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蘇權是湖南茶陵人，他16歲就參加了紅軍，身經百戰，九死一生，為新中國的解放立下了汗馬功勞。

1993年段蘇權逝世後，任弼時的夫人陳琮瑛出席了悼念會。

她說起了一段發生在長征期間的往事：“長征路上，我們已經為段蘇權同志舉行過一次追悼會。那時我們都以為他死了，誰知道他拖著被打碎的腳，一路乞討又爬回了部隊……”

正是因為這段傳奇經歷， 段蘇權從此有了“乞丐將軍”的外號。

在他流落民間、負傷乞討的半年多的時間裡，得到過幾位好心老百姓的救助。

段蘇權歸隊以後，始終沒有沒有忘記當年的恩人，一直四川一帶苦苦尋找。

落難紅軍

1934年10月，賀龍、任弼時率領的紅二、六軍團準備從貴州回湘西前，任命18歲的段蘇權為獨立師政委。

段蘇權和師長王光澤率800多將士在梵凈山一帶打遊擊，掩護主力東進。

獨立師在黔東一帶的行動成功迷惑到了敵人，黔軍軍閥王傢烈錯估形勢認為這才是紅軍主力，於是便放棄追擊紅二、六軍團，轉而圍攻獨立師。

獨立師在黔東20多天內，戰鬥高達20餘次，牽制敵方11個團1萬多人，勝利完成了掩護主力東征的任務。

但與此同時，黔東獨立師也深陷重圍，所有的道路都被敵軍封鎖。

王光澤、段蘇權浴血奮戰，於11月25日進入秀山邑梅地區。

在這個過程中，段蘇權遭到地主武裝何良成部伏擊，一顆子彈打穿了他的腳踝骨。

他失去支撐，倒在街上無法動彈。師長、戰士們看到政委一路流血，勸說他上了擔架。

可是情況越來越糟糕。

當地的反革命勢力看到紅軍戰士被打散，如聞到腥味的鯊魚蜂擁而至，一路發瘋地圍追堵截。

獨立師的紅軍戰士不斷犧牲、被俘。

就是在這樣的絕境中，段蘇權一個人流落到了蘇傢坡的園埂腳下。

他失血過多，饑寒交迫，昏迷了過去，不省人事。

在秀山縣雅江鄉謝傢坡的楓樹林中，居住著李木富等五戶土傢族農民。

1934年11月26日下午，李木富和妻子楊妹吃過午飯，正準備上山幹活時，發現外面槍聲四起，殺聲震天。

身處亂世，這樣的情形已經成了稀疏平常之事。

李木富聽到外面在打仗，隻得閉門不出，在傢裡躲避戰火。

直到第二天一早，幾個村裡的孩子急匆匆跑來報信說：“有個紅軍倒在蘇傢坡的園埂腳，口裡還在喘氣。”

李木富一聽，就叫上了堂弟李木才，往蘇傢坡跑去。

他們走到巖坎上一看，果然有個紅軍倒在地上奄奄一息，看起來隻剩最後一口氣。

這個重傷的紅軍，正是被敵人圍剿落單的段蘇權。

李木富雖然沒什麼文化，但是本性善良又富於俠義感。

他知道紅軍是為了老百姓打天下的，所以沒有絲毫猶豫，背起段蘇權就往傢走。

他邊走邊想，把紅軍兄弟安排在什麼地方養傷才安全呢？

不知不覺，就走到了自傢屋前的靈官廟了。

李木富靈機一動，將受傷的段蘇權藏到了靈官廟裡。

鄰居土傢族農民蘇仕華聽說李木富背來一個受傷的紅軍，也趕來廟裡探望。

可是李木富的老婆提出了反對意見：“你把他安置在靈官廟裡，要是燒香的人發現，他不就救不回來了？”

