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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老知青，曾在陝北插隊落戶生活了八年多。在陝北插隊落戶期間，淳樸善良的鄉親們給了我們很多關愛和照顧，現在想起來還心生溫暖。特別是那位淳樸善良的大憨哥，他給我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他也成了我們北京知青心中放心不下的牽掛。
去年秋後，我們當年在陝北插隊落戶的五名知青重返第二故鄉看望鄉親們，當我們看到在村子裡掃大街的大憨哥時，大家都流淚了，當年到陝北插隊落戶的情景，就像放電影一樣，一幕一幕浮現在了我們眼前。
雖然時隔半個世紀，至今還清楚地記得，我們是1969年1月19日乘坐知青專列離開北京的。專列到達陝西境內的銅川車站後，我們在銅川住了一晚，第二天乘坐大卡車繼續北上，夜宿延安城。次日早晨在延安吃過早飯，我們乘坐卡車又繼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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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下午，我們達到了插隊落戶的目的地—延安地區的石窯子大隊，我們九名北京知青成了石窯子二隊的插隊知青。
那天上午我們在公社革委會大院吃過午飯，是石窯子二隊的馬隊長帶領六個後生在公社駐地幫我們挑回的行李。從公社駐地到石窯子大隊九里路，有一半路程是崎嶇的山路，挑着近百斤重的擔子走這麼遠的路程，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快到村口的時候，挑着兩個大木箱子的那個後生不小心跌倒了，兩個木箱子重重地摔在地上。馬隊長趕忙撂下肩上的擔子跑過去，翻動着兩個木箱子看了半天，直起腰來狠狠踢了那個後生一腳，沒好氣地說道：「你個哈慫，還能幹個甚，摔壞了人家北京娃娃的箱子，你賠得起嘛……」
那個後生沒還嘴也沒吱聲，小心翼翼地挑起兩個木箱子，慢慢往村子裡走去。看看他面無表情的樣子，再看看他擦破的額頭上滲出的血跡，我心裡突然難受起來，盡管我那個嶄新的木箱子磕壞了一個角，我一點怨恨他的意思也沒有。
來到隊部大院後，馬隊長告訴我們，隊里那兩孔破舊的窯洞就是我們的臨時住所，四名女生住那孔好一點的土窯，我們五名男生住那孔寬敞一點的窯洞。外面很冷，但窯里很暖和，土炕熱乎乎的，灶上的那口大鐵鍋里還冒着熱氣。日頭還有一竿子高，兩位婆姨和兩個女子已經開始為我們准備晚飯了。
吃過晚飯，馬隊長給我們介紹了一下石窯子大隊的情況，他說石窯子大隊是個窮山溝，鄉親們的生活都不富裕，口糧年年不夠吃，燒柴和吃水也很困難。但馬隊長一再表示，就算鄉親們再苦再難，也不會讓北京來的娃娃餓肚子。考慮到我們北京知青年齡都不大，馬隊長安排了一位婆姨教我們做飯，還說讓大憨幫我們挑水。
第二天我們剛起床，打開房門一看，窯門外站着兩個人，一個是來幫我們做飯的婆姨，另一個是頭一天幫我挑行李的那個後生，他挑來了一擔水。原來，幫我們挑水的這個後生就是馬隊長說的大憨。看着挺好的一個後生，馬隊長為什麼喊他大憨，我們弄不明白。
做飯的婆姨（大嫂）告訴我們，挑一趟水要走三里路，得去前隊（一隊）溝口的那眼水井去挑水，水井很深不說，路還不好走。馬隊長讓大憨一天給我們挑兩擔水，隊里一天給他記二分工。大嫂還告訴我們說，她幫我們做飯，隊里也給她記工分，每天四分工。四分工雖然不多，可也有人眼紅，因為當時是冬季農閒，社員們都在家閒着沒事干，想掙一分工也掙不到。
