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元濟的一生可謂歷經了太多波瀾與坎坷，在整個中國近代史上，他也是少有的數次跨時代的大人物，作為一名傑出的文化名人，他曾先後與光緒皇帝、 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毛主席5位中國第一號人物促膝長談，放在歷史上都是少有的。
當年，毛主席還出其不意地問到了關於慈禧太後的問題，張元濟的回答更是令人感嘆。
晚清走來的張元濟
1884年，青年張元濟踏上了自己的科舉之路，在那會，他似乎沒有更好的選擇。
科舉的「長征」在張元濟身上走過8年，他才終於得以金榜題名，從翰林院庶吉士一路升任至刑部主事，可此時的大清飄搖欲墜，張元濟身為命官也有頗多感觸。
當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來臨後，張元濟也始終是變法運動中的穩健派，並與康有為一起得到了光緒皇帝的召見。
在這場發生於1898年的召見中，張元濟提出了有關鐵路等諸多方面的問題，而破格的接見讓他對光緒皇帝產生了極大的好感，可由於光緒並不是晚清的實際掌門人，他也對前途深有擔憂。
有着極高情商的他似乎能預料到一些事情，於是還勸說康有為不要刺激頑固派，不過被一腔熱血的康有為給拒絕了。
果不其然，當操之過急的變法遭遇保守派的激烈反彈後，慈禧太後一聲令下，血腥的手段便瞬間鎮壓了維新運動。
這件事對於張元濟是有很大影響的，原本仕途明朗的他也過早結束了京官生涯，那時的他卻並沒有放棄救亡圖存的理想，李鴻章看中了他的能力，將他安排到南洋公學擔任書院主事。
《外交報》的創立，也是張元濟人生的一大步，他還在夏瑞芳的邀請下加入了商務印書館，徹底走上了商務之路。
晚清的滅亡是張元濟意料之中的事，只是他似乎還沒有想到一切會來得如此之快，隨着辛亥革命的爆發，他是以商務角度與前朝告別的，一個嶄新的時代來臨，一切又是未知數。
接下來的十來年，他與陳布雷、鄭振鐸等人共同翻譯、出版了世界各國的自然與科學優秀著作、工具書等，也正是在他的努力下，商務再度發展與壯大，從一家原本簡陋的印刷廠發展成國內最大的大型出版社。
一路走來，張元濟最難能可貴的品質便是與時俱進，他從來沒有被任何一種思想束縛。
明明作為晚清遺老，他卻在1916年接待了前來考察的孫中山、胡漢民等人，雙方的交談一直持續了很久，可當孫中山托人將自己的《孫文學說》交給他出版後，張元濟卻拒絕了。
他認為商務是一家大型的民間出版社，而孫中山則是一個政治人物，在權衡利弊後，張元濟則退回了孫中山的手稿，因此，當時孫中山的一些「頭號粉絲」還曾認為張元濟是「保皇黨」。
站在歷史的角度，張元濟創造了中國近現代出版史上的奇跡，可他也對歷史的變化深有感觸。
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發生，日寇炸毀了商務總廠以及東方圖書館等，後來，商務印書館也因日本浪人的闖入變成一片狼藉。
張元濟的人生這麼多年，這似乎是他最為痛苦的一次，他還說：「工廠、機器設備都可以重修，可我這辛苦這些年搜集到的書籍卻毀於炮火，從地球上消失了。」
南京國民政府消極抗日，也讓張元濟無比憤慨，他9月在廬山見到了蔣介石，雙方交流的主題便是調查此事。
蔣介石也同意了，於是後來上海淪陷後，商務的總管理處也遷往重慶，此時的年事已高的張元濟就留在了租界，面對日偽漢奸的威逼利誘，張元濟也始終拒絕與他們合作。
即便有了這麼多的成就，可他的生活依舊拮據；面對全國各地的炮火，他依舊和友人四處奔波搶救，並創立了圖書館。
沒想到，由於日寇在太平洋戰爭後進入了租界，張元濟就一直待在上海的寓所里，度過了一生中最為難熬的日子。
長期的混亂局面使得商務走向了破產的邊緣，而年邁的張元濟再次挑起了商務的大梁，時值解放戰爭爆發，張元濟再度表現出對於內戰的不滿，他曾在一份致辭中這樣說：「我們要保全我們的國家，要和平；我們要為國家研究種種學術，更要和平！」
所有人都明白張元濟的心中所想，因此在1945年5月上海解放後，他也毅然決定留在了大陸。
那段日子，對於很多人來說，一切還沒有「塵埃落定」，蔣介石仗着美國人的幫助幻想反攻，他也多次強烈邀請張元濟去台灣島，這些，都被張元濟嚴詞拒絕了。
他的本心，從很早之前便能看出。
於是，陳毅市長還曾親自拜訪，張元濟也從陳毅的身上看到了共產黨難能可貴的品質。
多年來，張元濟一直將「扶助教育」與「昌明教育」作為自己的使命，在他看來，若是一個國家喪失了教育的權力，那麼學堂中走出的人才就不再為國家所有，一個國家若是想要興旺，那麼必然將從學生入手。
在近代教育事業中，張元濟的名字也始終無法被繞開。
從編寫初小教科書入手，張元濟為我國的教育事業提供了完整的教材體系，是那個時代下開啟民智、發展教育最為有效的措施，在他的努力之下，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一系列教科書占據了全國市場的半壁江山。
因此，不少學者都將他譽為「中國近現代出版文化第一人」。
新中國成立的新政協會議可謂群星薈萃，這樣的盛會自然離不開張元濟的參與，那一年，他已經82歲。
與毛主席的相遇
1949年9月初，張元濟便趕到北京，他將在這里參加全國政協第一次全體會議。
由於張老年事已高，他的兒子張樹年則陪同他一起前往，張元濟來到北京後，看到這里的種種變化，心中也是感慨萬千，過去那些做清政府京官的日子也再度浮現眼前。
