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督商辦的結構下，華洋間的買辦
在官僚體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現代商業模式的運作迥異於古代世界，伴隨着上海開埠與第一輪全球化時代的降臨，上海的街頭中出現了買辦商人的形象，他們的生活方式迥異於古代中國城市中的商賈。如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歷史系傑出講座教授歷史學家葉文心（Wen-hsin，Yeh）在《上海繁華：經濟倫理與現代城市》中所描述的：
無論在生活中還是在商場上，買辦商人與傳統商人或地方鄉紳都有很大的不同。有些時候他們「身穿藍綢長袍，剃過的頭上戴着黑色瓜皮帽」；另一些時候，他們則穿上西式大禮服，同樣從容自如。他們建起了英式宅邸，並放滿了威尼斯進口的家具；同時，他們的房間里也擺放着景德鎮的瓷器，放眼望去，周圍都是他們精心設計的蘇式園林。他們中的大部分人說一種洋涇浜英語，句子的結構還是中文，卻夾雜着各種來自印度英語、葡萄牙語的單詞。他們禮佛，卻取了基督徒的名字。他們慶祝中國農歷的節日，卻按西歷排定工作和休閒時間。
」
在《上海繁華：經濟倫理與現代城市》中，葉文心志在理解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上半葉的上海社會文化史，本期推介的是書中「上海的新商人」、「商戰」兩節，作者以買辦商人和商戰觀念的興起為例，描述了現代商業對於社會階層與儒家觀念系統的重塑，以及舊制度如何將這一新階層整合入既有的權力關系中。作者認為，在官督商辦的結構下，華洋間的買辦在官僚體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上海繁華：經濟倫理與近代城市
作者：葉文心
譯者：王琴
ISBN： 978-7-300-31706-9
定價： 79.00
出版日期： 2023-06-07
《上海繁華》文摘
文｜葉文心
#上海的新商人#
１９世紀下半葉，中國沿海通商口岸出現了一種新的商業文化。為了溝通華洋，「買辦」商人應運而生。他們是兩種文化的中間人；他們以固定的薪水，擔任買辦、商業助理，或者從事內陸采購、船運交易，獨立進行貿易。無論出身寒微還是來自商人家庭，廣州、寧波、蘇州或其他地方的買辦們都在短時間內集聚了大量財富。早在１８５０年代，怡和洋行（ＪａｒｄｉｎｅＭａｔｈｅｓｏｎａｎｄＣｏ．）的上海買辦楊芳就積累起了幾百萬兩白銀的財富。在１８６０年代到１８７０年代，旗昌洋行（ＲｕｓｓｅｌａｎｄＣｏ．）的買辦陳竹坪也是如此。鄭觀應是學者也是買辦。在１８７３—１８８１年，他效力於太古集團（Ｂｕｔｅｒ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Ｓｗｉｒｅ），到了１８８０、１８９０年代，財力雄厚的他投資白銀４０萬兩，支持中國新型企業。類似的例子還有唐廷樞，他於１８７３—１８８１年在怡和洋行任買辦，後來在開平煤礦投資白銀３０萬兩。徐潤，１８６１—１８６８年在上海擔任寶順洋行（Ｄｅｎｔ）的買辦，幾年間總共向各類官辦近代企業投資約１２７．５萬兩白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上海的花園別墅十分寬大奢華，以至於訪客都有迷路的危險。整個別墅被成群的僕人打掃得一塵不染，桌面和地板像玻璃一樣。
有人曾做過大致統計，１８４２—１８９４年，中國幾萬名買辦的個人資產總和約有５．３億兩白銀。雖然，這些財富還比不上那些上千萬的鄉紳精英群體———後者的年收入大概有６．４５億兩白銀，主要來自土地和商業的收益；但是買辦開拓了一種新的財富來源，他們溝通中外，在華洋之間「榨取」利潤。正是這種新的角色使少數人在短時間內獲得了大量財富。
