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GURE ● 01/24
最近，哈爾濱的爆火，讓東北再次走入南方人的視野。
凍梨、東北虎、松花江、冰雪大世界，以及熱情的東北人……
但這在一片歡騰中，卻夾雜著一抹隱痛。
不少外地人哪怕都沒逛完網紅景點的中央大街、索菲亞教堂，也會特意將最後一天，留給一個看起來並不那麼快樂的地方——
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
如今的哈爾濱自然是物阜民安，但和所有歷經抗戰的中國城市一樣，它也有一段草木含悲的過往。
並且這段過往，在很長一段時間都少為人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
而在此時的東北，有一支日軍部隊正在匆忙執行上級宣佈的最後一項任務——
銷毀所有的資料和基礎設施，處理掉所有活著以及死去的囚犯。
這支部隊，就是日本關東軍駐滿洲第731防疫給水部隊。
圖源：網絡
聽名字，似乎沒有任何特殊性，研究如何防治疾病，以及凈化飲水。
然而，他們暗中進行的卻是利用中國人進行活體實驗，以及為日本軍國主義進行生物武器與化學武器的效果實驗。
在如今俄羅斯的國傢檔案館中，還保留著當年審判731部隊戰犯的錄音。
這些戰犯詳細供述了他們是如何大量繁殖鼠疫、霍亂、傷寒、炭疽和赤痢等傳染病菌，然後在中國人身上試驗，研制細菌武器。
比如為了進行沙門氏菌試驗，他們會有各種辦法讓中國人感染。
用陶瓷做成和大炮炮彈相同形狀的細菌彈，打到空中爆炸，落到地上後變成噴霧狀，使細菌散落開，然後讓試驗者走過細菌落到的地面。
還會強行將被試驗者綁在樁子上，在他們的上方爆破細菌炸彈，使細菌從他們的頭部上方覆蓋下來。
而為了觀察細菌感染後人體的癥狀，他們也無所不用其極。
有為了檢測疫苗的效力，強行逼迫試驗者喝下放入沙門氏菌的糖水，然後觀察他們的感染情況。
也有將糜爛毒劑潑灑在試驗者的手、腳或臉上，然後將他們關在留置所中觀察反應。
甚至還有一個用來搞鼠疫蚤（感染了鼠疫的跳蚤）實驗的建築物，他們會將試驗者關進這座建築物，然後散佈鼠疫蚤，使得這些人全部感染上鼠疫。
而每一場實驗之後，都有大批試驗者在疾病的折磨中死去，而那些幸存下來的，則會繼續用作下一場實驗的對象，直至最終病死。
細菌實驗之外，他們還會將試驗者放在各種極端條件下進行觀察。
比如凍傷實驗，他們會在約攝氏零下20度的世界將試驗者放在室外，然後用大風扇送風，隻為測試人在不同溫度下抗寒程度。
還會進行“絕食3日”“一晝夜不眠”，以及將手指浸泡在零度的冰水中進行觀察（最終手指會變黑脫落，僅剩下骨頭）等人體試驗。
甚至，還會因為獵奇進行一些明顯有悖科學和倫理道德的實驗。
無麻醉拔牙、人畜雜交、互換人體四肢、給人體註入馬血，以及讓女人懷孕後感染病菌，待胎兒成形後進行活體解剖，觀察胎兒的狀態……
一些研究者認為，預計有超過10000名中國人，朝鮮人，以及聯軍戰俘在731部隊的試驗中被害。
而為了給自己的暴戾行為找到合法性，日本將反抗的中國人們稱為“匪賊”，然後洗腦進行試驗的人員說，“匪賊”是死刑囚犯，所以可以用作試驗材料。
因此，731部隊所有醫師都必備的一個基礎技能就是“對匪賊進行活體解剖”，以考驗他們的忠誠度和專業性。
而此項作業的要點就是：必須保證解剖對象是絕對清醒的狀態，也就是沒有麻醉，可以想見，這樣的解剖場景有多慘絕人寰。
可因為沒有將“匪賊”當作人來看，醫師們反倒感到十分興奮，因為這是在國內不能進行的操作，在中國人身上就能為所欲為。
而這種說法還影響到了當時日本本土，除了“731部隊”之外，就連日本國內的學術界也不拿“匪賊”當人看。
在日本厚生省主辦的民族衛生研究會發行的雜志中，一名研究染色體的大學教授的演講上，公然講述自己是如何將滿洲的“匪賊”用作“研究材料”。
在731部隊，日軍對中國人進行了人類所能想到的各種慘無人道的試驗，可唯一讓他們感到不忍的，竟然是參與實驗的動物們，他們甚至在戰後為那些動物樹立了一塊紀念碑。
