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業化百年回顧與展望：中國共產黨的工業化戰略

劉戒驕(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

孫 琴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

發表於《China Economist》2021年第5期

工業在中國經濟長期發展中起主導作用，工業化是中國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的根基。工業化可以從廣義和狹義兩個方面定義。在狹義上，工業化是指工業較快地發展，其主要特征是農業產出和就業占國民經濟總產出和總就業比重降低，工業產出和就業比重大幅度提高。在廣義上，工業化與經濟發展、現代化是同義語，是經濟社會系統從以農業為主轉變為以非農業為主的過程，是機器大工業生產方式向國民經濟各個領域滲透和裝備國民經濟一切部門的過程，也是人均收入持續提高並向高收入國傢邁進的過程。蘇聯領導人和學者認為，社會主義工業化首先是發展重工業及其心臟——機器制造業（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1955）。可見，工業化既包括工業產出和就業比重的提高，也涵蓋經濟結構變化和經濟現代化等內容。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中國沒有也不可能找到符合國情的工業化道路，因而不能實現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變。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即自覺肩負起為人民謀幸福和為民族謀復興的歷史使命，成為中國工業化的堅定推動者、先進工業文明的捍衛者和傳播者，領導中國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建設成世界工業大國並開啟向世界工業強國進軍的偉大征程。建黨一百年來，黨領導的工業化經歷了以下四個時期：（1)1921-1949年，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思考探索階段。毛澤東等黨的領導人註意到世界上強大的國傢都是工業國，十分關註蘇聯的工業化道路，對中國實現工業化的政治前提以及如何由農業國轉變成工業國進行了深入思考和艱辛探索。毛澤東指出，中國落後和被人欺負的原因，主要是沒有新式工業。如果不能建設新式工業，就不能發展生產力。要中國的民族獨立有鞏固的保障，就必須進行工業化（毛澤東，1999）。（2)1949-1978年，從農業經濟向現代經濟轉變的奠基階段，建成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工業化理論與中國具體國情相結合，致力於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形成了“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工農業同時並舉”“按照農、輕、重的次序安排國民經濟”“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等一系列戰略構想。（3)1978-2016年，實行改革開放，經濟規模快速擴張和參與國際分工的起飛階段，成為世界第一工業大國。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工業發展重點先是面向人民生活需求加強輕工業，再轉為加強重工業的短缺行業。進入21世紀以後，針對工業發展造成的環境和資源壓力，積極探索新型工業化道路。（4)2017-2035年，積極應對新階段關鍵核心技術創新、改善國際分工地位和綠色低碳發展等要求，建設世界工業強國。

建成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成為世界第一工業大國是中國經濟奇跡的最鮮明特征，國內外很多方面關註中國如何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轉變為世界工業大國。許多文獻對中國工業化理論和實踐進行了豐富研究，從某些視角和特定階段回應了這個問題。汪海波、劉立峰（2009）分析了中國傳統工業化道路和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提出背景、客觀必然性及其實施過程及聯系。徐坤、王智（2021）對毛澤東工業化戰略思想的內涵、形成與發展進行了研究。金碚（2019）揭示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史丹（2020）分析了中國工業發展成就、戰略演變和未來發展環境變化與特征。胡鞍鋼（2019）分析了70年中國工業化雄略與道路演變。黃群慧、賀俊等（2021）分析預測了新時代中國新型工業化進程和相關指標，提出了2035年和2050年兩個時間節點新型工業化的目標和戰略重點。呂政（2017）指出中國經濟奇跡的體制保障，在於中國經濟體制既能發揮市場作用，又能通過產業政策避免市場經濟機制的自發性和盲目性。本文在上述研究基礎上，基於更長時期的文獻和數據，進一步分析中國共產黨一百年來對中國工業化的思考和探索，特別是黨執政後領導中國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成為世界第一工業大國的實踐，並向世界工業強國進軍的歷程，力圖為深入理解中國經濟奇跡和中國工業在新時代的目標提供一定借鑒。