無論在生活中還是在商場上，買辦商人與傳統商人或地方鄉紳都有很大的不同。有些時候他們「身穿藍綢長袍，剃過的頭上戴着黑色瓜皮帽」；另一些時候，他們則穿上西式大禮服，同樣從容自如。他們建起了英式宅邸，並放滿了威尼斯進口的家具；同時，他們的房間里也擺放着景德鎮的瓷器，放眼望去，周圍都是他們精心設計的蘇式園林。他們中的大部分人說一種洋涇浜英語，句子的結構還是中文，卻夾雜着各種來自印度英語、葡萄牙語的單詞。他們禮佛，卻取了基督徒的名字。他們慶祝中國農歷的節日，卻按西歷排定工作和休閒時間。買辦們加入基督教青年會（ＹＭＣＡ），甚至會以自己的名義舉辦賽馬大會，１８６５年春天在漢口就舉辦了「買辦杯」。但同時，他們也會買道台的官銜，披上官袍。這樣一來，在鄉紳和官吏面前，他們就不再是平民百姓了。不管是外表還是行為，買辦商人都吸收了中西的不同元素，塑造出一種前所未有的、混合了異國與傳統的特殊風格。
鄭觀應等買辦商人早年接受的是傳統儒家教育，另一些買辦則沒有這樣的經歷。無論買辦商人接受的是怎樣的教育，他們都服膺傳統儒商的道德准則：信用、誠實、可靠、正直，等等。洋人同樣認同這些價值，為洋人工作並沒有改變買辦們的商業道德。和他們的前輩相比，買辦商人並沒有失去什麼特質；他們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必須學習新的知識：這包括外語能力和對中國以外的世界的了解。
如果要說新舊商人間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外語能力了。尤其英文水平，往往是買辦商人能否成功完成任務的關鍵。鴉片戰爭之後的十年裡，上海很多家庭開始自費送孩子去上英文課，讓他們上外國傳教士的有關課程。
１８６５年，英國聖公會（Ｃｈｕｒｃｈ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Ｓｏｃｉｅｔｙ）在上海創立了英華書院，聘請香港聖保羅書院（Ｓｔ．Ｐａｕｌ'ｓＣｏｌｅｇｅ）前院長傅蘭雅（ＪｏｈｎＦｒｙｅｒ）擔任英華書院院長。書院得到了許多人的大力支持，其中有外國商人，如怡和洋行在上海的合夥人威廉·凱瑟克（ＷｉｌｉａｍＫｅｓｗｉｃｋ），也有買辦商人，如旗昌洋行的陳竹坪。英華書院非常認真地教學生英文，很多商人家庭看重這一點，就把子弟送到這里來；到了１９世紀末，不少英華書院的畢業生已經成了非常成功的買辦。英漢辭典和字典也開始出現了。唐廷樞（１８３２—１８９２）１０歲就進入了香港的馬禮遜教會學堂（Ｒｏｂｅｒｔ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Ｓｃｈｏｏｌ），這是東亞最早的教會學校之一。１８６２年出版的《英語集全》就是唐廷樞編寫的。因為英語「講得就像英國人」，唐廷樞年僅２０歲就開始在港英殖民政府擔任翻譯；這之後又在上海海關擔任秘書和高級翻譯。離開海關後，唐廷樞加入怡和洋行，在漢口、上海、福州和香港之間代理洋行的生意。１８６３年，他出任怡和洋行在上海的總買辦。在怡和洋行的不同部門，他要處理各種煩瑣的事務；針對其中的常見問題，他編寫了６卷本的《英語集全》。這本書包括不同經貿領域的中英詞匯———比如五金、通商稅則、各色煙、絲貨、茶價、斤兩、尺寸、數目、官訟、人事、服飾、舟楫、用人、看銀、管倉、馬車。這本書還基於雇傭、出店、管倉、看銀等場景，給出了常用的對話。這些「句語」對英漢兩種語言大加簡化；這里沒有復雜的禮節、層層的深意，只有最直接的問題：「有幾多？」、「幾時？」、「支銀？」、「乜野價（即什麼價）？」、「落得簿？」，等等。一些說法並不自然，另一些則咄咄逼人。除了用粵語書寫中文對話，書中還基於漢字的粵語發音註明了英文的讀音。換而言之，這本書是為一個特定的群體編寫的，這個群體的人說廣東話，和外國人做生意、打交道。進入２０世紀，這樣的工具書就很多了。
