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樂有從大西洋到烏拉爾的想法，再擴大一點，通過北京到東京。”
1963年11月2日下午，毛澤東在上海會見來訪的法國議員、前總理埃德加·富爾及夫人時笑著說。
富爾也笑著說：“這是個好意見。”
富爾的一個更重要身份，是法國總統戴高樂的私人代表。他是代表戴高樂，前來試探中國對兩國建交的態度的。
雙方都很清楚，時間已來到一個重大歷史節點，就看能否把握得住了。雙方都在互相試探和暗暗發力，火候多一點則過，少一點又不足。
雲淡風輕之下，風雷之聲隱隱。一場“外交核爆”即將引燃。
圖/視覺中國
不請自來的客人
“富爾‘送上門’來了！”
1963年8月21日清晨，外交部法國科負責人張錫昌收到中國駐瑞士大使館發來的急電後，不禁脫口而出。
急電中說，正在瑞士達沃斯休假的富爾8月20日來伯爾尼會見中國駐瑞士大使李清泉，提出了訪華請求。
張錫昌對富爾並不陌生。富爾曾兩度擔任法國總理，還擔任過國民議會外交委員會主席等職。1957年，卸任法國總理的富爾應邀第一次訪華，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的接見，張錫昌參與了接待。
時隔6年，富爾再次提出訪華。他表示，此行純系私人性質，不負有任何官方使命，但明確提出希望會見中國領導人，就國際形勢和兩國關系交換看法。
富爾為何此時突然主動提出訪華？這得從戴高樂1958年當選法國總統重返政壇說起。
戴高樂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有意開啟中法關系正常化進程，但當時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仍在繼續，法國希望中國停止對阿爾及利亞人的支持。陳毅代表中國政府回答：我們對中法建交可以等待，但我們對阿爾及利亞人民的支持將一直持續到他們的獨立鬥爭取得最後勝利為止。
1962年2月，戰爭結束，阿爾及利亞獲得獨立。雙方關系的一個主要障礙掃清了。6月，外交部向中央建議，邀請一位法國政界人物來華訪問，並提出兩名人選，其中之一就是富爾。屬意富爾，是因為他是鐵桿“戴高樂派”人物，一位在野又通天的人物，且對華友好。這個建議當時沒有被采納。
戴高樂多次公開表示，不做美國的“衛星國”。進入1963年，法美矛盾空前激化。這年年初，戴高樂否決了英國加入歐洲六國共同市場的申請，認為英國是美國的“推銷員”和“特洛伊木馬”，會損害歐洲利益。
這年2月，中國外交部再次建議邀請富爾等政界人物訪華。周恩來批示：“此事須看對方有無要求或暗示，不要強求。”
形勢的發展終於促使戴高樂采取行動了。
隨著越南戰爭逐漸升級，戴高樂公開表示不同意美國的做法，主張越南實現南北統一和中立化。1963年8月5日，美國、英國和蘇聯在莫斯科簽署了《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法國希望發展自己獨立的核打擊力量，拒絕簽署該條約。法美關系幾乎到了破裂的邊緣。
同時，戴高樂註意到，這年7月，中蘇開始公開論戰，中方發表了重磅文章回擊蘇聯的攻擊（即“九評”的第一評）。他確定，中蘇並非鐵板一塊，中國是國際關系中一支獨立的重要力量。
《戴高樂傳》的作者佈萊恩·克羅澤寫道：戴高樂對意識形態不感興趣，幾乎達到視而不見的程度。他認為，國傢之間的關系決定於國傢的利益，而不決定於意識形態。
8月上旬起，戴高樂數次召見富爾，探討與中國發展關系問題。也因此，富爾在這時突然登了中國駐瑞士大使館的門。
8月24日，外交部在擬邀請富爾訪華的請示報告中判斷：“富爾主動提出訪華，有可能是戴高樂授意，來摸一下我們的底細。”
