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法律淵源的角度審視宋代法制，更能深刻地理解兩宋之所以能創造出引理入律、融情於法、寓教於刑的司法藝術，並醞釀出以“和合”理念為核心的審判智慧，並非偶然得之，而是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歷史必然。
宋代法律淵源的三個層次
“天理”為法上之法，是宋法的精神根源。兩宋崇尚文治，為法律儒傢化創造了更為優越的環境。以程氏兄弟為代表的宋儒，在批判性地吸收釋道兩傢思想的基礎上發展出了——“理學”，後經朱熹的完善而成型。他認為，“理”是一切的根本，“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而為天，地得而為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為性。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正因為如此，法亦源自於“理”。
但此處所謂的法，並非現世所頒佈的法律，而是高於一切的自然規律和儒傢綱常名教的基本準則。現世之法，隻有不違背這種“理”，才可稱為正確的法律。定罪論刑，亦“盡是天命、天討，聖人未嘗加一毫私意於期間，隻是奉行天法而已。”據此，有學者便認為理學是中國古代“自然法”的代表。
“國法”為法中之法，包括國傢頒佈的各種成文法令。宋代法律形式中以“敕”最為典型，專指皇帝針對具體事件所發佈的詔令，以靈活應對新的社會矛盾，彌補律的封閉性和滯後性，由此形成了“敕”“律”並存的法律體系。而在具體適用上則是“敕”優於“律”，“凡律所不載者，一斷於敕”。
南宋時又出現了新的法律形式——“事類”，即以公事性質或適用范圍為標準，將敕、令、格、式中所包含的法律規范進行匯編，以解決“用法之際，官不暇偏閱”的實際問題，如寧宗時所編《慶元條法事類》。
“人情”為法外之法，即人之常情，是一種以血緣倫理為基礎，從人之本性出發而形成的公認道德觀念和價值期待。《禮記·禮運》中講：“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具體至法律中，則表現為各種形式的習慣法，包括鄉規民約、傢法族規、道德禮儀等，往往與天理相結合，而稱之為“情理”。但在位階上又低於天理，內涵上亦區別於天理。
人情更側重於人與人之間具體且日常的交往習慣，可以理解為天理在個人層面的具體化和在司法層面的規則化，因而成為宋代法律的又一重要淵源。戰國時期法傢創始人慎子說：“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乎人間，合乎人心而已。”人情之理，正是兩宋以仁義治國的具體體現，既修復了國法的僵硬性和嚴酷性，又避免了其對社會價值體系可能造成的傷害。
糾紛處理適用規則：上下有序，和諧統一
天理、國法、人情構成了廣義上“法”的三個層次，三者協調統一互為補充，國法須上順天理，下顧人情。無天理之國法為惡法，無人情之國法則為酷刑。然而，國與傢畢竟是不同的利益群體，國法所反映的是個體所承擔的國傢和社會義務，主要體現統治階級的意志，故“輕重有法，不可以己私而拂公理，亦不可骫（意為“曲”）法以徇人情。”
而人情反映的是個體基於血緣倫理建立的親情義務，表現為尊尊親親、長幼有序。故理、法、情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仍然面臨著類似於“忠孝兩難”的困局。對此，宋代士大夫主張“祖宗立法，參之情、理，無不曲盡。倘拂乎情，違乎理，不可以為法於後世矣。”進而形成了理、法、情上下有序且內在統一的適用規則。
綱常優於成文法適用
“三綱五常”是儒傢思想的核心，早在漢代就已形成，後經理學上升為天理，並編入宋法強制推行。因此，宋代理學傢便極力推崇義理決獄，使儒傢經義優於成文法適用。朱熹講：“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之義以權之。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疏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雖直不行，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