新的中國商人開始注重「商學」（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及其實用價值。亞東商學社匯聚了一群２０多歲的青年人，他們來自香港的各個商行，其中有會計、簿記員、倉庫管理員、行政助理等。他們自己從事貿易，並開始將積累的經驗整理成系統的知識。去外地出差，與不同的人談話，讀各種報紙，熟練掌握外語，這是他們工作的日常，也體現在他們寫下的、出版的文字中。他們在１９０７年聯合出版了一份報紙《商務考察報》，當時３０多個華人商行支持他們的創舉，其中包括十幾家金山莊，這是專門和美國加州做貿易的公司。這份報紙的宗旨是研究、探討與商業有關的一切：金融、貿易、船運、保險、商業地理、市場環境、商業規則、關稅、貿易合約，甚至本地歷史和時事。其他的關注內容還包括：合夥人、協定、政府登記、償債、代理、中介、礦業、製造業、鐵路運營、殖民政府，還提到了東南亞的殖民開墾。他們利用照片和圖畫彼此交流在東南亞沿海貿易中所使用的各種不同貨幣。在當時的商人看來，這份報紙描述的是海上貿易錯綜復雜的世界，這里有各種細節，小至貨幣、語言、飲食，大至法律規定和地方當局的權力。
這些新式商人，還有他們的新的融合中西的文化，是否贏得了當時人的接受甚至尊重呢？這很難說。可以確定的是，沿海貿易以及他們積累的財富備受關注。１９世紀後半葉，盡管戰爭不斷，各個通商口岸的貿易卻持續發展。這些經濟活動，漸漸和國家間的縱橫捭闔一樣，已經不再是商人間的私事。
#商戰#
在一些學者看來，晚清總督曾國藩最早使用了「商戰」一詞。當他思考１９世紀末的世界形勢時，他將之與公元前３世紀的戰國時代相比較。歷史上，秦國的商鞅提出「耕戰」策略，用農業的盈餘來充實國庫，從而實現富國強兵的目標；他的政策最終使秦始皇擁有了一支強大的軍隊，並完成統一大業。根據曾國藩的分析，鴉片戰爭之後的數十年間，從歐洲引進中國的是一種新的戰爭模式：商場如戰場；商業最終決定了國家間的強弱與成敗。
１９世紀中葉，一些學者就已經為英國的富強所震撼；他們開始思考工商業對國家興亡的意義，以及國家可以怎樣支持、推動工商業的發展。１８７８年御史李璠在奏摺中這樣分析：
泰西各國，謂商務之盛衰關乎國運，故君民同心，利之所在，全力赴之。……古之侵人國也，必費財而後闢土，彼之侵人國也，既闢土而又生財……故大學士曾國藩謂：「商鞅以耕戰，泰西以商戰。」誠為確論！
」
最終，這些學者主張國家的利益和商人的利益是一致的，或更確切地說，在沿海的對外貿易中，國家和商人應該並肩作戰。國家要強大，就要保護那些新式商人，並協助他們與外國商人競爭。但在實際操作中，「保商」有着更深刻的含義；它早已超越官僚與商人間的合作，而關乎國家在促進近代經濟發展中所應扮演的角色。在晚清政治中，國家與商人間的關系變得更加緊密，也更加復雜。
值得注意的是，李璠上奏摺的１８７８年，正是國家資助商業的重要發展時期。李璠指出：在太平天國運動後不久號召的「自強運動」中，各省官員都發起了一些計劃，建造兵工廠和船塢，希望能使中國軍事朝工業現代化發展。但是，朝廷的保守派對此質疑不斷，他們認為國家的力量源於道德人心而非奇技淫巧。
保守的官員抨擊福州船政局，認為它耗費空前，徒勞無益，堅持要將其徹底關閉。１８７２年，直隸（現在的河北和河南）總督李鴻章上奏回應，提出了著名的發展軍事工業的主張；其中，李鴻章建議：船廠應擴大規模，建造商船，這些商船就可以從事商貿，為國效力———輪船招商局應運而生。在籌備輪船招商局的過程中，總督李鴻章提出「官督商辦」的口號，汽輪公司由總督委派的官員直接管轄，再由通商口岸的商人經營。此外，為了吸引商人資本且保證公司獲利，李鴻章進一步提出該公司享有將南方貢米運往天津的特權。在這一方案中，李鴻章還認為，這樣一來，中國船隻就可以在物流、客運等領域和外國船隻競爭，以便從外國公司手裡「挽回」屬於中國的「利權」。「俾外洋損一分之利，即中國益一分之利。」換而言之，朝廷已經意識到，華洋間的較量不僅在戰場上，同時也體現在財富獲取的競爭中。自強運動中，中國官方開始嘗試資助商業企業。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官、商合作，發展新的工商業。