經周恩來批示，張錫昌草擬復電，同意邀請富爾10月下旬訪華。同上次一樣，仍由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張奚若出面邀請，以與訪問的民間性質相適應。
經雙方商量，訪華時間定在10月21日。
動身前，富爾再次來到中國駐瑞士大使館，特意說明，自己不久前去見了戴高樂將軍，攜有他致中國領導人的親筆信，“此行不是為了我自己，而是為了戴高樂”。
這意外的信息，使富爾此行變得微妙起來。他究竟負有何種使命？一時間尚難以判定。
談判突破
為了掩人耳目，富爾偕夫人先去了柬埔寨，又在香港地區停留了兩日。10月21日中午，富爾夫婦離開香港，前往深圳羅湖橋。
在羅湖橋迎接他們的是張錫昌和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秘書長吳曉達。兩人還擔負著一個任務：盡快摸清富爾此行的真實意圖，以便中方有所安排和準備。
富爾明確告知，他這次對外是私人訪問，對內則是受戴高樂委托，前來與中國領導人商談法中關系正常化，希望盡早會見中國領導人。
張錫昌匯報後，中方當即決定，按高規格接待。
富爾夫婦從深圳去廣州，坐的是專門調撥的一節專列。抵京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郭沫若、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張奚若夫婦等到機場迎接。他們被安排住進釣魚臺國賓館，而不是上次的北京飯店。
這種禮遇，讓富爾感覺到中國政府對他此次訪華以及改善中法關系的重視。他後來在呈送戴高樂的訪華報告中，一開頭就突出了這一點。
10月23日中午，周恩來在張奚若等陪同下，在中南海西花廳會見了富爾夫婦。富爾轉交了戴高樂的親筆信。
這封信可謂用心良苦。由於法國尚未承認中國，戴高樂不便直接給中國政府或中國領導人寫信，信形式上是寫給富爾的。信件並非正式授權書，隻字未提委派富爾為特使或授權富爾談判建交，但顯示出富爾是代表他來會談的，他非常重視中法關系。這種安排可以視為一種註腳，體現了富爾行前戴高樂定下的談判基調：“嚴格說來，我們無求於人。”
富爾轉達了戴高樂改善法中關系的願望，同時也表示想了解中國對法國既往北京派遣大使又在臺北保留“代辦”或者低一級“外交官員”持什麼態度。周恩來明確表達了反對“兩個中國”的堅定立場，希望法方不要有誤解。
在之後的談判中，富爾提出了三種建交方案。第一種方案是，雙方立即無條件建交，互換大使。第二種方案是，法國完全與臺灣斷交，但戴高樂目前還沒有決心這樣做。第三種方案是，延緩建交，先發展多方面關系，以便慢慢促使蔣介石“斷交”。
中方也提出了三種方案，即全建交、半建交（即比照中國與英國、荷蘭的關系，隻相互承認，不正式建交）和暫緩建交，並指出，中方希望是第一種方案，第二種方案雙方都不愉快，與其第二種，不如第三種。
雙方進行了多輪談判。富爾雖然一再強調戴高樂不支持“兩個中國”，但又堅持無條件建交的立場，不願意承擔主動與臺灣斷交的義務。談判陷入僵局。
30日晚，周恩來致電在上海的毛澤東，毛澤東決定讓周恩來等陪同富爾來上海。
11月1日下午，毛澤東在上海召集會議，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和陳毅出席。會上周恩來匯報了與富爾的談判情況和在京常委的意見，認為法國的第一方案中方難以接受，第二方案法國有困難，看樣子隻能考慮第三方案，即延緩建交了。毛澤東認為，現在雙方都有建立正式外交關系的願望，提出新的直接建交方案比較適宜。大傢都同意這個意見。
1日當晚，周恩來、陳毅在上海和平飯店與富爾繼續談判。周恩來說，關於臺灣問題，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認為臺灣“地位未定”，這就不是小問題，會引導到“兩個中國”的道路上去；一種是作為一個復雜問題，雙方互設有機構，為了擺脫這種關系，需要通過一些手續，這不是大問題。富爾肯定，法國的問題屬於後者。
