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和民國時期，廣西的省府設置存在一些爭議和變動。清朝末期，桂林曾經是廣西的省府所在地。柳州在清朝末期和民國時期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工業城市，其工業基礎和地理位置也使其成為了作為省府的選擇。梧州也是一個有實力的競爭者，靠近廣東，有發達的經濟和交通網絡。最終，南寧成為了廣西的省府。
桂林、柳州和南寧都曾經是廣西的省會所在地。廣西的省會變遷背後有著復雜的歷史背景和發展因素。
新桂系軍閥首領李宗仁和白崇禧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實現區域發展利益，選擇將省會遷往南寧。這一決策對南寧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使得南寧逐漸崛起成為廣西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
廣西進入中央王朝視野的歷史確實可以追溯到秦始皇時期。秦始皇南征北戰，統一了六國後，在今天的梧州、柳州、桂林、玉林、河池、南寧等地設立了桂林郡，這是廣西作為一個西南行政概念的歷史起點。
廣西名字的由來與宋代有關。在宋代時期，宋廷將廣南路分為廣南東路和廣南西路，其中廣南西路簡稱廣西，這一簡稱一直沿用至今。因此，從宋代開始，“廣西”之名正式用於指代該地區。
廣西的開發歷史與桂林郡有著密切的聯系，在歷史上，廣西地區的治所經過了多次遷移，基本趨勢是向東北方向移動。最初，桂林郡的治所位於今天的貴港市郊外，隨著時間推移，治所逐漸向東北方向遷移，而廣西地區位於南方，與中原地區相對較遠，但與楚地和廣東漢族地區的經濟貿易卻十分頻繁，為了更好地對接這些貿易活動，治所逐漸向東北方向遷移。所以，廣西地區的治所曾經在今天的蒼梧縣、臨桂縣等地存在過。
明朝洪武年間，廣西佈政使司在桂林府設立，但隨後在清朝康熙年間，廣西佈政使司由桂林府遷至南寧府。
明清兩代選擇桂林作為省府的決策主要是出於政治和軍事方面的考慮，為加強對西南邊民的控制。如果將省府設在廣西更中部的位置可能會使漢族軍民被其他民族包圍，這會增加民族矛盾和摩擦的風險。此外，桂林地區相對較為平坦，交通便利，有利於政府的管理和軍隊的調動。
桂林位於湘桂走廊這一重要的地理位置，湘桂走廊作為連接中原與南方的重要通道，通過控制桂林，中央政府可以確保對邊疆地區的補給和支援，同時也能成為阻止外來入侵的重要屏障。歷史上，交趾（越南）屠殺邕州（今南寧崇左等地）邊民的事件和明代“瑤壯之禍”都證明了西南邊疆地區的不穩定和民族關系的復雜性，這使當時的統治者更加重視對西南地區的控制和穩定。
晚清時期，廣西的省會地位受到了質疑。兩廣總督岑春煊和廣西巡撫林紹年認為，將省會遷至南寧可以更好地加強對法屬越南的邊界防禦，並提高廣西的行政效率和軍事力量。盡管清政府沒有完全同意這一請求，但同意將廣西提督府遷至南寧，這無疑對桂林的省會地位產生了影響，反映了當時對於桂林地理位置和戰略地位的認可。
清朝倒臺後，廣西的省會治所的變動成為了政治和軍事鬥爭的焦點。老桂系軍閥陸榮廷是當時廣西地區的實力派人物，主張將省會遷至南寧，他采取強硬的手段，通過武力“請到”南寧大批議員，最終獲得了中央政府的事後批準，結束了桂林作為省會的歷史。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更好地管理和發展廣西地區，中央決定將廣西省會由桂林遷至南寧，這一決策得到了毛澤東主席和葉劍英元帥的批準和支持，標志著南寧正式成為了廣西壯族自治區的首府和省會城市。
作為廣西歷史上長期的首府，桂林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蘊和自豪感，對於省會地位的變動，桂林人民可能會引發一些情感上的反彈。
清末民初時期，地方勢力之間的明爭暗鬥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廣西省會地位的確定。當時，各個政治派系和地方勢力都有自己的利益訴求和地盤，導致政局動蕩不安，決策難以達成共識，而省會地位的變動成為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每個上臺的政治人物都想將好處帶回傢鄉，這無疑加劇了省會無法確定的尷尬局面。
經濟實力和時代需求的變化是影響城市興衰的更深層次原因。在近代化過程中，南寧逐漸取代桂林，這背後有多重因素的綜合作用，包括農業、交通、工商業、軍事和行政等。
桂林在歷史上特別是在秦漢時期就受到了漢文化的輻射，來自楚地的先進農業技術逐漸傳入桂林地區，這些技術的傳入對於桂林的農業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隨著歷史的變遷，清政府在民族政策上進行了調整，傳統的土司制度逐漸被更為開明的民族融合和共同開發政策所取代，這對於廣西西南部少數民族聚居地的農業生產能力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桂林和南寧在交通方面各有其獨特的優勢。桂林在省外交通能力較強，尤其通過水路北上，可以經由靈渠-湘江-洞庭湖-長江-京杭運河到達京津地區，這一通道的運輸能力在古代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桂林還可以逆流而上溯漢江到達關中地區。