中國近代工業化萌芽於1840年的鴉片戰爭，19世紀60年代興起的洋務運動催生了以引進先進技術、創辦近代機器大工廠為主要內容的工業化建設，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在香港、廣州、上海等通商口岸建設了一些近代工業企業，清朝官僚也創辦了機器、武器、采礦、煉鐵、紡織工廠，近代軍事工業、重工業和民用工業得到零星的發展。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上海、天津、南京、無錫等地的工業初具規模，紡織、服裝和食品加工行業湧現了一批民營企業。日本在中國東北地區建設了以掠奪資源和服務侵略為目標的煤礦、鐵礦、鋼鐵廠。

1921-1949年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這期間黨致力於領導工人運動，依靠革命力量推翻阻礙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經濟制度。1921-1927年，黨通過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相結合的方式，開始探索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工業化的發展和工作實踐。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黨開始探索新的革命和發展道路，毛澤東等黨的領導人領導根據地軍民積極進行經濟建設，開展打破敵人經濟封鎖的鬥爭。黨調整了工業的指導思想，在紅色根據地內允許私人經濟的存在和發展，保護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黨和政府開展了發展多種經濟成分的探索，創建新民主主義經濟新的重要經濟形式——國營工業，興辦革命戰爭所需的軍需工業，著手恢復和發展手工業生產合作社。1932年，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頒佈了《合作社暫行組織條例》，為各地手工業生產合作提供了統一的章程。1939年，為克服抗日根據地的困難，毛澤東發出“自己動手”的號召。1941年黨中央決定開展大生產運動，一些抗日根據地根據戰爭需要加強了工業建設，興辦了一批被服廠、草鞋廠、炭窯廠等工業企業，有力地支持了戰時需求。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為著打敗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必須發展工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傢的富強。”（毛澤東，1991）“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必須有工業；要中國的民族獨立有鞏固的保障，就必須工業化。我們共產黨是要努力於中國的工業化的。”（毛澤東，1999)

解放戰爭時期，面對新的形勢，黨進一步探討新民主主義工業化的發展戰略，提出解放區開展生產運動要貫徹以農業為主、工業為輔的方針。1949年，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對新中國的工業化進行了戰略設計，提出“解決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問題”“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傢”（毛澤東，1991）等目標。同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闡述了新中國的經濟政策，明確有計劃有步驟地恢復和發展重工業，創立國傢工業化的基礎。同時，恢復和增加紡織業及其他有利於國計民生的輕工業，供應人民日常消費需求。

但是，由於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壓迫，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束縛，近代工業多為官僚控制的官辦工業或由外國資本支配的商辦工業，民族工業在這個夾縫中受到雙重擠壓，中國工業發展緩慢。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中國國民經濟極其落後，使用機器的現代工業產值僅占工農業生產總值的17%左右，其中多是為帝國主義服務的修配廠以及提供原料、半制成品的礦山和工廠。鴉片戰爭至新中國成立這一百多年的實踐說明，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和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前，中國可以發展一點工業，但不可能實現工業化。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共產黨成為領導國傢工業化的核心力量，中國走上波瀾壯闊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後，黨和毛澤東同志從強國富民的戰略高度決定開啟以工業化為中心的經濟建設並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描繪了一幅變落後的農業國為先進的工業國、徹底改變中國經濟和技術落後狀態的宏偉藍圖，並領導人民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綜合表1至表4的數據可知，從1952年到1978年，工業和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別從17.6%和20.9%提高到44.08%和48.20%，第二產業就業人數占國民經濟總就業人數比重從7.39%提高到17.30%。相應地，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從50.5%下降到28.1%，第一產業就業人數占國民經濟總就業人數的比重從83.5%下降到70.5%，人均GNI從1970年的120美元增加到200美元。主要工業產品產量大幅增長，以1978年產量指數為100，1952年原油、化肥、發電設備不到1，發電量、鋼、水泥不到5，化學纖維、汽車、乙烯、集成電路是空白，原煤僅為10.7。到1978年，能源、冶金、機械、化工、國防等工業已經達到相當規模，航天、電子、飛機、汽車、精密機床、核工業和石油化工進步顯著，紡織、食糖、造紙等輕工業得到較快發展，工業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尤其是重工業優先發展和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的建成，從根本上改變了舊中國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的畸形工業結構，工業改造國民經濟各部門的能力顯著增強。但是，由於長期堅持“以鋼為綱”，過度強調重工業，中間產品消耗過多，用於人民生活的最終產品過少，出現了輕重工業比例關系失調和非農產業就業比重增長滯後於產出占比的增長。在工業總產值中，輕工業占比從1952年的64.47%下降到1978年的43.10%，重工業占比相應地從35.53%提高到56.90%。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下降較快，但農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下降緩慢且滯後於產出占比變化。這一時期，中國工業化大致分為四個階段。

