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軍重慶辦事處舊址
全民族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初期，毛澤東對中共中央南方局（以下簡稱南方局）的領導既有路線方針的全局把握，也有高度的理論指導，更有身體力行的實踐推動，為南方局的工作傾註了大量心血。
南方局的成立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
全民族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鬥爭逐漸形成了兩條戰線、兩個戰場：一個是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武裝鬥爭，這是革命的主戰場；一個是國統區戰場，它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做統一戰線工作。
隨著抗日戰爭進程的發展變化，國統區戰場的地位日趨重要。毛澤東對此作了非常深刻的論述，強調“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裝鬥爭”，但“著重武裝鬥爭，不是說可以放棄其他形式的鬥爭；相反，沒有武裝鬥爭以外的各種形式的鬥爭相配合，武裝鬥爭就不能取得勝利。而且革命的最後目的，是奪取作為敵人主要根據地的城市，沒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達到此目的”。
1938年9月至11月，為制定黨在抗戰進入相持階段新形勢下的戰略方針，中共中央召開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在會上作《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將論述的主題放在了抗戰和統戰及中共與其關系問題上。他認為，以武漢失守為標志，抗戰將從戰略防禦階段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支持長期戰爭與爭取最後勝利的唯一道路，在於統一團結全民族，力求進步，依靠民眾”，而“沒有國共兩黨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建立與堅持，如此偉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之發動、持久與爭取勝利，是不可能的”，並且“由於抗日戰爭是長期的，整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也能夠且必須是長期的，其中主要的兩個黨——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合作，也能夠且必須是長期的，這是一切政策的出發點”。基於這種認識，毛澤東強調統一戰線的極端重要性，指出“新階段同時即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在新階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必須以一種新的姿態出現，才能應付戰爭的新局面。這種新姿態，就是統一戰線的廣大的發展與高度的鞏固”。
因此武漢淪陷後，隨著國統區的中心向重慶轉移，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在重慶改設南方局，代表黨中央向國民黨及其他黨派進行統一戰線工作，以及指導南方國統區各省黨的工作。所以，南方局誕生的天然使命就是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為抗日民主凝聚力量，其最重要的政治任務和貫穿始終的工作就是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維護國共合作，爭取中間勢力。
由於國統區實際上成為執行維護、鞏固和發展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要陣地，南方局的統一戰線工作也就具有了全局性的地位，承擔起當時北方局、中原局等其他幾個中央局未曾有過的獨特的歷史使命。
毛澤東確立黨在國統區工作總方針，經常研究南方局工作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在國統區的工作遭到重大挫折，教訓極其慘痛。作為中國革命的主要領導者，毛澤東在瓦窯堡會議後就開始思考新形勢下黨在國統區的工作策略問題。1937年5月17日至6月10日，黨中央召開白區工作會議，毛澤東肯定了以劉少奇為代表的白區工作正確路線，指出新的環境與任務，迫切要求對黨在國統區的工作策略問題來一個徹底的轉變。
隨著對歷史的總結和思考的深入，毛澤東對黨在國統區的工作方針有了更加明確的表述。1939年12月，他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指出：“在敵人長期占領的反動的黑暗的城市和反動的黑暗的農村中，進行共產黨的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不能采取急性病的冒險主義方針，必須采取蔭蔽精幹、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1940年5月4日，毛澤東在給東南局的指示《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中提出：“在國民黨統治區域的方針，則和戰爭區域、敵後區域不同。在那裡，是蔭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反對急性和暴露。”12月，毛澤東在《論政策》中進一步闡釋了這個方針：“在敵占區和國民黨統治區的政策，是一方面盡量地發展統一戰線的工作，一方面采取蔭蔽精幹的政策；是在組織方式和鬥爭方式上采取蔭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政策。”