桂林在省內水路能力有限，需要逆流而上。而南寧在省內交通方面具有更強的能力，向東可經由邕江-鬱江-潯江到達梧州，向西可溯左右江到達百色、崇左，東北方向的柳州和桂林也可通過水路中轉到達。
工商業方面，桂林起步較早，但在晚清時期沒有實現經濟起色。而南寧在光緒二十七年成為開放口岸後，迅速發展並形成了新的工商業體系。這一時期，南寧的工業和商業得到了快速發展，被譽為“執廣西手工業之牛耳”，成為了廣西乃至全國的重要工商業中心之一。
桂林由於地理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在軍事方面應對越南等周邊地區的變化時存在一定的困難。相比之下，南寧具有更強的經濟和交通基礎，可以更好地應對周邊地區的變化，包括龍州等地的情況。
選擇省會的過程中具有綜合性。隨著海洋和外貿逐漸成為經濟發展的引擎，地理位置和交通優勢對於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具有越來越重要的影響。桂林作為一個內陸城市，離海岸線較遠，對於東南亞鄰國的外貿和交流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隨著對外貿易和交流的增加，桂林的地理位置劣勢逐漸顯現，難以承擔起省會城市的職責。
南寧靠近海洋，並且能夠參與到越南事務中，這使得南寧在對外交流和開放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廣西的開放口岸欽廉隸屬於南寧，凸顯了南寧的海洋價值。隨著中國-東盟博覽會和自貿區的開辟，需要一個靠近東南亞的省會來完成各項合作和交流事務。如果廣西首府不是南寧，這一優勢可能會被昆明等其他城市奪走。
柳州也在爭奪廣西的省會位置。民國時期，柳州逐漸崛起為一個工業城市，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和人力，在1930年代擁有廣西第一路魚峰路、廣西第一會展中心，甚至制造了廣西第一架戰鬥機，這表明柳州在當時的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建設方面具有一定的實力和地位。
解放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柳州憑借其工業基礎保持了超過南寧和桂林的經濟總量和增長速度，柳州的公路系統也成為外省進入廣西腹地的唯一通道，這進一步凸顯了柳州在交通樞紐中的重要地位，張雲逸曾向毛主席抱怨每次從北京或廣州開會回南寧需要在柳州轉乘汽車，這表明柳州的交通樞紐地位在當時是不可或缺的。
梧州是廣西主要水系西江的匯聚地，在廣西的省府爭奪中，其以其獨特的地理優勢和經濟實力，成為了一個有力的競爭者。
梧州在地理上位於廣西的東部，與桂西南地區的距離較遠，這使得其在控制和影響桂西南地區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難，其地理位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作為省會的選擇。梧州通行粵語，其文化特色與廣東地區的粵語文化更為接近，而對桂地的文化認同感相對較弱。這一點在省會競爭中也是一個重要的考量因素。相比之下，桂林位於廣西的北部，地理位置更靠近廣西的中心地帶，對於全區的控制力更強。
整個省會爭奪的過程中，各城市的支持和抱團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貴港、玉林、來賓等城市的支持無疑為南寧的勝出增添了重要砝碼，這些城市與南寧的協同發展，共同構建了一個強大的廣西發展共同體。
廣西的省會之爭是近代廣西的一個重要歷史事件，它不僅涉及到民族治理、邊防軍事、經濟發展等多個方面，更反映了廣西各城市之間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競爭。桂林和柳州等城市也有著各自的優勢和特色。此外，梧州、貴港、玉林、來賓等城市也在省會之爭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這些城市通過抱團合作，使得南寧在省會競爭中占據了有利的地位。
既然省會之爭的局勢已經確定，各城市應該把重心放在如何更好地發展自身上，而不是過多地糾結於一個名分問題。桂林、柳州等城市也有著各自獨特的優勢和特色，可以繼續發揮其光榮傳統，共同推動廣西的整體發展，南寧作為廣西的首府，努力成為廣西發展的龍頭和在中國-東南亞新格局中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