恢復遭受戰爭破壞的工農業生產，遏制國民黨統治時期持續10多年的通貨膨脹，既是新中國亟待解決的經濟問題，也是開啟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必要條件。工業恢復和發展重點放在關系國計民生的礦山、鋼鐵、電力、機械制造、化工、紡織等行業，在東北地區和內地有計劃地建設了一批骨幹企業。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國民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現代工業也有所發展，技術水平得以提高，工業總產值快速增長，主要工業產品產量都超過了新中國成立前最高產量水平，奠定了中國由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的基礎。

在國民經濟恢復即將完成的1952年，毛澤東為黨制定了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命題，並將實現國傢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與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一道確定為國傢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這一階段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優先任務是建立現代化大機器工業，形成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使社會主義工業成為整個國民經濟中起決定作用的領導力量。《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年）作為實現黨的總路線的一個重大步驟，對中國工業化的許多重大問題，如重工業與輕工業、地方工業與中央工業、私營工業與國營工業等關系都做了論述和安排。“一五”計劃明確提出優先發展重工業，基本建設投資向鋼鐵、有色金屬、電力、煤礦、石油、機器制造、化學、建築材料、木材等重工業傾斜，機器制造和冶金工業被視為重中之重。

毛澤東把農業和工業作為經濟進步和國傢強盛的基礎，並提出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發展工業和發展農業同時並舉，使農業能夠和工業得到相適應的發展（毛澤東，1999）。優先發展重工業，依托已經建立和發展起來的重工業基礎發展輕工業，並使農業生產機器化，是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的核心內容。作為經濟發展和技術極其落後的國傢，中國共產黨人自然也期待用這種路徑實現國傢工業化。新中國工業化選擇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邏輯，是因為隻有建立起強大的重工業，才能制造現代化的工業設備，改造重工業和輕工業，制造現代化武器，為農業提供拖拉機、收割機和其他現代化農業機械，並增加農業和消費品工業生產。優先發展重工業以及用先進技術裝備改造農業和國民經濟其他部門的思想，體現了毛澤東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的思想。

“一五”期間，中央集中力量發展國傢工業化的重要項目，特別是蘇聯幫助中國設計的以156個單位為中心、由限額以上的694個建設單位組成的工業建設，建成了一批鋼鐵聯合企業、汽車制造廠、拖拉機制造廠、重型機器制造廠，形成了一批將在國傢工業化進程中長期發揮示范和引領作用的大型骨幹工業企業，極大地提高了中國鋼鐵、冶金和礦山裝備、汽車和拖拉機、電力、煤炭、有色金屬、基本化學等現代工業生產能力，擴展了中國工業類別。中國過去不能夠制造的一些發電、冶金、礦山等設備和機床、汽車、噴氣式飛機、大型鋼材和合金優質鋼，在“一五”計劃完成時已經能夠制造了。尤其是，航空工業領域建設了南昌飛機廠、株洲航空發動機廠、沈陽飛機廠、沈陽航空發動機廠，1956年沈陽飛機廠試制成功新型噴氣式飛機，標志著中國成為當時世界上少數幾個能夠制造噴氣式飛機的國傢之一。生產力空間佈局上，迅速壯大了東北工業基地，新建華北、西北、華中和西南等新的工業基地，形成了一批新的工業城市，改善了中國工業的地區分佈，使中國工業面貌煥然一新。

為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加快工業化進程，1956年召開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制定了“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同時並舉，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同時並舉，洋法生產和土法生產同時並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5）的方針。許多地方因地制宜、轟轟烈烈地建設了一批工業項目。這些地方工業項目不僅服務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而且有力地支援了國傢大工業生產和出口。“一五”計劃的實施和計劃指標超額完成，使中國在生產力薄弱的基礎上得以進行大規模經濟建設，開啟了中國人百年來夢寐以求的從落後的農業國向先進的工業國轉變的歷史篇章，為此後長時期的國傢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

