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蘇聯，當我搭車赴法國時，一位美國朋友介紹我認識一位美國工業界大亨，他是到蘇聯觀光的，和我同車。
車還在蘇聯境內時，他一直說「多美妙的國家，多美妙的國家」。迨我們到了波蘭境內，那位美國人說：「該死的，我真不該來，我們去喝杯咖啡吧。」
我在美國念書時，就獲悉許多有關德國的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間的時期，德國商人、學者、傳教士和外交人員在中國未受治外法權和租界的保護，因此，對中德之間的友誼很有助益。
而且，住在中國的幾位德國朋友他們優良的性格和態度，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我急於親自到德國看個究竟。
德國城市和鄉村既清潔又有秩序，這是我在任何地方都沒有見到過的，整個國家井井有條，車上和旅館的服務人員禮貌周到，服務熱心。
當我抵柏林時，官員們盛情歡迎，對我非常客氣。何以如此，我不知道。是把我當作一個受歡迎的人物嗎？是因為我在中國有影響力嗎？抑或是他們知道我和蔣委員長有些私人關系呢？
不管是什麼原因，他們的確使我停留在德國的三個月感到非常愉快。
1935年春的德國柏林街頭舊照 圖片來自網絡
1934年冬至1935年，我似乎在德國感到相當自由。我可以在任何報攤上買到倫敦、巴黎發行的書刊，只有「左」傾的《工人日報》和《人道報》二者例外。
我接觸了很多年輕的工人，雖然他們對希特勒有好感，但對我以開玩笑口吻的談話仍然很願意聽，他們也時常為他們自己種種放聲大笑。
在柏林，有一個中德文化協會。其中有一位秘書是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不知是誰把他介紹給我的，我在德期間由他擔任向導。
雖然，他表示忠於現在的德國領導人，但他也承認他們犯了很多錯誤，並且對將來也表示有隱憂。
我聽過一次有關中國的演講，演講人傅朗克是一位傑出的德國漢學家，若干年前，曾在漢口任兩湖總督張之洞的顧問。
傅朗克當時任柏林大學名譽教授，他演講的第一個重點是介紹秦統一中國以前400年間中國偉大的思想家。
他認為，中國當時的文化足可媲美希臘柏里克里斯時代。
第二個重點是向聽眾說明秦國統一及控制中國的措施，如焚書坑儒等等。
最後他說，中國在秦以後可以說成了文化沙漠。我的翻譯人員把這些重點小聲講給我聽，我感到他實在是臉皮厚到極點，強不知以為知。但是，柏林大學聽眾對他的演講卻很欣賞。
我曾應約到出版協會演講，朋友們警告我，如果我要用英語，一定會使希特勒治下的德國人感到不快。但我不能用德語。
如果用國語再譯成德語我認為太浪費時間，我決心用英語冒一下險。演講時，我一開始就說，如果我用德語演講，你們聽了可能認為我是說印度斯坦語；為了避免誤解，我還是用英語，室中聽眾的反應很好，順利解決了這個問題。
我演講的內容着重於中國的政經問題。最後，我想闡述一下中國未來在政經方面所遵循的途徑。簡言之，我認為，中國經濟應該採取混合制度，某些企業應該由政府經營，其他的開放民營。
政治方面，我告訴德國人說，中國可以，而且一定會再成為一個偉大國家，在國際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在悠久的中國歷史過程中，中國曾經做過許多種嘗試，包括建立大帝國。但是，中國詩人對於唐代的開疆闢土、豐功偉業並不歌頌，反而有許多慘痛的描述。
