類社會組織視為自由主義運動用來逐漸掌握整個國傢機關的“特洛伊木馬”。
在自由主義活動傢的影響和引導下，各社會組織的活動很快從純粹的事務方面擴展到政治方面。1915年夏天，由於俄軍在加利奇的失利以及暴露出來的前線給養和彈藥災難性短缺的問題，各社會組織同國傢杜馬中的自由主義反對派互相呼應，向沙皇政權發難。地方自治聯合會和城市聯合會分別舉行代表大會，抨擊政府的無能，要求由這兩個組織完全掌握對軍隊的供應事務，呼籲成立有社會活動傢參加的新政府和召開杜馬會議。充滿反政府情緒的軍事工業委員會代表大會也提出了類似的政治要求。結果，尼古拉二世被迫改組政府，其中包括任命由立憲民主黨和十月黨提名的波利瓦諾夫為軍事大臣。
在戰時俄國政治中，各社會組織成為自由主義運動聯系各階層人士進行政治鬥爭的紐帶。一個從上到下、遍佈全國的社會組織網絡，為自由主義反對派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掌握政權奠定了基礎。
通過在社會組織中的共同工作，自由主義運動內部知識分子和工商資產階級這兩支主要力量間的聯系得到了加強，其主要表現之一便是立憲民主黨與進步黨的接近。進步黨很重視實業界與知識界的聯合，而立憲民主黨內也有許多人意識到，必須以西方類型的資產階級來取代舊式的知識分子。“工業界、城市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在國防方面的共同工作，有力地把我們‘第三等級’推上了俄國生活的前臺”，“俄國社會將此視為官僚制度之後合法地領導俄羅斯國傢的過程”。
自由主義運動中再次出現了加強同革命力量聯合的主張。1915年秋，擔任中央軍事工業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的古契科夫和科諾瓦洛夫與該委員會中的工人團及其領袖格沃茲傑夫和波格丹諾夫進行接觸並達成某些妥協，有關的活動為形成“革命護國主義者”聯盟奠定了基礎，而革命護國主義者在二月革命後在建立聯合政府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戰時俄國政治的轉折點是1915年8月成立了以自由主義政黨為主、聯合了杜馬多數代表的進步同盟。成立進步同盟最主要、最直接的目的，是聚集杜馬中的反對派力量，爭取改組政府、改變國傢治理方式。米留可夫曾公開表示，進步同盟的意義在於解決政權問題。
在9月初沙皇下令杜馬休會之後，進步同盟決定保持合法性，繼續組織力量，準備在杜馬復會時發起新的政治攻勢。立憲民主黨領導人在同法國大使談話時表示，同盟“決定不回答任何挑釁，而報之以忍耐和理智。到戰爭結束時，我們等著瞧”。
俄軍在戰場上的失利使反對派的情緒越來越激昂。1916年2月在國傢杜馬復會的開幕式上，杜馬主席羅將科當面向沙皇提出了建立責任內閣的問題。在得到否定的答復之後，進步同盟的領導人在杜馬之外積極活動，抨擊當局，推動社會各階層的反政府浪潮。科諾瓦洛夫在一些社會組織的會議上公開把現政府稱為“人民的敵人”，古契科夫譴責大臣會議主席施丘爾梅爾背叛國傢。涅克拉索夫、曼德裡施塔姆等立憲民主黨左翼領導人要求黨采取措施“同其他民主派政黨接近”，更廣泛地發動群眾，成立“全俄社會力量的指揮部”，組織同政權的鬥爭。
1916年秋，前線戰局惡化，經濟面臨崩潰，群眾性革命運動高漲。在11月1日杜馬年會開會時，杜馬主席羅將科接受了地方自治聯合會和城市聯合會要求成立與人民一致、能領導國傢取得勝利的政府的請願書。在宣讀了杜馬多數派聲明之後，米留可夫、舒爾金等發表了演說。米留可夫強烈譴責現政府背叛俄羅斯民族利益，宣稱“我們對這個政權能否引導我們走向勝利已失去信心，因為我們所作的糾正它、改善它的所有嘗試都沒有成功”，“在我們和這個政權之間，鴻溝正在擴大並變得不可逾越。除了爭取現政府垮臺之外，我們今天沒有任何別的任務”，“為了數百萬犧牲的生命，為了流淌成河的鮮血，為了我們對於把我們派到這裡來的人民所承擔的責任，我們將鬥爭到底，直到政府負起責任為止”。
米留可夫的演說在杜馬會議上引起了強烈的震撼，演說的文本以打字稿、秘密印刷的單行本和口頭方式迅速傳播。警察機關的報告指出：“立憲民主黨最近獲得了出人意料的政治影響，其領袖成了真正的時勢英雄。”進步同盟領導人的言論促進了反政府情緒在全國范圍內的發展，後來被很多人認為是發出了革命的信號。不久，沙皇被迫解除了施丘爾梅爾的職務。
1916年末，局勢的危急甚至促使許多皇親國戚、貴族高官都明確表示希望沙皇向社會作出更大的讓步，在建立信任內閣的基礎上與杜馬達成妥協。在沙皇拒絕采取這一步驟後，保皇派集團刺殺了權傾朝野的沙皇佞臣拉斯普京。進步聯盟首腦也曾參與此事，試圖借此迫使沙皇讓步並防止革命發生。在對尼古拉二世失望之餘，一部分自由主義活動傢開始與軍方接觸，積極準備發動政變。到1917年初，政變“陰謀”已在社會上廣泛流傳，而一些反對派頭面人物也有意渲染宮廷政變正在醞釀之中。
革命運動、自由主義運動及部分統治集團上層人士要求改變政治方針的活動結合在一起，使沙皇政權陷入了全面危機，為1917年二月革命的爆發準備了條件。
1917年革命的發生是俄國現代化道路矛盾性的結果，是資本主義文化與封建宗法制文化沖突與對抗的極端表現。在沙皇政權不能繼續以主動的改革來緩和矛盾的情況下，革命便成為開辟發展道路的方式。俄國近代以來失衡的結構、斯托雷平體制後形成的局勢、第一次世界大戰影響下矛盾的激化和事態的發展，這些因素的結合醞釀了1917年革命的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