在“一五”計劃輝煌成果和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的基礎上，黨中央決定1958-1962年實施“二五”計劃。《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要求繼續進行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工業建設並建立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鞏固基礎，提出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內基本上建成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為此，“二五”計劃期間發展壯大了冶金、機器制造、電力、煤炭和建築材料等工業部門的建設，攻克了冶金、采礦、電站、石化等現代化大型設備的設計和制造技術，比較落後的石油工業、化學工業和無線電工業得到積極建設，中國工業的技術水平有顯著提高。國傢需要而又缺乏的各種重型設備、工程機械、專用機床、精密機床和儀表等制造業，鋼材和主要的有色金屬的數量和品種，稀有金屬的開采和提煉、有機化工以及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等薄弱部門，在“二五”計劃期間均得到加強和發展。

1958至1960年被稱為“大躍進”的年代。“大躍進”在工業方面的初衷是打破常規，采用先進技術，加快鋼鐵工業發展，鋼鐵和其他主要工業產品產量趕上或超過英國。具體做法上，提出“以鋼為綱”的口號，全黨全民大辦鋼鐵，大中小鋼鐵廠同時建設。由於產量任務指標脫離實際和不顧客觀規律的急於求成，“大躍進”給中國經濟造成鋼產量不合格率較高和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等問題。為克服“大躍進”造成的困難，使國民經濟步入正軌，1961年黨中央決定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調低工業增長速度，調整工業內部結構，關停並轉部分虧損企業，加強企業管理，提高企業經濟效益。1962年始，經濟形勢逐漸恢復。1964年啟動三線建設，在四川、貴州等西南地區建設了一批工業項目，並努力改變這些地區的交通運輸條件。通過調整，國民經濟發展回到正常軌道上來，工業的發展也得以恢復。

1963年八九月間經毛澤東修改的關於工業發展問題初稿，提出中國工業發展可以按兩步走來考慮，首先建立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再使中國工業接近世界的先進水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6）。根據毛澤東的指示，1964年12月，周恩來在中共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闡述了兩步走戰略：“今後發展國民經濟的主要任務，總的說來，就是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為了實現這個偉大的歷史任務，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中國的國民經濟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考慮：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中國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周恩來，1984)1975年1月，周恩來在中共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了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和兩步走戰略。

這期間中國制定和實施了“三五”和“四五”兩個五年計劃。《中華人民共和國1966-1970年的國民經濟發展計劃》（“三五”計劃）提出，適當加強國防建設，努力突破尖端技術；與支援農業和加強國防相適應，加強基礎工業，使國民經濟建設進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中華人民共和國1971—1975年的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四五”計劃）強化了以備戰和三線建設為中心的經濟建設思想，提出集中力量建設大三線，狠抓鋼鐵、軍工、基礎工業和交通運輸的建設，初步建成獨立、比較完善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促進國民經濟新飛躍。盡管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幹擾，中國國民經濟和工業發展出現較大起伏，但是由於廣大幹部職工和知識分子響應毛主席“抓革命、促生產”“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工業總產值在1967年和1968年衰退後，1969年起開始好轉和恢復，中國工業化建設繼續前行，“三五”計劃、“四五”計劃的主要任務指標基本上如期完成。特別是，這兩個五年計劃把國防建設放在第一位，三線建設和其他重點建設項目取得了許多重大成果，形成了以重慶為中心的兵器工業基地、以成都為中心的航空工業基地、以重慶為中心的造船工業基地，西北地區的航天、航空、武器、電子和光學儀器等工業得到發展，使西南、西北等廣大的內地發展成為初具規模的戰略後方，進一步改善了中國工業佈局。

為扭轉“文革”初期的混亂局面，黨中央、國務院於1969年、1970年多次召開會議，采取“三線”建設、發展地方“五小”工業、調整經濟管理體制等措施恢復經濟。中央再次強調大中小企業同時並舉、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同時並舉的“兩條腿走路”方針，各地立足本地資源，在不與農業爭勞動力、不與大工業爭原材料和燃料動力的條件下，興建了一批小鋼鐵、小煤窯、小機械修造、小水泥、小化肥等“五小”工業，縣、鄉、社工業得到快速發展。在城市和正式計劃之外發展起來的“五小”工業，具有服務農業、利用地方資源、滿足本地需求的特點。這一時期連同20世紀50年代末大躍進時期在人民公社體制下發展起來的社隊企業，改革開放後通過市場建立了與消費需求和上下遊企業的聯系，20世紀八九十年代發展成為鄉鎮企業和中國工業化的重要方面軍，創造了鄉村工業和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的奇跡，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成為中國民營經濟的主要來源。20世紀八九十年代，鄉鎮企業是中國經濟最具活力的組成部分，其異軍突起不僅增加了農民收入，吸納了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而且促使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對市場需求做出快速反應，推動國民經濟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換。