周恩來提出了中方的新方案。第一步，法國政府正式照會中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議法中立即建交，互換大使；第二步，中國政府復照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歡迎法國來照，願意立即建交，互換大使；第三步，雙方同時發表照會，立即建館，互換大使。同時，雙方共同確認三點默契：第一，法國政府隻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不再承認在臺灣的所謂“中華民國”政府；第二，法國支持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謂“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第三，中法建交後，在臺灣撤回它駐法國的“外交代表”及其機構的情況下，法國也相應地撤回它駐在臺灣的外交代表及其機構。
富爾聽後愁容頓消，表示這一方案是合情合理，可以接受的。
談判在新方案基礎上順利進行，周恩來和富爾反復推敲措辭。富爾提出刪去“不再承認在臺灣的所謂‘中華民國’政府”，因為這個提法意味著法國需要通知對方，這樣又不是“無條件”了。雙方經過協商，把這一句改為了“這就自動地包含著這個資格不再屬於在臺灣的所謂‘中華民國’政府”。
經毛澤東批示，11月2日，中方以《周恩來總理談話要點》形式向富爾提供了建交方案的書面定稿，周恩來和富爾分別簽字。富爾同時申明，他的簽字是非正式的，有待戴高樂做出正式決定。
1963年10月，周恩來總理在北京會見戴高樂將軍的代表、法國前總理富爾及夫人，商談兩國建交問題。
“爆炸了一顆政治炸彈”
富爾訪問期間，關於法國打算承認中國的猜測開始流傳開來。敏感的記者寫道：“前總理並沒有被賦與任何正式使命，但是，他也不是去北京遊山玩景的。”
法國官員們一概加以否認，但法國總理蓬皮杜又意味深長地對記者說：“我們認為，中國存在著，不必裝作它不存在。”
就在情況不明朗之時，一件舉世震驚的事突然發生。11月22日，美國總統肯尼迪遇刺。
這時候，人們不約而同把目光投向了戴高樂。英國《泰晤士報》稱，戴高樂在西方舞臺上的地位和影響無可否認地加強了。《衛報》則稱：“肯尼迪總統之死可能是戴高樂將軍的一個機會，這一點正在成為西方外交界人士最關心的事情。”
12月12日，經戴高樂同意，法國外長德姆維爾委派他的親信、外交部歐洲司司長雅克·德博馬歇前往瑞士伯爾尼，同中國大使李清泉就建交具體事宜正式談判。德博馬歇說，就連法國駐瑞士大使都不清楚他此行的真實目的。戴高樂給他的指示是：建交程序愈簡單愈好。
在談判中，德博馬歇提出，把確認兩國建交的方式由互換照會改為發表聯合公報或各自發表內容相同的公報。法方的意圖在於，避免先行一步，從而給人在建交問題上有求於中方的印象。
當時，周恩來和陳毅正在非洲訪問，李清泉前往阿爾及爾向周恩來當面請示匯報，周恩來指示：在實質問題上堅持原則，毫不含糊；在程序和方式問題上，可以變通處理。
1964年1月初，德博馬歇前往伯爾尼繼續會談。中方表示，為了照顧法方的意願，可以采取聯合公報的形式宣佈建交，但公報中應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作為代表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的措辭。法方表示接受這一措辭有困難，強調方式愈簡單愈好。中方表示，如果法國政府實質上不支持制造“兩個中國”的立場，而隻是認為接受這一措辭有困難，中方可刪去這一句，但將在聯合公報公佈後發表單方面聲明加以說明，法方以默認方式加以確認。