而那些被虐殺慘死的數萬名罹難者，連完整的骨灰都沒有留下。
日軍如此大費周章地進行實驗，當然不單單是以虐殺為樂。
1927年，日本召開了東方會議，制定出"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的戰略方針。
而在制造9·18事變不久，就在哈爾濱市南郊二十公裡的平房秘密建立了細菌研究中心——731部隊。
“這是當時的照片。部隊在方圓數公裡的廣闊營地中，極其秘密地實施著研究。在四方形的三層大樓裡，並排著的是裝備有制冷制暖設備的最先進的研究室。大樓中央設置有從周圍無法看見的牢獄，用來關押被用作試驗材料的人們。”
與此同時，又先後在東北的長春，華北的北京，華中的南京，華南的廣州和南洋的新加坡等地設了大型細菌戰基地和工廠。
所以，我們所看到的，是日軍在731部隊這一個基地中對中國人實施的殘忍實驗，但背後，其實有著對侵華戰爭更大的佈陣，也就是細菌戰。
作為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最滅絕人性的細菌戰研究中心，侵華日軍731部隊的最終目的，是通過細菌戰消滅中國人。
細菌戰，又稱“生物戰”，是一種利用細菌或病毒作武器，毒害人、畜以及農作物，造成人工瘟疫的戰爭策略。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就使用了細菌武器，並造成數以萬計平民的傷亡。
因此，戰後的1925年6月，各國在瑞士日內瓦簽訂的《關於禁用毒氣或類似毒品及細菌方法作戰議定書》，明確規定禁止使用細菌武器。
然而，承諾和良心並沒能阻止日軍的殘暴。
2014年8月13日，浙江省檔案館首次以全文公開的方式，公佈了13份形成於1939年至1944年的侵華日軍在浙實施細菌戰的檔案。
作為重災區，浙江在抗日期間一共遭到了日軍3次較大規模的細菌戰。
1939年、1940年間對蕭山、寧波、衢州、義烏、金華等地；1942年浙贛戰役期間對金華、衢州、麗水、雲和等地；1944年麗溫戰役期間對麗水、衢州、溫州等地。
而在細菌戰中，日本選用的大多為鼠疫桿菌、霍亂弧菌、傷寒病菌。
其中鼠疫桿菌主要以鼠疫蚤（感染了鼠疫桿菌的蚤）的形式使用，而其它細菌則被直接散佈到水源、水井或儲水池等場所。
在1940年12月5日的《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致蔣介石電》中記載，“11月28日，2架日機空襲金華，撒播大量白煙，並有魚子狀顆粒落下，民眾收集送檢，經省衛生防疫專員等檢驗，辨明屬鼠疫細菌”。
還有戰犯親口承認，他們會將傷寒病菌用註射器打進饅頭，然後派發到俘虜收容所，等眾人全部吃完後再就地釋放，以促使病菌在當地大量感染。
檔案證明，浙江寧波、金華、街州等地戰前並無鼠疫，但自從日軍開展細菌攻擊後，便接連爆發鼠疫。
如鄞縣1940年10月22日、27日2次發現日機撒播小麥等物品，29日起就爆發鼠疫。
這三次細菌使得浙江至少有8個地市30個區縣受到生存威脅，造成6萬人死亡、30萬人傷病。
世人大多隻知日軍用砍刀和炮彈對中國人進行的滅絕人性的殺害，卻不知細菌戰同樣是他們的殘暴手段之一。
雖然我們如今分析起來是累累罪行，但在很長一段時間，這些駭人聽聞的罪惡卻是少為人知的。
首先自然是因為戰敗之後，日軍摧毀了大部分建築與資料，還殘忍殺害了戰俘營裡剩下的幸存者，並焚屍滅跡。
這裡還有一個插曲，即便是敗逃之際，日軍也不忘繼續殘害中國人民，他們將染有鼠疫菌的老鼠放出，至使1946年平房地區發生了鼠疫，大批當地居民死於這場災難中。
而日軍投降後，美國也為這一罪行的遮掩助力不少。
因為對731部隊的數據資料感興趣，且不想讓其落入蘇聯之手，因此美國和日本通過了一項交易，日本上交731部隊全部資料，美國也承諾不追究昭和天皇和細菌戰負責人的罪責。
最終，731部隊的大部分軍官都得到了庇護，有的甚至還成為了日本學術界的權威，功成名就。
可歷史就在那裡，真相豈能如此容易抹去。