經毛澤東批準，1972年和1973年中國實施了大規模引進先進技術裝備的“四三”方案，用43億美元集中從日本、聯邦德國、法國、意大利、荷蘭、瑞士、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傢進口了一批發電、化纖、化肥、鋼鐵、煤炭、石油、化工等成套設備和單機，建立了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傢的經濟聯系。利用這些當時世界先進技術裝備興建的一批大型工業項目，主要佈局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漢、南京等東部沿海地區和大慶、吉林等東北地區。這兩次引進的先進技術裝備，在改革開放初期的工業發展中發揮了巨大作用，為1978年以後的對外開放和大規模技術引進埋下了伏筆。

把中國由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是毛澤東這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的重要奮鬥目標。到20世紀70年代末這些目標絕大部分均已實現或接近實現。中國工業化的任務雖然還沒有最終完成，特別是就業結構變化和城市化水平相對滯後，工業增加值占世界工業增加值的比重變化不大，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不快。但中國建成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在國民經濟總量上實現了工業主導以及由農業國向工業國跨越的目標。這些舉世矚目的成就，不僅使中國能夠基本上依靠自己的力量，為國民經濟各部門和國防建設提供越來越多的技術裝備和原材料，為人民生活提供必要的消費品，加快了農業機械化進程，而且有力地突破了帝國主義封鎖，保障了國傢經濟獨立和國防安全，也為中國在改革開放時期發展成為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奠定了牢固的經濟和技術基礎。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中國工業化由此進入向世界工業大國邁進的新階段。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調整了輕重工業比例關系，20世紀八九十年代紡織和食品以及其他輕工業發展較快。20世紀90年代後期輕工業有了較充分發展後，發展重點再次從輕工業轉向資本和技術密集的重工業。對外開放不僅使中國加快了對世界先進技術的引進和消化、吸收，緊跟世界信息化和科學技術發展步伐，而且使中國能夠參與全球化發展，從世界市場獲取所需的原材料和設備等投入品，擴大制成品和高技術產品出口。中國由此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工業大國，外匯儲備連續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工業品出口構成從初級產品轉變為紡織、服裝、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產品，再轉變為以機器設備和電子信息產品為主的復雜產品，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傢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綜合表1和表4的數據，1978年至2019年，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從28.1%下降到7.1%，就業比重從70.53%下降到25.10%。同期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從44.08%降低到32.00%，工業總產值從4237億元增至1067397億元，工業增加值占世界工業增加值的比重從3.41%提高到24.94%。人均國民總收入（GNI）及其在世界的位次是反映工業化水平和人民富裕程度的綜合指標。中國人均GNI從1978年的200美元、位列世界第138名提高到2019年的10390美元、位列世界第78名，進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傢行列。這期間工業國際競爭力顯著提高，出口和進口占世界的比重分別從0.78%和0.81%提高到10.87%和10.28%。其中，工業制成品出口占出口貿易總額的比重由37.4%增至94.6%，初級產品出口的占比由50.3%降為5.4%。