李木富和蘇仕華聽了，覺得很有道理，又決定將段蘇權轉移到屋後面的巖洞裡去養傷。

巖洞荊棘叢生，還有竹子掩蓋，是個很隱蔽的地方。

當夜，蘇仕華幫助李木富兩口子把巖洞打掃了一下，鋪上稻草和棉被。

然後，他們趁著夜色把段蘇權轉移到巖洞裡躺下，並安慰說：“你在這裡安心養傷。我們早晚給你送些吃喝來。”

一路乞討回部隊

沒多久，收到風聲的民團就上門要人了。

他們逼著李木富去了藏人的巖洞，重傷的段蘇權手無寸鐵，無法抵抗，隻能眼睜睜看著自己隨身攜帶的3塊大洋被搜走。

李木富耷拉著腦袋站在一邊，歉疚地看著他。

在確定段蘇權身上已經搜不出來任何值錢東西後，民團頭子掄起大刀，準備一刀結果了他的性命。

就在這時，李木富突然沖上來，抱著民團頭子的大腿苦苦哀求道：“莫造孽啊！他都快死了，你們可憐可憐他吧，何必背條命債啊！”

李木富是裁縫，曾經給這些本地團兵做過衣服，和他們也有些交情。

民團頭目見狀，惡狠狠地瞪了段蘇權一眼，吆喝人下山了。

就這樣，段蘇權撿回了一條命，但是他傷勢過重，傷口紅腫發炎，不省人事。

李木富兩口子知道，這樣下去他肯定會沒命，心裡十分焦急。

有一天，李木富打聽到青山坪有位能治槍傷的草藥醫生。

他冒著呼嘯的北風，翻山越嶺來到青山坪，找到草藥醫生，買了一吊銅錢的刀傷藥。

那草藥果真有效，段蘇權喝了幾天後，燒退了，傷口也慢慢愈合了。

楊妹很小心地照顧紅軍兄弟，除每三五天換一次藥外，還常煮荷包蛋給他補補身子。

蘇仕華也常去洞中看望，並送去一些吃的。

經過了40多個日日夜夜，段蘇權終於轉危為安。

可是傷好後，他的心裡始終惦記著紅軍隊伍，連做夢都思念著戰友。

為了能盡快好起來，他每天都用一根簡陋的木棍當手杖，嘗試在洞裡行走。

1935年元月一個晚上，段蘇權爬出巖洞，蹣跚地走到李木富傢，和這對照顧了自己許久的夫婦告別。

他含著淚水說：“你們冒著生命危險搶救我，給我醫治槍傷，簡直比親人還親……”

李木富和楊妹聽說紅軍兄弟要走，心裡都很舍不得。蘇仕華和附近的土傢族農民也聞訊趕來，大傢圍坐在火炕旁與段蘇權話別。

蘇仕華請木匠給段蘇權做了一副木杖，李木富又給段蘇權湊了一百文錢當路費。

次日清晨，這群淳樸的土傢族農民送紅軍兄弟上路了。他們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看著他背影漸漸消逝才回傢。

一心想著趕回部隊的段蘇權此時還不知道，獨立師已在1934年11月28日全軍覆沒。

師長王光澤在部隊被打散後，跑到貧苦農民吳榮友的傢裡休息了兩日，在吳榮友的掩護下打算前往湘西，走到上川川時因為口音不對，被抓捕起來送到了永興鄉公所。

不久後便有人認出了他的真實身份，川軍旅長田冠五大擺酒宴想要招降這位鼎鼎大名的紅軍師長，結果被王光澤怒斥，惱羞成怒的田冠五當即對王光澤施了重刑，並打電報給蔣介石請功。

1934年12月21日，被敵人槍殺在四川省酉陽縣龍潭鎮。

直到1982年，在酉陽縣人民政府的努力下，將王光澤的屍骨重新發掘移葬於龍潭鎮烈士陵園。

在發掘過程中，除了屍骨以外，還有一副重達0.8公斤的鐵鐐在他的腳骨處。

而段蘇權一瘸一拐一路乞討，每天討點殘羹剩飯，茍延殘喘，從秀山縣走到了老傢茶陵。

當時茶陵國民黨當局見他一副落魄的樣子，並不知道這個14歲離鄉的少年就是赫赫有名的紅軍獨立師政委，再加上父親的打點，以及他為了迷惑敵人，和同鄉譚秋英結婚，又跑到私塾讀書，這才對他放松了警惕。

1937年9月，在父親、妻子以及同鄉的幫助下，段蘇權踏上了從長沙前往山西的火車。

時隔三年，段蘇權終於在山西太原找到他的老首長任弼時，順利歸隊。

當任弼時看到段蘇權“死而復生”從天而降時，驚愕得說不出話來，半天才激動地說：“原來你還活著啊!”