這是毛澤東對黨在國統區工作經驗教訓的高度概括和總結，從此，“蔭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成為黨在國統區工作唯一正確的指導方針，為南方局在國統區工作的有效開展提供了遵循。
不僅如此，毛澤東還經常聽取和研究南方局工作。1939年8月24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南方局的方針是：“一、鞏固黨；二、深入群眾；三、向中間階層發展統一戰線。這是今後南方局的嚴重任務，要這樣去適應新的環境與黨的總任務。”1940年8月8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一個重要意見：“中央今後註意力，第一是國民黨統治區域，第二是敵後城市，第三是我們的戰區。”他強調：“南方黨的工作是帶全國性的工作。南方黨以鞏固為主，但在沒有黨組織或黨組織很少的地方發展還是必要的。其工作路線是普遍化，打入社會，肅清內奸……其經常工作有四項，即政治估計、組織問題、統一戰線、文化工作。”他還指示：“國民黨區域的黨，均由恩來全責管理，以統一黨的領導。”11月20日，毛澤東又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秦邦憲關於目前形勢和南方工作的報告。
1943年4月5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由毛澤東分管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的工作，以進一步加強對南方局工作的具體領導。8月30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聽取周恩來關於南方局工作匯報後，講抗日戰爭時期黨的路線問題，強調“對國民黨的鬥爭是以鬥爭求團結”。
此外，毛澤東還經常與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等南方局領導人就國共談判、國民參政會、黨建、統戰、軍事、文化、群眾、《新華日報》等具體工作通過談話、電報、書信等形式交換意見，發出指示。
全民族抗戰時期，中共中央賦予南方局的核心使命就是維護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事關抗戰大局。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中國共產黨的獨立自主問題是一個非常突出和尖銳的問題。自第二次國共合作形成後，蔣介石至少四次對周恩來等中共代表提出“一個大黨”主張，企圖吞並共產黨，但被周恩來等人斷然拒絕。為此，毛澤東為中共中央發出《為國共關系問題致蔣介石電》，並由周恩來轉達給蔣介石。文中明確指出，國共兩黨堅持團結抗戰，“但兩黨為反對共同敵人與實現共同綱領而進行抗戰建國之合作為一事，所謂兩黨合並，則純為另一事。前者為現代中國之必然，後者則為根本原則所不許”。強調“共產黨絕不能放棄馬克思主義之信仰，絕不能將共產黨的組織合並於其他任何政黨”。
隨著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國民黨頑固派又先後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其中以皖南事變為甚。皖南事變使國共關系面臨全面破裂的危險，事變發生後，毛澤東立即致電周恩來，要求“向當局提出最嚴重交涉”，“要蔣下令停戰撤圍”。
1941年1月17日，國民黨發佈通令，污蔑新四軍為“叛軍”，撤銷新四軍番號並將葉挺交軍法審判。針對這一反動命令，毛澤東認為這是國民黨“準備與我黨破裂”，先後多次致電周恩來，要求駐國統區的各辦事處停止同國民黨的一切法律關系，實行撤退；同時提出解決皖南事變的十二條辦法，指出對蔣鬥爭策略是“政治上取全面攻勢，軍事上取守勢”，要求周恩來等人在政治鬥爭上“堅決反攻，跟蹤追擊，絕不遊移，決不妥協”。毛澤東還鼓勵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光明就在前面，黑暗總會滅亡。全國全世界人民都是援助我們的。”
在毛澤東的堅強領導下，周恩來等南方局領導人經過與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復較量，最終迫使蔣介石於3月6日在國民參政會上作出“以後決無剿共之軍事”的承諾，達到了以鬥爭求團結、維系合作抗戰大局的目的。
抗戰勝利後，中國又面臨著兩種命運、兩種前途。為此，毛澤東受蔣介石之邀，於1945年8月28日赴重慶談判。這次國共談判在兩個層次上進行，一是兩黨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和蔣介石直接交換意見；二是兩黨談判代表周恩來、王若飛與張群、王世傑、邵力子、張治中等人磋商。經過艱難談判，國共雙方代表於10月10日在桂園共同簽署《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