1978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重申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決定將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提出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傢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1980年，黨中央、國務院進一步明確，加強先前發展不足的輕工業和勞動密集型行業，著重解決輕重工業的比例失調問題，調整重工業的服務方向，使之從主要為新的建設和重工業自身服務轉變為更好地為農業、輕工業服務，為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服務，加快輕工業發展。為此，國傢停建緩建一批基本建設和重工業項目，輕紡工業投資和原料進口大幅度增加，保證輕紡工業生產所需。1982年，黨的十二大將能源與農業、交通、教育和科學一道確立為經濟發展的戰略重點。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堅持多種經濟形式和經營方式共同發展，增強企業活力是以城市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等論斷。黨對經濟體制的上述新認識推動了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1987年黨的十三大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1988年修改憲法，確認私營經濟的合法地位。同年，國務院決定將140個市縣新劃入沿海經濟開放區，進一步加大對外開放步伐。這一時期中國工業經歷了一個生機蓬勃的加速發展階段，為20世紀90年代及之後的繼續發展作了鋪墊。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至“七五”計劃完成，工業部門普遍進行了結構調整和技術改造，工業發展迅速。“五五”計劃後三年狠抓燃料、動力、原材料工業，“六五”計劃期間集中力量高速度發展基礎工業，建設了一批具有戰略意義的項目，形成若幹個比較強大的工業基地。“七五”計劃提出把建設重點轉到現有企業的技術改造和改建擴建上來，走內涵型為主的擴大再生產的路子。這期間的建設和改造較快地提升了工業生產能力，工業總產值和主要工業產品產量大幅度增長，參見表1和表4。工業產值在向上攀升的同時，輕重工業比例向輕工業占比提高的方向變化。輕工業占比從1978年的43.10%提高到1980年的47.15%和1990年的49.38%，相應地重工業占比呈現較大幅度的下降。這表明工業發展中輕重工業比例失調及能源、原料短缺等問題基本得到解決，中國工業發展步入穩步發展的健康軌道。

以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為標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階段，所有制結構、國有企業以及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等改革全面展開，國民經濟市場化、社會化程度明顯提高，工業化也向縱深發展。所有制結構方面，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格局初步確立。這一時期，中國出口部門快速發展，民營企業和外資、港澳臺資企業成為重要的出口商。國有企業方面，大中型國有企業進行了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革試點，組建了一批大型企業集團，國有中小企業改革也取得顯著成效，國有企業的體制機制發生較大變化，解決了國有企業經營機制不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問題。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方面，把地方財政包幹制改為在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事權基礎上的分稅制，明確界定中央稅、地方稅和中央與地方共享稅，形成中央稅收和地方稅收體系，推行以增值稅為主體的流轉稅制度，極大地調動了地方發展工業的積極性。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抓住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多極化發展機遇，全面融入國際產業分工體系，非公有制經濟加快發展，外資、臺資企業形成了一波湧入熱潮。中國從容應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新變化，不失時機地推進改革開放，更緊密地融入世界產業分工體系，獲得了更為廣闊的經濟發展空間。

為解決長期形成的結構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長問題，“八五”和“九五”計劃期間繼續推進了工業結構調整。這期間工業結構調整的突出特點，一是加強基礎工業和基礎設施建設，在內蒙古、山西、陜西以及東北地區續建和新建了一批大型煤礦，電力方面建設了一批水電、煤電、坑口電站和核電站，原材料中鋼鐵、有色、化工等產能增長較快，改造和擴建了一批鐵路、汽車、造船、電力、石油等專用鋼材和不銹鋼生產線，利用基礎設施建設的引致需求帶動原煤、原油、電、鋼、乙烯、化肥等主要工業產品產量大幅度增加。二是重視加工工業改造。用新技術、新工藝、新裝備改造機械工業和輕工業，基礎機械、基礎零部件、基礎工藝的技術改造，數控機床等重要基礎機械以及液壓、氣動、密封、儀器儀表等重要機械基礎件受到重視，發電和輸變電、連軋連鑄、礦山、乙烯、化肥等大型成套設備以及關鍵產品自主生產能力顯著提升。機械、石油化工、汽車、電子、傢電、紡織等產業生產能力快速增長，加工工業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形成比較優勢，出口大幅度增加。三是高技術產業快速成長。電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核能、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等高技術產業化取得明顯進展。四是把發展電子工業放在突出位置。“八五”計劃將大規模集成電路、微電子、計算機、光纖通信和程控交換設備、消費類電子產品確定為電子工業的發展重點。“九五”計劃將集成電路、新型元器件、計算機和通信設備確定為電子工業的發展重點，大力推廣電子信息技術和裝備在國民經濟行業的應用，用電子技術改造傳統工業，並從投資分配、技術開發、設備更新、產業政策和組織管理等方面，為電子工業發展和推廣應用創造條件。硬件和軟件都得到發展，電子元器件、專用高精密設備和儀器、專用材料的研制和生產取得很大進步，在迎頭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的目標上取得了積極進展。