在互換大使的時間問題上，戴高樂擔心，如果臺灣不主動斷交導致中方不派大使，將使他在外交和政治上陷於被動，因此法方強烈要求將“立即建交，互換大使”改為“三個月內互換大使”，後又改為“三個月內任命大使”。
最後，中法雙方對公報措辭達成了一致。
這期間，戴高樂一一征求了內閣部長的意見，大多數部長都表示贊同。1月8日，法國內閣會議正式通過了與中國建交的決議。
當晚，富爾接受了法新社和法國《費加羅報》記者的采訪。他說，自己主張法國同中國恢復外交關系，而且是立即恢復。他還說，美國對亞洲政策現在處於一條死胡同中，法國采取行動將會使這個問題“解凍”。
有媒體披露，富爾發表這篇談話前是給戴高樂看過的。人們猜測，這是試探國際反應的探空氣球，中法建交隻是時間問題了。
1月15日，法國駐美國大使阿爾芳奉命通知美國國務院，法國內閣已決定同中國建交。美國政府照會法國提出抗議，稱這樣的決定應該在盟國之間進行磋商而不隻是通知。法國政府以一封迅速而冰冷的復照予以駁回。兩封照會都沒有發表。
美派出官員火速赴臺，勸告臺灣方面“坐著別動”，打消耗戰。臺灣“立法院外交委員會”召開緊急會議，一派主張立即同法國斷絕關系，另一派則主張堅持不動，雙方爭執不下。
美國《時代周刊》稱，戴高樂總統爆炸了一顆政治炸彈，它的威力從臺灣海峽散佈到華盛頓的朦朧的海底，“美國決策者爆跳得像在熱爐子上的玉米花”。著名記者李普曼則撰文說，應該把眼光看得遠一點，法國正在以一個大國的地位重新進入遠東。如果我們是聰明的，我們就應該歡迎它。美國的地位已使其對有不同意見和不是齊步走的任何國傢抱著“神經質的強權態度”，但是戰後時期正在遠東結束，正如它已在歐洲結束一樣。
1月25日，約翰遜總統召開了記者招待會。他說，全世界都對法國政府的行動感到非常關切，美國政府已經表明我們對這件事有一些看法，但這是由法國政府決定的事情。約翰遜後來在回憶錄中說，他早就決定，對付戴高樂強烈的民族主義的唯一方法是克制和忍耐。
1月27日北京時間19點（巴黎時間中午12點），中法同時在北京和巴黎發佈建交聯合公報。公報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法蘭西共和國政府一致決定建立外交關系。兩國政府為此商定在三個月內任命大使。”這是新中國外交史上內容最簡潔、措辭最獨特的建交公報。
第二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按既定步驟發表了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作為代表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蘭西共和國政府談判並且達成兩國建交協議的。”
在法國政府的要求下，為了盡快“驅蔣”，中國政府派出駐法代辦宋之光率建館先遣人員赴法。2月10日，法國政府正式通知臺灣當局，北京外交人員即將到達巴黎，臺灣代表機構將失去存在理由。臺灣當局隻得在同一天宣佈同法國斷交，並撤銷其駐巴黎的“外交”代表機構。法國政府宣佈相應地撤回在臺灣的外交代表機構和外交人員。
時任外交部副部長黃鎮被任命為首任駐法大使，6月2日赴任。遞交國書時，戴高樂沒有按慣例讓禮賓官員起草答詞，而是親自撰寫。答詞說，法中建交具有重大意義和深遠影響，特別是有助於世界和平，為此，法中兩國必定能夠而且應當相互理解和相互協調。
1964年6月，中國首任駐法國大使黃鎮向戴高樂總統（中）遞交國書後合影。
最活躍的使館
作為第一個與中國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國，法國是中國開展對西方和非洲、拉美國傢工作的重要基地，駐法大使的任務也不僅僅限於雙邊關系。在不長的時間裡，中國大使館就成了巴黎“最活躍的使館”，黃鎮成了“明星”大使。