經過幾天的接觸了解，我們發現大憨一點都不憨，就是有點木訥，不善言辭。因為他比我們大兩歲，我們都叫他大憨哥。
又過了幾天，我們說一天兩擔水不夠用，除了做飯，還要洗洗涮涮，還要刷牙洗臉。大憨哥二話不說，每天就給我們多挑一擔水，隊里也不給他增加工分。
春節過後，馬隊長就對我們說：「眼看就要春耕農忙了，大憨不能總為你們挑水，他也要出山勞動，你們要學着自己挑水哩。」
打那天起，我就跟着大憨哥去學習挑水。跟着大憨哥挑了一趟水，我再也不浪費水了，因為挑一趟來回要四十分鍾，耽誤時間不說，確實很辛苦，壓的肩膀生疼，還要出一身汗。
一次我問大憨哥：「大憨哥，你為什麼叫大憨，這個名字也不好聽呀。」「哦（我）大（父親）給哦（我）起的名字，我有甚辦法嘛。」
春耕春播生產開始以後，隊里就不讓大憨給我們知青挑水了，隊里也不給他記工分了。可每天收工後，大憨哥都會摸着黑給我們挑一擔水。有時看我們去場院挑秫秸（燒柴），他也會幫我們挑到隊部來。我們說謝謝的時候，大憨哥只是笑一笑，轉身就走，從不喝我們一口水。
第一年麥收的時候，我們拔麥子很慢，大憨哥拔完他的，就來幫我們拔麥子，還幫我們把拔下的麥子捆紮好，讓我們挑着麥子下山了，他才捆紮好自己拔的麥子，挑着擔子快步下山，回頭再返回來替我們挑擔子。每次他都是替我們男知青幹活，從不幫女生。我們問他為啥不幫女知青，他總是用手撓着頭皮傻笑，從不言語。
1971年冬季，我們回北京探親過春節，大憨哥看我們背着大包小包去公社汽車站坐車，他就跑回家拿來扁擔，把我們的幾個大提包用繩子綁好，一直給我們挑到公社汽車站，還幫我們裝到客車上。
那年從北京探親回來，我們給大憨哥帶來了煙卷，帶來了北京糕點，大憨哥很高興，他沖我們笑了笑，拿着糕點和煙卷就跑回了家。
我們去隊長家串門的時候，看到大憨哥剛從馬隊長家的院子裡出來，原來他把我們給他買的煙卷給馬隊長送來了幾盒，還有一把糖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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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73年，大憨哥都二十三歲了，他還沒找到對象，前隊的媒婆劉大媽給大憨哥介紹了一個帶娃的寡婦，大憨哥的父母都同意，可大憨哥不同意，他說那個寡婦好吃懶做，還跟男人撂跤（摔跤）。劉大媽當即就指着大憨哥說：「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還挑肥揀瘦，人家都不一定看上你。」
從那以後，再也沒人給大憨哥介紹對象，到了1977年秋天，二十七歲大憨哥還打着光棍。之前我們也給大憨哥張羅過對象，可人家女子都說大憨哥人挺好，就是話太少，憨呼呼的，就連村里那個身高不到一米四的馬秋玲，她都看不上大憨哥。
村裡的鄉親們不看好大憨哥，我們知青對他的評價卻很高，隊里分口糧的時候，他把自己家的口糧挑回家，再幫年老體弱的老鄉把口糧挑回家。他家院子裡有兩棵老棗樹，每年打棗的時候，他都會喊我們去他家吃棗。
中秋節那天，我們知青點的趙永新偷了老鄉家的一隻雞，正好大憨哥來我們知青點串門，趙永新就謊稱在集市上買的雞，讓他幫我們殺雞。大憨哥剛把那隻雞殺死，丟雞的老鄉突然找上門來，要我們賠他家的雞。
大憨哥看那位老鄉要去找大隊書記告狀，就拉着那個老鄉不讓他去。那個老鄉就問大憨哥：「大憨，我家的雞是你偷的還是他們北京學生偷的？」大憨哥不回話也不讓那個老鄉走。那個老鄉急眼了，掙脫大憨哥的手就去了他家，硬是逮走大憨哥家的一隻下蛋的老母雞。大憨哥落下了一個偷雞賊的壞名聲，還搭上了一隻老母雞。為此，我們都覺得挺對不起大憨哥。