進入21世紀，中國經濟總量增長較快，重工業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提高到60%以上，資源環境約束趨緊，先污染後治理的傳統工業化道路難以為繼，客觀要求中國走出一條不同於發達國傢的工業化道路。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相對於傳統工業化道路，新型工業化道路更加強調與信息化融合、提高科技含量和經濟效率、保護資源環境和充分發揮人力資源優勢。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幹問題的決定》要求加快工業改組改造和結構優化升級，積極推進對國有大型企業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大力發展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擴大利用外資規模，提高利用外資水平，引導外資更多投向高新技術、先進制造、節能環保、新能源等領域。2007年黨的十七大提出“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命題，強調把經濟增長動力轉變到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和三次產業協同帶動上，大力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促進工業由大變強。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央密切關註危機的發展態勢及其對中國經濟發展可能產生的風險與沖擊，采取大規模增加政府投資、實行結構性減稅、實施十個重點產業調整振興規劃等一攬子措施進行應對，保持了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態勢。2012年黨的十八大對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做出進一步的設計和部署，要求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先進制造業健康發展，加快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實現工業發展由數量規模擴張向質量效益提升的轉變。2015年，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為內容的新發展理念，規定了新時代中國發展的思路、方向和要求。

這期間工業化的突出特點是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改造提升制造業，提高工業整體素質和國際競爭力。一是將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置於優先位置，大力開發電子信息產品和新型元器件等的制造能力，大力推進先進集成電路、高性能計算機、大型系統軟件、超高速網絡系統、新一代移動通信裝備和數字電視系統的產業化，大力推動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應用，信息化對工業化的帶動作用顯著增強。二是依托基礎設施和重大工程振興裝備制造業，提高重大技術裝備研發設計、核心元器件配套、加工制造和系統集成的整體水平，研制高速鐵路、新型高效發電設備、超高壓直流輸變電設備以及大型冶金、化肥和石化成套設備，推動船舶、汽車、冶金建材、石化、輕紡等產業進行結構調整。三是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高技術產業從加工裝配等低端環節向研發和先進制造等中高端環節攀升，生物、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得到較快發展。四是實施西部大開發、全面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中部地區崛起等區域經濟發展戰略，先後在上海、天津、廣西、北京、武漢等地推出一系列以綜合配套改革為主題的試驗區試點策略。

這些措施的實施使中國抓住了新一輪工業革命的機遇，國民經濟和社會各領域的信息化水平有很大提高，工業企業應用計算機和互聯網的能力顯著增強。中國工業在規模擴張中加快了技術改造和技術升級，在先進制造、尖端制造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等領域建設了一批技術起點較高的項目，綜合素質實現了新的飛躍，在一些領域成功實現由“跟跑者”向“並跑者”甚至“領跑者”的角色轉變。中國已經建成世界門類最齊全的工業體系，成為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41個大類、191個中類、525個小類的國傢，在世界500多種主要工業產品中，中國有220多種工業產品的產量居全球第一。上述成就顯著提高了中國工業國際競爭力，鞏固了中國的工業大國地位，為中國由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轉變增添了新動力。但是，長期存在的關鍵核心技術受制於人和國際分工地位不利等問題對工業強國建設的制約依然突出。

黨的十九大決定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傢新征程，並作出分兩個階段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戰略部署。第一階段是經過十五年的努力，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新型工業化，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傢水平。第二階段是在此基礎上，再經過十五年的努力，到本世紀中葉將中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2020年10月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堅持創新在中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堅定不移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推進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提高經濟質量效益和核心競爭力。以上部署明確了中國工業化的歷史方位以及實現新型工業化和建設世界工業強國這個新時代中國工業化的任務與目標。實現上述任務和目標不僅是量變過程，更重要的是實現質的躍升。如果能夠有效應對各種制約和挑戰，實現工業持續穩定協調發展，人均收入穩步提高，就能成功完成工業化、實現現代化，順利進入高收入發達國傢行列。如果不能有效應對各種制約和挑戰，工業增長陷入停滯甚至衰退，人均收入就會長期滯留在中等收入水平。為如期完成基本實現新型工業化和建設世界工業強國的目標，為基本實現現代化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提供有力支撐，中國工業必須直面各種短板和挑戰，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以攻克核心技術、改善國際分工地位和提高綠色低碳發展能力為主攻方向，在繼續做大總量的基礎上，加快傳統產業升級、新興產業培育和先進制造業壯大，努力提高發展質量。