李鴻章的奏摺促成了輪船招商局的成立，也奠定了「官督商辦」模式的樣板；很快，采礦、電報、鐵路、機器紡織、棉紡和銀行等領域相繼以這一模式發展起來。李鴻章和其他地方官員強調，凡此種種措施，都是為了國家的利益，朝廷也做出了一定的讓步，對相關企業減免了有關稅額。甚至，朝廷還將國庫的部分資金借給這些企業，希望由此獲得利潤；這樣一來，政府就可以用這些資金來置辦軍隊需要的補給、武器。
在自強運動的大背景下，官員們主張朝廷資助工商業的發展，即「保商」。這樣一來，經商盈利就不僅是商人們的目標，也是國家的根本大計。晚清的企業就像是封疆大吏的羽翼，長遠來看，它們對朝廷的權力有着潛在的威脅。沿海省份的地方大員———李鴻章、張之洞和後來的袁世凱———最早認識到了西式工商業的重要性。他們知道，通商口岸的買辦們已經積累了大量財富；這些資本可以匯入官督商辦的企業，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的發展。對於這些官員來說，「商」這個概念已經有了新的含義。它不僅是維持一個企業，而且還包含了企業成長和發展的戰略目標。
隨着越來越多的帝國官員開始資助大型近代企業，官僚與新式商人間的互動模式也有了新的變化。雖然能以真才實學考中功名的買辦商人可謂鳳毛麟角，但商界精英可以通過捐納獲得出身，甚至還可以花錢購買自己想要的官銜。唐廷樞、徐潤、鄭觀應，還有輪船招商局中的主要商業經理人都是來自廣東的平民，通過在外國公司擔任中國買辦而發家致富。這些人全都買了官職，官拜「道台」。在「官督商辦」的框架下，這些人不僅以個人財富投資私人企業，更基於西式公司的管理經驗為朝廷出力。最終，因為他們效力於官方扶持的企業，他們也在官本位的文化與社會中為自己贏得了相當的地位。
官督商辦的企業還催生了一批新的官員；他們管理新的企業，並因為產業的發展而掌握了相當的權力。盛宣懷（１８４４—１９１６）只是秀才出身，１８７０年初入仕途擔任專員，在李鴻章幕下，負責督察淮軍的物資供應。１８７０年代起，精明能乾的盛宣懷作為朝廷官員，實際管理輪船招商局。輪船招商局很快取得巨大成功，盛宣懷也領導了一系列官督商辦的企業，涵蓋電報、鐵路、煤礦等不同領域。盛宣懷駕馭着這些企業，因此成了李鴻章系統的重要支柱。反過來，也恰恰是因為其強大的政治後台，他才能長期管理這些企業———換而言之，這些企業實際盈利與否，並不會對他的地位有根本性影響。要之，在１９世紀末，盛宣懷成為中國官僚資本家中的翹楚，這不是因為他作為資本家的敏銳，而是倚靠其官場的人脈。（關於盛宣懷，可點擊：新書∣《洋務與賑務：盛宣懷的晚清四十年》：中國近代教育與實業的先驅者——盛宣懷，小編注。）
在近代官辦企業中，商人和官員聯手成了經理人與投資者；雖然他們走得很近，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之間沒有分歧或矛盾。在輪船招商局，盛宣懷的主要對手是大富豪徐潤。徐潤是個把子孫送到牛津大學以及美國的大學讀書的人；他有很多支持者，大都是生於廣東的買辦之家，其中不少人還在香港學過英語。盛宣懷與他有很大不同。盛的父親舉人出身，致仕之後就致力於為儒家士大夫編寫一本治國綱要。來自中國北方的股東大都站在盛宣懷這邊。盛、徐兩人爭斗多年，都想把對方趕出輪船招商局，直到盛宣懷的後台李鴻章去世，這一爭斗才停息。
買辦商人和儒家官僚，本來就有很多差異。在官督商辦的企業中，最突出的現象不是商人股東和官派管理者間有利益沖突，而是新財富和舊權威竟然以一定的方式融合在一起。這些企業是真正意義上的官商混合的產物，頂着官銜的商人與朝廷上下的官員打交道。官銜本身就是一種權威，官銜更是執行公司業務的根本。商人可以和官員平起平坐了，或至少差不多如此，這樣一來很多生意才能做起來；畢竟，商人需要與官員打交道，無論是貢米生意、海關關稅、內地稅收，還是承運官方物資或人員，相對平等的關系讓這些方便了許多。在官督商辦的過程中，商人同時開始變得「更像官僚」———關注地位，注重禮節。於是，官僚體系下的禮儀規范與日常潛規則就這樣模鑄了一種半官方的新興的工商業文化。