我們中國人對建立大帝國的確有豐富的經驗，但卻堅定認為建立帝國或是占領其他人的土地是人類的謬想。我的講詞後來被譯成德文並且印刷出來。據朋友們告訴我，傳布很廣。
戈林當時正推行他的四年經濟發展計劃，目標是戰時能自給自足，我的年輕向導在我觀光時，一直陪着我，他時常問我對四年計劃的看法如何，可是，我對這項計劃認識不夠，無法判斷，但我告訴他們，如果德國想要建立一條經濟長城，將是一種自殺行為，同行的的德國人有些也點頭稱是。
在德國，希特勒曾發起一個鼓勵生育的運動。有一天，我和八名德國相關人士在一起討論，討論中，曾談及控制生育問題。
我告訴他們，我認為中國絕對應該控制生育，至於德國控制生育與否，自然是德國人的事。但是，如果德國政府盡力鼓勵生育，則其為德國人民要求更大的生存空間就更沒有理由了。
接着，我又問在座的每個人有幾個孩子，他們每個人有三個。我自己已有四個。很明顯，他們和我一樣，都沒有徹底實行我的意見。
這時候，德國取悅於日本已經很久了。當我在柏林時，我在一家電影院看過一部名叫《今日日本》的電影片，那是一部由德國協助拍成的日本宣傳片。
在談到德國與中日關系的問題時，德國人的意見非常分歧，主張親中國的人是從經濟方面着眼，主張親日的人是着重於政治。
我對我的德國朋友們說：就德國說，中日友誼是不能同時並存的。少數和我接近的人表示悲觀，其他的人，乾脆避開這個問題不談。
當我在德時，前德國駐非總督及駐日大使蘇爾夫在《柏林人日報》上發表一篇文章，為日本占領我國東北作辯護。
於是，中國駐德公使向德國外交部提出抗議，旅居柏林的中國僑民也都表示抗議，而德國的中國朋友極感為難。最後，希望我寫一篇反駁的文章，編者答應在蘇爾夫文章同一版面刊登。
唯一的條件是，要我不能攻擊蘇博士本人，此一事件即在各言其是的情形下解決。
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約見我，我們談了二十分鍾，他的話像機關槍一樣掃過來，但談到文化，我認為他很幼稚。
我也見過魯森柏，他被譽為德國偉大的思想家。他談到他的著作《二十世紀的傳奇》這本書在柏林所有的書店中永久陳列着。我曾看過，但是，含意太深，文法太難，它給我的印象如此而已。
在我和德國一般國社黨分子接觸時，我發現很多善良而通情達理的人。當我見到地位較高的成員時，我又發現他們不近人情，非德國化。
1934年冬至1935年，我所遇見的德國人都恐懼戰爭，渴望和平，希特勒是最後如何將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轉變成一個戰爭狂的國家，我一直未能找出他所用的方法。
1930年代德國柏林大學舊照 圖片來自網絡
我記得，有一夜我在柏林大學一位教授家中，有一段時間，他離開客廳去接電話，我只好和他的太太談天。我偶然問她，是不是德國人認為又要打世界大戰了。
她說，她無法回答，同時反問我其他國家人如何想法。我告訴她：各國人民都渴望和平，但國與國間卻有嚴重的沖突。我認為，未來的一切是很難說的。
我說這些話本是不經心的，目的不過是使談話不要中斷而已，但她卻淚灑胸襟了。迨教授回來見她太太正在哭泣，令我很感尷尬。
那位好心腸主婦說，我對她說可能又要打世界大戰了。教授並未表示反對，僅僅安慰他的太太說不會打仗而已。
在德國，國社黨本身當時正忙於辦冬令救濟，他們正從事一項勸募寒衣運動。我到一處分發舊衣服中心去參觀。勸募到的舊衣服經過清洗、修補、熨燙，再按尺寸分類掛起來。
主事者先替請領人量好尺寸，然後拿一套給他試，申請人也可以用粉筆記下他所需要的衣服種類，然後領一張單子，等以後有了再去憑單領取。
我在德國為貧民辦的廉價餐廳中吃過一次飯，他們給我一道胡椒洋山芋燒肉（不是豬肉、牛肉，也不是羊肉），量非常多。