日本兵敗之後，我國迅速對731部隊的所作所為進行整理研究。
1982年，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正式成立，並於1985年8月15日在原731部隊本部大樓的東側正式對外開放。
而之後，不斷有新的罪證文物出現，截至2015年7月12日，731陳列館全館文物及展品多達14200件，每一件都控訴著侵華日軍在中國所實施的種種罪惡。
而除了無法辯駁的證物，還有許多戰犯被灼燒的良心。
被稱為“日奸臺”的日本電視臺NHK制作過一部名為《731部隊的真相》的戰爭紀錄片。
在片中，他們就尋訪到了許多參與過731部隊行動，但懺悔不已的軍官和學者。
這名名叫三角武的古稀老人，在當時是一名在731部隊服役的14歲少年兵。
據他所說，他在那裡親眼目睹了各種殘忍實驗，但作為帝國的軍人，他不敢表露出任何同情的話語或者目光。
“那個時代就是這樣子，不這樣，我自己也會被殺掉的。”
他說自己在當時所接受的最後一項命令，就是燒掉所有屍體。
“處理屍體的時候，長官說，少年隊的，都過來。拉著我們過去，要我們把各個牢房的屍體拖出去，然後，我們在院子裡搭起鐵架子，澆上汽油，全都燒了。燒掉，全都燒得隻剩骨頭以後又叫我們去撿骨頭。唉，這就是戰爭啊！千萬不能發動戰爭啊。這些年我越來越覺得不能打仗，每次想到這件事，我總會一個人流淚。”
聊到最後，老人留下了悔恨的淚水。
而除了必須服從命令的軍人，紀錄片還尋訪到了當時負責人體實驗項目的日本學者精英。
據制作組找到的資料，當時的731部隊與許多日本高校的醫學部都有著金錢交易。
日本軍方負責提供研究經費，而高校則以派遣精英前去開展研究作為交換。
僅在1940年，這筆經費就已經達到當時的1000萬日元，相當於2017年的300億日元。
雖然當時很多學者都對人體實驗表示難以接受，但在天皇聖戰的政治灌輸下，大部分人也最終接受了這一操作。
因此當很多學者在逃過追責後，大多對自己在中國的行徑隻口不提。
不過，還有一部分人守住了人性的底線。
吉村壽人，京都大學的學者，他說自己當年是因為不敢忤逆教授的命令，才被迫前往731部隊。
“好像教授已經和軍方約定好了的樣子，教授突然命令我去給滿洲的陸軍搞技術援助。要舍棄好不容易才搞起來的研究，令人有切身之痛，我當即予以拒絕。但教授對我說，從日本的現狀看，拒絕的話是荒唐的，如果不去參軍的話，就是有違師命，得給我滾。”
而《731部隊的真相》最後放出的一段錄音，是來自731部隊人體試驗責任者之一的醫學研究者柄澤十三夫。
他說：“我一直懺悔並後悔著，將來我要重新做人，如果還有餘生的話，我將牢記自己犯下的罪行，以一個改過自新的人，為人類奉獻自己的一切。”
最終，他在服刑結束後的歸國前夕選擇了自盡。
我們如今講述這些對自己罪行表示懺悔的人，並非是為日軍洗白。
因為如今坐落在哈爾濱平房地區的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已經如鐵一般的事實證明著當年日本軍國主義的罪惡行徑。
而是想基於這些人的身份進行一些追問。
他們一開始的身份是學者，是醫生，是本該在講臺上教書育人，手術臺上救死扶傷的人類之光。
不想，在戰爭的推動下，他們手中的手術刀變成鐮刀，腦中救人的知識變成殺人的技能，心中治病救人的信仰變成了殺人作戰的欲望。
這才是戰爭最可怕的一點，它用氛圍和灌輸摧毀了人性道德的底線。
而細菌戰就是更為特殊的一類戰爭，它和原子彈一樣，將一些本該帶領人類走到更美好世界的科學研究者，轉而拉入罪戾的深淵，反倒成為摧毀世界的工具。
如果醫師、學者等養育人類身體和心靈的職業都對人類轉戈以向，我們又該信誰。
所以，731部隊傷害的不僅是當年被用做實驗的中國人，也不僅是被細菌武器攻擊的中國人，更是一種期冀世界會變得更好的理念。
我們如今對731部隊的銘記，也不僅是勿忘國殤，更是對整個人類社會敲響的一聲警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