商人對官場的影響也同樣明顯。在其政治生涯中，盛宣懷積累起了大量個人財富，其中包括幾十家當鋪和上海的多處房產，總價值為２億～４億兩白銀。他住在公共租界的靜安寺路，在那裡他以空前的排場，招待數以百計的客人。他的對頭徐潤住在同一條街。
盛宣懷與徐潤兩人來自不同的地方，有着全然不同的背景，也走上了不同的職業道路。然而，輪船招商局成立不過３０年後，他們的生涯有了如下交集：為官的把自己說成一個民間的商人，而買辦者商人卻是一位候補的官員。在官督商辦的結構下，華洋間的買辦在官僚體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同時，朝廷也在出台新的政策，不僅要吸收買辦的財力，也要利用他們對中國以外的世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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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
葉文心（Wen-hsin，Yeh），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歷史系傑出講座教授。曾任該校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東亞研究所所長、校長辦公室國際事務資深顧問，以及美國歷史學會會刊編輯委員會委員、德國洪堡基金會傑出教授等職。著有《民國時期大學校園文化（1919—1937）》《外省行人》《民國知識人：歷程與圖譜》等。近日主持「近代中國的海域與海疆」課題研究，開發空間概念的史學應用。
/ 內容簡介/
上海的繁華輝煌，一開始是個「海上奇觀」。這座充滿傳奇的城市，在鴉片戰爭後的百餘年不僅由一個長江下游的縣城，一躍而成東亞數一數二的國際性通商巨埠，更以「洋」、「商」與「女性」共同挑戰與改變中國傳統文化的秩序。西風中的資本主義，在上海長出最能代表中國早期資本主義發展的面貌，中國的現代性不能不談上海。
本書回顧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上半葉的上海社會文化史，透過細細考察上海的金融、出版和現代百貨業，作者生動描繪了中國第一批城市中產階層。在國家角色尚弱的20世紀初期，這個新富階層在從商與消費被視為愛國志業的觀念下，不僅取得在儒家社會的正當性，從而改變了上海，更成為近代中國政治與民族主義發展的主要力量。
新的往往也是舊的，作者認為，上海如今再度回到中國現代性的核心位置，卻有不少力氣花在挖掘過去的歷史記憶。因此要了解今日之上海，必須回到20世紀上半葉，那個張愛玲曾經生活過也貪嗔痴過的上海。
/ 目錄/
導論
第一章 走向唯物
明清中國的儒商
上海的新商人
商戰
商業官僚
市場的聲音
第二章 市井與廟堂
商學
商業學校
職業教育
新的詞匯
「什麼是商店？」
國民黨的「黨化」策略和法律空間
國家認證：湯一鄂的故事
協會與政府
走進經濟領域的國家
第三章 都市景觀與特權
遠觀上海
廣告與南京路
視覺產業
故事與營銷
推銷新事物
生產「國」貨
景觀中的權與勢
第四章 時間、空間與紀律
中國銀行的重建
培訓
生活
家長制
厭倦
新的行動策略
時鍾、宿舍和紀律
第五章 大家長與小家庭
讀者
《生活》周刊(1925—1933）
擁抱苦難
成功的秘訣
家庭
跨國婚姻：兩個故事
愛情和法律
政府
「職業青年」還是「進步青年」？
第六章 小市民的故事
一場悲劇
《讀書生活》
危難中國
困境
生存與斗爭
第七章 從大家長到資本家
戰時上海（1937—1945）
戰爭時期的上海輝煌
走向戰爭
回家之路
失業與窮困
求職者
進入永安
為永安工作
在宏大的建築中
銀行業的戰爭
街頭的生命
演繹社會公平
從大家長到資本家
從職員到共產黨員
結語 再現繁華
金融家
現實中的過去
歷史之用
革命與悲劇英雄
參考書目
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