恢復高考的第一年，我考上了天津紡織學院。離開石窯子大隊那天，也是大憨哥挑着我的行李把我送到的公社汽車站。在去公社的路上，我問大憨哥：「大憨哥，咱們認識這麼多年了，我光知道你家姓劉，還不知道你的大名呢。」「我叫劉玉秋，可沒有人喊我的大名，三歲的娃娃都喊我大憨。」大憨哥苦笑着說。
到了公社汽車站，看大憨哥也沒有一件像樣的衣服，我就把我身上穿着的海軍藍棉大衣脫下來，想送給大憨哥，大憨哥說啥也不要。等汽車開動以後，我把那件沒捨得穿過幾次的海軍藍棉大衣從車窗里扔給了大憨哥，大憨哥抱着棉大衣在車後追了好遠，實在追不上了，他才停下了腳步。
回到北京後不久，還沒離開石窯子大隊的趙永新給我寫信說大憨哥有對象了，就是那個馬秋玲。趙永新還說，多虧了我那件棉大衣，要不然馬秋玲也看不上大憨。得到這個消息，我心裡很欣慰。
後來因為學習忙，我也就沒和陝北聯系過。再後來參加了工作，結婚成了家，漸漸也就把陝北給淡忘了。
2023年秋後，我們當年一起到陝北插隊落戶的幾個同學聚會，我提議回陝北看看，大家都表示贊同。
說走就走，10月28日動身，10月29日上午我們五名男知青（女同學沒去）就來到了闊別多年的石窯子大隊。看着村子裡天翻地覆的變化，我們心裡很欣慰很高興。可惜的是村子裡的人很少，幾乎看不到一個年輕人，村裡的人幾乎沒人認識我們。
在村子裡找了半天，也沒找到大憨哥的家，我就走進超市，打聽劉玉秋家的情況。超市老闆是一位中年婆姨，她聽我問劉玉秋家在哪住，腦袋搖的像撥浪鼓，她說石窯子沒有叫劉玉秋的。我說他小名叫大憨。超市老闆笑了：「你說的是大憨啊，他家就住在這坡上。大憨是我們村裡的保潔員，這會也不一定在家，可能在村委會那邊打掃衛生哩。」
我剛從超市里出來，只見不遠處一個老漢扛着掃帚往這邊走來，我迎上去仔細打量了一下那位老者，他滿頭白發，佝僂着身子，臉上的皺紋就像核桃皮一樣縱橫交錯，兩顆門牙也不見了，胡須都是白的。那位老者抬起頭看了我一眼，驚訝地喊道：「李富東，你是李富東。我是大憨，你不認得我哩。」
聽老者說他是大憨，大家都圍了過來，看着一臉滄桑的大憨哥，我們五個人都流淚了。大憨哥要是不報出自己的名字來，我們還真認不出是他。大憨哥的容貌比實際年齡蒼老了很多，特別是看到他佝僂着的身子和缺失的門牙時，我們心裡別提有多難受了。
一番交談後我們才知道，大憨哥的婆姨早就死了，也沒留下一兒半女，年過七旬的大憨哥孤身一人生活，他給村子裡打掃衛生，村委會一個月給他四百五十塊錢的辛苦費。大憨哥說他有責任田，吃飯沒困難。村主任還說了，等他不能打掃衛生時，村里就給他申辦低保。生活不能自理了，就送他去養老院。
那天中午，我們在鄉里的那家飯店請大憨哥和村主任吃的午飯。離開的時候，我們幾個人一人掏了兩千塊錢，想給大憨哥當零花錢。大憨哥說啥也不要，他說他有一萬多塊錢的存款哩，一輩子都花不完。我們離開的時候，大憨哥還給我們買了陝北小米，一人十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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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陝北回來後，我們心裡總是牽掛着大憨哥，當時我們勸他把牙鑲上，他說不知還能活幾天，才不花那個冤枉錢哩。他家窯里也沒有一件像樣的家具，更沒有什麼電器，燒火做飯全村就他一家還拉風箱，我們說給他買台電視機他都不讓。每當想起這些事情，我們心裡就陝北的大憨哥，成了我們心裡放不下的牽掛。但我們已經計劃好了，等春暖花開的時候，我們再回去看望大憨哥，幫他改善一下生活環境，讓他度過一個幸福的晚年。畢竟當年他給了我們很多幫助，我們應該報答他的這份恩情。
作者：草根作家（講述人：李富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