以復仇為例。復仇者按律應同“謀故鬥殺”，但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亦合孝悌之義，故《宋刑統》規定：“如有復祖父母、父母之仇者，請令今後具案，奏取敕裁。”即對復仇者可網開一面，給予一定程度的寬宥。《宋史》載：“元豐元年，青州民王贇父為人毆死，贇幼，未能復仇。幾冠，刺仇，斷支首祭父墓，自首，論當斬。帝以殺仇祭父，又自歸罪，其情可矜，詔貸死，刺配鄰州。”這一法律思想，在前朝亦有不同程度的體現，如東漢章帝時期，有人殺死侮辱自己父親的仇人。章帝親判此案，依《白虎通義》的精神免除了復仇者的罪行。
情法並重，以和為貴
宋人私有觀念較強，民事爭訟案件頻發。而民事糾紛不過戶婚田土錢債，所爭之人也大多是親戚、朋友、鄰居關系。過於激烈或頻繁的爭訟無疑有損於和親睦族的儒傢傳統，甚至影響社會安定。因此，宋代司法官在處理民事糾紛時，雖然分辨是非曲直，卻不輕判輸贏或論罪。為避免今後再生詞訟，多采取折中的辦法，以財產懲罰和補償代替刑罰，做到情與法的內在統一與和諧，既修復了國法的僵硬性和嚴酷性，又避免了其對社會價值體系可能造成的傷害，亦體現了刑法的謙抑性。如《名公書判清明集》中的判詞：“法意、人情，實同一體。徇人情而違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權衡二者之間，使上不違於法意，下不拂於人情，則同行而無弊矣。”
以《名公書判清明集》所載兄侵凌其弟案為例。對於兄（丁瑠）盜弟（丁增）財（牛兩頭、禾三百餘貼）的行為，本應按盜罪重罰。但南宋著名詩人劉克莊認為：“人不幸處兄弟之變，或挾長相凌，或逞強相向，產業分析之不均，財物侵奪之無義，固是不得其平。然而人倫之愛，不可磨滅”，故“官司不當以法廢恩”，因而判決丁瑠歸還丁增牛兩頭、禾兩貼。很顯然，此判決對有罪的丁瑠是重罪輕判，而對於丁增的損失，則視為其顧全兄弟之情應付出的代價。這種訴諸良知善心的糾紛化解思路，無不滲透著司法官個人對司法藝術的強烈向往和自覺追求。
“和合”理念的成功實踐：調解息訟之術
瞿同祖先生講：“禁絕爭端原是一切社會維持秩序的最低限度，也是一切行為規范所同具的目的。” 人與人之間和睦相處、安寧無爭是歷代統治者追求的理想社會狀態，而無訟不過是這種“和合”理念在司法上的具體反映。為了能夠接近心目中的和諧社會，宋人將中國傳統“和合”文化運用到了極致。在這個社會中，並不是沒有糾紛，也不是所有的糾紛都得到了合法的解決，而是努力將糾紛化解在萌芽之中，這便是調解息訴之術。
“訟清獄空”是宋代考察官吏政績的重要標準之一，並設有優厚的賞賜和激勵措施。因此，基層官員都十分重視調解的作用，既能減少鄰裡糾紛，緩解社會矛盾，又能實現訟清。這一制度性措施，亦成為基層司法官善用調解的重要動力。
南宋時期，調解之風更為盛行，從《名公書判清明集》可以看出，調解主要適用於普通的民事糾紛和一些輕微的刑事案件，並堅持雙方自願的原則。調解成功後也會“各給事由”，即發給雙方文書，結尾往往會有“如或不悛，定當重置”（即若不遵守，定當追責）等警告性詞句，表現出調解的強制性。
在調解主體上，不僅有官方調解，也有民間調解，後者由鄉鄰親友中德高望重之人主持。在調解的方式上，則主要從“義”和“利”的關系角度勸人息訟，將“明理”放在首要位置，“辨法”倒是其次，以實現無訟宣教。正如《名公書判清明集》中吳革所言：“當職兩年於茲，凡骨肉親戚之訟，每以道理訓喻，雖小夫賤隸，莫不悔誤，各還其天。”吳嚴復亦感慨：“為政者先風化，刑殺雲乎哉！”
由此可見，盡管宋儒通過“理”將“三綱五常”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在具體司法實踐中，卻並未完全脫離法律而走向純粹的道德世界。他們根據實際情況，或依法而斷，或變通適用，或者依情而斷，甚至以情曲法，力求判決合理合法合情，充分彰顯了司法藝術“和合”之美。亦如著名學者張晉藩所言：“法合人情則興，法逆人情則竭。情入於法，使法與倫理結合，易於被人接受；法順人情，沖淡了法的僵硬與冷酷的外表，更易於推行。法與情兩全，使親情義務與法律義務統一，是良吏追求的目標。”這一點，尤值得當今法官學習，在判詞中，應充分釋法明理，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發揮判決的教育和引導意義。在調解中更應註重情、理、法的衡平，確實解開雙方當事人心結，有效化解矛盾，真正實現案結事了。
□ 秦 瀟
作者單位：江蘇省南京市江寧區人民法院
來源：智慧普法平臺（中國普法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