每年的國慶招待會不得不分兩場進行，共1600多人，場面之熱鬧在駐法使團中是少見的。黃鎮要握手數千次，直至手關節腫痛。
1964年10月，中國向法國派出了第一批留學生，其中包括80名高中畢業生和18名進修生。這是中國首次向西方國傢派出大批留學生。
建交第一年，兩國貿易額首次突破1億美元，法國成為中國在西歐國傢中僅次於英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
中國第一次從法國進口約100萬噸糧食，凍豬肉也第一次打入法國市場。國內通過使館購買了第一批約30臺法國的阿爾斯通電力機車，這些電力機車後來奔馳在寶成線上。此外還購買了法國的雲雀號直升機，引進了貝利埃重型卡車專利項目，購買了耀華號客貨輪等。
1966年雙方簽訂《中法航空協定》，巴黎至上海航線開通。這是中國與西方間第一條直達航線，對溝通中西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黃鎮最大的心願是推動戴高樂訪華。訪華是戴高樂多年的夙願，戴高樂夫人也曾說：“法國有句諺語，大意是說人在進天堂以前應該先到中國去看看。我們夫婦很願意去。”
但這不是容易實現的事。當時法國在與中國進行高層互訪上有一條原則，即要中國領導人先訪法，以免造成法國有求於中國的印象。其具體想法是先邀請周恩來總理訪法，戴高樂再訪華。而中國當時與西方交往也堅持“彼先來我後往”的原則，希望先邀請蓬皮杜總理訪華。
隨後，中國開始了“文革”，1968年法國爆發了“五月風暴”，對兩國關系造成沖擊。好在雙方雖出現過交涉、抗議等摩擦，終未釀成重大外交糾紛。低谷過後，兩國都努力修復和發展關系。
1969年4月22日，戴高樂召見了即將赴任的法國新任駐中國大使馬納克，要他註意加強同中國的經濟、文化聯系，特別是政治合作，希望促成中國領導人訪法。
遺憾的是，僅僅幾天之後，戴高樂因在地區改革和參議院改革兩個問題上的公民投票支持率不到半數，宣佈辭職。
下臺後，戴高樂訪華願望仍很強烈。1970年6月，他私下對友人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會見毛澤東。
戴高樂當時正在撰寫自己的《希望回憶錄》，原打算寫三卷，但第二卷沒寫完就於1970年11月9日突然病逝。原計劃的最後一章“會晤毛澤東”，永遠空缺了。
中國政府決定高規格悼念戴高樂。毛澤東、董必武和周恩來分別給戴高樂夫人和法國總理蓬皮杜發去唁電。毛澤東的唁電寫道：驚悉夏爾·戴高樂將軍不幸逝世，謹對他，反對法西斯侵略和維護法蘭西民族獨立的不屈戰士，表示誠摯的悼念和敬意。
戴高樂早在1963年11月就說過：“一旦法中建交，很可能會有一連串的國傢仿效法國。大傢都想承認中國，甚至美國也不得不走這條路。”
他去世不久，這個願景就實現了。中國迎來了與西方國傢的建交高潮。許多國傢都把與中國的建交接觸和談判地點選在中國駐法國大使館，有十幾個國傢都是在這裡談判建交的。
1972年2月，約翰遜總統的繼任者尼克松開啟了訪華的破冰之旅。尼克松承認，戴高樂在他實現對中國的政策轉變上起了重大作用。
黃鎮1964年上任駐法大使時，戴高樂曾對他預言，中國有7億人口，它現在還不是一個強國，但20年後將成為強國，50年後將成為異常強大的國傢。這些預言，都一一實現了。
（本文參考了張錫昌著《四十年法國緣》、黃慶華著《中法建交始末》、徐曉亞等著《百年中法關系》以及《黃鎮傳》等）
發於2024.1.29總第1127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中法建交風雲
記者：宋春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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