他住在東交民巷的六國飯店，在這里，他感慨地對兒子說：「宣統三年我參加了一場全國會議，就在這個地方休息了好些天，距離那一天已經是38年過去了，房間的布局依舊如此，只是時代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一日傍晚，周總理親自來訪，並轉達了毛主席對他的問候。
9月11日，張元濟以「商務印書館董事長」的名義宴請了沈雁冰、郭沫若、黃炎培等一眾文化行業「大佬」，他們的交談同樣非常愉快，所有人都沉浸在新中國將被建設的喜悅氛圍當中。
在就《共同綱領》發表意見時，張元濟等一眾代表則共同稱贊綱領寫得很好，代表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以及心聲，而張元濟本人結合時代提出了三條建議，最終都得到了通過。
待到19日，陳毅再度找到了張元濟，告訴他了一條好消息：「毛主席邀請您一同游天壇。」
當張元濟從車上下來後，他老遠就看到毛主席在天壇祈年殿門外等候着，在毛主席身旁，還有劉伯承、粟裕、陳明仁等人。
他們共同參觀了祈年殿等多地，在休息時，毛主席特意將張元濟叫到身邊，問起了一些問題，尤其是早年參加戊戌變法的情形。
清朝的歷史早已成為過去，而一向對歷史十分感興趣的毛主席，自然有很多問題想要問問這個見證者。
他問道：「慈禧太後你見過嗎？她是否會擺架子？」
很多革命者都沒有見過慈禧太後，而那個女人又深刻影響到了中國近代史，在一群人中，或許只有張元濟曾經距離慈禧太後最近。
張元濟似乎也沒想到毛主席會拋出這樣一個問題，於是他如實回答道：「我見不到太後，她每次傳話回來的時候，我都只能隔着門簾聽她的回話，能直接見到她的人不多，中間負責傳話的人多了去了了。」
這句話說完，大家都被慈禧太後過去這種「交流方式」逗得哈哈大笑。
在談到「慈禧太後是否擺架子」這個問題時，張元濟還回憶起了這樣一件事：「大臣們在慈禧太後面前大多都是跪着，我是半跪着，還曾被趕出宮去。」
這其實也代表着張元濟過去對清王朝的一種不滿，就算張元濟在維新運動中比較穩健，可他本質上還是代表着維新派的觀點，慈禧太後作為清國的最高掌門人，她本人卻是個徹頭徹尾的保守派，明顯對於進步派有着敵意。
張元濟也很認真地觀察着天壇，毛主席又問：「過去是否來過這里？」
張元濟也笑了，他說：「這是皇帝敬天的地方，我那麼小的一個官，怎麼能來這里呢？」
毛主席聽聞也對笑，並說：「先生此前是參加過戊戌變法的，你們幾個讀書人，關起門來變法是註定要失敗的，問題就是在於不發動群眾。」
經歷了這麼多的歷史，張元濟也深知過去的局限性，他也說：「那時我們想得確實太簡單了，以為只要光緒皇帝點點頭這件事就算成功了。」
似乎，在聊起這些事後，毛主席的思緒也回到了過去，他感慨道：「你們戊戌變法也流了很多血，有6個人被殺害了，給我們留下了可以借鑒的經驗。」
待到雙方交流的話題回歸到商務印書館後，毛主席還說：「我從你們商務出的《科學大全》一書中獲得了不少新知識。」
當天壇之行結束後，張元濟也在兒子的攙扶下回到了住處。
夜晚，這位老人在床上輾轉反側。
他是一個屬於封建朝代的舊官員，這是無論如何也無法被改變的狀況，可在這一天，他竟然被邀請前來參加全國政協會議，還受到了毛主席的盛情款待，並且雙方的談話沒有一絲隔閡，這是放在過去無論如何也不敢想象的。
他將兒子叫到身邊，說道：「我今天非常激動，過去，我也見過光緒、孫中山、袁世凱；光緒想要把國家治理好，可他太懦弱了；袁世凱是個陰險毒辣的人，他不可能實現這些；孫中山也有偉大的理想和願望，可還是受限；蔣介石就更不用說了，他是一個大流氓；今天見到了毛主席，我覺得他是一個有學問、有膽識的人，前幾天還見了周總理，他同樣體貼入微。」
10月1日，張元濟也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參加開國大典，站在那裡，他的心情也是格外激動。
下午3點，他看着毛主席走向前去按響了電鈕，在那一瞬間，鮮艷的五星紅旗升上天空，張老熱淚盈眶。
當一列列整齊的部隊通過天安門城樓時，張元濟更是激動不已，這一天，他的情緒更加激動。
他還對自己的兒子說：「中國再也不是東亞病夫了，我們也真正的站起來了。」
而10天過後，毛主席則再度邀請張元濟前來共進晚餐，在這場飯局上，兩人的談話又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多個領域。
返回上海後，張元濟得到了「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的人事任命，不過由於張元濟操勞過度患上腦血栓，從此半身癱瘓行動不便。
即便總是臥在床上，他也始終關注着國家大事，當他聽聞西藏和平解放後，更是按捺不住心中喜悅四度給毛主席寫了信。
1957年春夏之交，張元濟似乎也意識到身體一日不如一日了，他寫了一封信給蔣介石，希望他能早日回歸祖國。
此後，張元濟老先生就住進了上海華東醫院，周總理來到上海後還特意去醫院探望了老先生，那時張老先生說話已經十分困難了，他還是用低微的聲音說：「毛主席好。」
參考資料
海納百川的毛澤東 李春發 《黨史博採(上)》
張元濟的傳奇人生 劉岩 《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