新階段中國工業化之所以強調提高創新能力，是因為建設世界工業強國離不開科技創新的驅動。隻有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制約，才能實現工業的持續發展，並支撐中國邁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雖然中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但大而不強、臃腫虛胖體弱問題相當突出，主要體現在創新能力不強，這是中國這個經濟大塊頭的“阿喀琉斯之踵”（習近平，2017）。中國工業創新發展，應當充分發揮中國工業體系完整、制造業規模世界第一和新型舉國體制優勢，發展壯大以研發、設計為基礎的先進制造業，體系化提升制造業的自主創新能力。特別要響應世界科技進步步伐，加快攻克集成電路、數控機床、機器人、智能裝備、數字技術、工業軟件等領域核心技術，突破關鍵基礎材料、核心基礎零部件、先進基礎工藝、產業技術基礎等瓶頸，促進物聯網、大數據、機器人等新技術在工業中的應用，實現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前沿技術產業的突破，占領未來產業競爭的制高點，實現技術自立自強。為此，必須提高科技創新政策的目標指向，加強國傢戰略需求的長期支持能力，加強對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組織的指導和支持，完善以政府為主導、各創新主體緊密聯系和有效互動的社會系統，更多采取公共部門長期采購、激勵商業化需求等方式促進關鍵核心技術的持續改進和提升，在關鍵核心技術市場創造者和促進者方面發揮更積極作用。

在全球化和新一輪科技革命深化的推動下，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普遍謀求發展制造業，西方發達國傢也試圖通過政府支持使制造業國際分工和競爭格局向有利於自己的方向變化。當前逆全球化和保護主義愈演愈烈，國際分工體系正在進行新的調整，研發、設計和先進制造環節的地位和附加值呈現提高趨勢，工業仍然具有強大的按全球化方式組織生產的內在動力。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制造業大國，是國際產業分工體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應積極響應國際產業分工新的調整，妥善應對全球產業鏈區域化趨勢，構築向研發、設計、先進制造等價值鏈高端攀升的內生動力，強化產業鏈薄弱環節，推動信息化、智能化、網絡化等新一代科技與先進制造業融合發展，加強中小型制造企業數字化和智能化改造，促進中小企業與大企業之間的專業分工與融通發展，增強產業鏈黏性，進而提升在全球生產網絡中的地位。政策方面，著力放寬市場準入，改善要素供給和協作配套條件，提高對美國等發達國傢先進制造業資本、技術和人才的吸引力。在高端裝備和核心零部件、生物制藥和下一代半導體材料等尖端領域，通過形成研發、設計和制造緊密交織、相互依賴的專業化協作體系，積極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技術合作，提升國際競爭力。

低碳發展成為全球普遍接受的理念，世界各國普遍積極推低碳發展。主要發達國傢由於已經度過工業化集中推進期，工業碳排放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基本達到峰值。中國由於工業化進程晚於發達國傢，能源消費總量接近50億噸標準煤且還在增長，煤炭消費量占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還處於較高水平，與之相關聯的碳排放仍呈現增長趨勢。由於工業經濟規模大，中國資源能源消費和污染排放量多年處於高位，生態環境壓力激增，是最大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部門。2018年，中國工業能源消費總量為31.1億噸標準煤，占全國能源消費總量47.2億噸的65.9%，能源生產和消費活動是碳排放的主要原因。2020年中國宣佈二氧化碳排放力爭於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中國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提出，不僅要求降低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強度，而且要控制能源和資源消耗總量，嚴控高耗能、高污染行業擴張，減輕對資源環境的絕對依賴。這種發展的方向自覺性，要求在高度重視資源、環境約束以及社會公平等問題的基礎上繼續推進中國工業化（金碚，2019）。為此，中國應倡導綠色低碳發展理念，加快綠色低碳技術應用，提升綠色低碳發展能力，大力采用低碳技術和工藝裝備，發展低碳產業，構建低碳工業體系，完善重點行業低碳發展政策，探索技術可行、經濟可承受的低碳轉型戰略，走碳達峰及深度脫碳的綠色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