餐廳負責人是一個女的，她走到我的桌前，告訴我說，她從報紙上獲悉，有個獵隊回柏林，帶回很多獵到的野生動物，她請他們捐些野味給餐廳，他們答應了，於是，她就燒給顧客吃。
我認為，她實在是一位忠於職守的人。廳內整理得非常清潔而有秩序。
在菠茨坦附近，我看過一所供工人食宿的勞工營，其中工人都是從其他地方來的青年，在柏林挖掘水溝。
其中，一位青年對我說，他以前是銀行的書記，已經失業一段時間。自從到營中當工人，生活正常，吃得好，終日與其他青年為伍，努力工作，使他的生活又有了新希望。
我看到青年們的工具很優良，並有人擔任技術指導。他們還告訴我，柏林市政府早就計劃開那條水溝，但因沒有經費，所以一延再延。
我和勞工營的負責人坐下來談，問他水溝計劃的財務方面問題，很明顯，德國為了使勞工營保持舒適及效率實在所費不貲。
若干年後當我從政時，蔣委員長交給我一份呈文，上呈文的人也到過菠茨坦那座勞工營。
呈文中說，中國也應該仿照德國成立類似的勞工組織，容納那些穿長衫、失業的善良青年。
我請上呈文的人到我辦公室一談，我發現，他雖深受菠茨坦勞工營工作的影響，但他並未想到經費問題。
後來，還有人計劃實行一項志願體力勞動計劃，對象是部分穿長衫的人。但是，仍然沒有提出具體辦法。該計劃中，沒有提到技術指導，沒有適當經費，沒有合用的工具，結果是挫傷了工作人員、政府和社會的銳氣。
一九三四年間，德國大力推行「寓健康於快樂」運動。這是由國社黨領導分子策劃藉以保持士氣的一種運動。他們對此運動進行得極為徹底有效，一如作戰和做工。
政府和黨分發了廉價的戲票要人們去看戲，組織了許多遠足隊請人們去遠足，舉行運動會要大家來參加。此外，又對工作特別優異的工人酬以假日旅行，要他們到避暑勝地或公海旅行。
1930年代的德國青年 圖片來自網絡
一天，幾個工人帶我到一座啤酒廠，然後又去一座香煙廠，官員們在這批工人中要選出兩名去游亞述爾群島。
他告訴我，當選所需的條件很多，如服務期間的長短、家庭人口的多少、工作成績的優劣等等，最重要的是外表長得要像北歐人，因為，每個到國外去的工人，一定要能代表德國的種族。
在香煙廠，國社黨負責人選了一名女孩子，然後要我去選另一個。他們說，他們要看看我能否看出北歐人的特點。後來，他們對我選的人似乎還算滿意。
當然，「寓健康於快樂」運動是為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的一項聰明辦法。德國人，由於他們大多數心理天真，所以也不掩飾他們的真正動機，實際上，這是很好的。
在中國，父母、老師以及官方均認為所有的游樂都是無益的，因此，都戴上一層嚴肅的假面具。
當我在德國時，曾物色願意來中國任教的傑出學者，布爾塞維克革命後，部分俄國科學家流落到外國。許多國家，尤其是美國因此獲益不少。
在德國，希特勒也使許多知識分子，尤其是猶太籍知識分子的生活感到不舒服。倭鏗是國際著名的歷史學家，在我游德國時已被迫從柏林大學退休。
雖然外國學者認為他的著作太國家主義化，但希特勒政府卻認為太自由。在此情形下，我想我能為清華延攬到一批德國優秀學者。
結果，我失望了，因為我所要請的人，已經為英、美、加、法等國捷足先登搶先聘定了。
後來，我還是約到一位傑出的年輕猶太人，他曾在倫敦和巴黎任職於《柏林人日報》，他的雙親在文化界極負盛名。
這位年輕人後來到清華教德文。他的太太是亞利安族，因為嫁給他被認為搞混血統背叛種族。她欲想來中國非常困難。
我有幸能幫她的忙，我和中國駐柏林公使商量，他答應幫忙。後來，她終於如願以償拿到護照來到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