這三年來，他杳無音信，幾乎所有人都認定他已經死在了戰場上，部隊連追悼會都召開了。

回到部隊的段蘇權，再一次投入了革命的腥風血雨之中。

歸隊後段蘇權成為抗大三期學員，次年結業後先是擔任抗大政治教員，1939年春進入中央馬列學院攻讀政治理論。

1940年，段蘇權任晉察冀軍區平北軍分區政治部主任。42年任平北地委書記，在敵後戰場建立根據地，堅持“反掃蕩”作戰。

1947年解放戰爭期間，段蘇權任八縱司令員，率領八縱參加遼沈戰役，並參加了殲滅廖耀湘兵團的大會戰。

朝鮮戰爭期間，段蘇權擔任東北軍區空軍司令員，1955年授少將軍銜。

昔日的年輕小將已經譽滿天下，成為共和國赫赫有名的將軍，但這都不能沖淡他對那段往事的懷念。

每每見到腳上那塊傷痕，段蘇權總能想起那幾個無私的土傢族農民，是如何冒著危險在生死一線將自己拉回來。

報恩之旅

在建國後，段蘇權曾多次打算去當年戰鬥過的川東南地區尋找救命恩人，但由於工作繁忙一直沒能如願。

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隨著黨史工作的興起，段蘇權再也坐不住了。

1983年深秋時節，他懷著多年的夙願，從北京來到闊別半個多世紀的川東南。

時隔多年，再回到戰鬥及蒙難的故地，段蘇權感慨萬千。

在當地幹部的陪同下，他走遍了秀山縣，一連查看了5個山洞。

由於年代已久，加上他當年也未給留下自己的真實姓名，因此始終沒有打聽到救命恩人的下落。

懷著滿腔遺憾，段蘇權不得不回到了北京。

臨走前，他委托秀山縣黨史部門繼續尋找恩人的下落。

就在段蘇權回京後不久，“尋找救治紅軍戰士的土傢農民”的消息傳到了李木富傢中。

當時的李木富已經84歲高齡，妻子楊妹早已過世。

他聽說了有一位開國將領在秀山尋找救命恩人，覺得這個人很像自己在1934年救過的那個紅軍，因此趕緊叫大兒子李芝全給縣委領導寫信，回憶了當年救治老紅軍來的經過。

秀山縣黨史辦幹部接到信後，隨即來到老人傢裡，終於弄清了50多年前的這段傳奇情緣。

除了李木富以外，當年救助段蘇權的蘇仕華也還活著，已經94歲了。

當段蘇權收到秀山縣黨史辦寄來的恩人照片時，激動得熱淚盈眶。

他親筆寫了一封回信，並寄出了當時400元工資裡的一半，分給李木富、蘇仕華與其他送過飯的鄉親們。

段蘇權在信裡寫到：

見到幾位土傢族老人的照片，我是多麼的高興呀！他們無愧於作為紅軍的親人，理應受到新社會的尊敬和愛戴 ……

此後，段蘇權多次寄信、寄錢去回報這幾位土傢族老人。

1984年4月，秀山土傢族苗族自治縣政府將一塊寫著“紅軍的親人”的掛匾送到了李木富老人的傢中，表揚他在60年前冒著生命危險營救紅軍的義舉，當年段蘇權養傷的山洞也被取名為“紅軍洞”。

直到很多年後，段蘇權的後代與李木富的後代仍有來往，李木富的孫子一直保存著段蘇權寄來的書信，一代一代流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