這次談判取得的主要成果，是使國民黨承認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承認了中共及各黨派的合法地位，同意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商討國是。對此，毛澤東指出：“談判的結果，國民黨承認了和平團結的方針。這樣很好。國民黨再發動內戰，他們就在全國和全世界面前輸了理，我們就更有理由采取自衛戰爭，粉碎他們的進攻。”
紅巖精神，是以南方局暨八路軍重慶辦事處駐地——紅巖嘴13號命名的。1945年，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期間主要居住於此。紅巖精神源於偉大建黨精神，是全民族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在黨中央領導下，以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傢、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在以重慶為中心的國民黨統治區，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鬥爭實踐中培育形成的偉大革命精神。紅巖精神的科學內涵是，堅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和衷共濟的愛國情懷、不折不撓的凜然鬥志、堅貞不屈的浩然正氣。
毛澤東對於紅巖精神的培育，體現在毛澤東思想是紅巖精神的重要理論來源，體現在他作為黨的主要領導人，既從全局高度領導又具體指導南方局工作。更為重要的是，毛澤東在重慶談判中廣泛接觸中外各界人士，並表現出爭取中國光明前途的使命擔當，卓越政治智慧、駕禦全局的非凡才能，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的政治品格，海納百川的寬廣胸懷等，充分展示了中國共產黨領袖的人格魅力和崇高風范。
一則“三顧特園會張瀾”的佳話，一首膾炙人口的《沁園春·雪》，生動反映了毛澤東與愛國民主人士交往的深厚情意。一封封重慶職員、學生、工人、農民、傢庭給毛澤東熱情洋溢的來信，無不體現了人民群眾對於代表自己根本利益的中國共產黨和領袖毛澤東的衷心愛戴和擁護信賴。一些外國友人也因毛澤東認識了共產黨，從而認為“中國的未來，是屬於中國共產黨的”。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書寫了紅巖精神的光輝篇章。
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人集體智慧的結晶，其主要創立者是毛澤東。南方局在國統區的工作是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全部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周恩來為書記的南方局在國統區尖銳復雜的政治環境中，積極地、創造性地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黨的建設、統一戰線、武裝鬥爭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貢獻，極大地豐富了毛澤東思想，為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提供了寶貴歷史經驗。
從黨的建設上看，為貫徹毛澤東提出的“蔭蔽精幹”政策，周恩來結合國統區實際，在黨組織發展上堅持“質重於量，鞏固重於發展”；在領導結構上實行精簡黨的組織層次，縮小黨的領導機構，禁止基層支部、縣委、特委一級之間發生橫向聯系，以便於隱蔽；在工作方式上將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上層活動與下層活動嚴格分開。特別是創造性地提出了“三勤”（勤學、勤業、勤交友）、“三化”（職業化、社會化、合法化），使黨組織深深紮根於群眾之中，“成為真正的徹底的地下黨，成為群眾的黨”。
從統戰工作上看，周恩來帶領南方局在實踐中對毛澤東統戰思想加以豐富、完善和具體化，為新中國確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奠定了堅實基礎。1939年7月，根據周恩來的提議，中共中央在《為抗戰兩周年紀念對時局宣言》中正式提出“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三大政治口號，成為南方局堅持團結抗戰的行動指南。按照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策略，南方局與國民黨頑固派以鬥爭求團結，與中間黨派、民主人士、經濟文化界人士、地方實力派等廣交朋友，先後推動建立了中國民主同盟、九三學社、中國民主建國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等民主黨派，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匯聚於黨的周圍，進而在抗戰後期使中國政治力量的天平發生了有利於中國共產黨的變化。在中共七大上，周恩來專門作了《論統一戰線》的講話，從理論和實踐上系統總結黨在抗戰時期的統一戰線工作。對此，胡喬木曾高度評價南方局的統戰工作，認為“從一定意義上講，為新中國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礎”。
從軍事工作上看，周恩來領導南方局豐富了毛澤東軍事思想。周恩來堅持將中央軍事指示和南方各省實際緊密結合，要求新四軍的作戰方針仍然是遊擊戰，強調愈深入敵後，愈能發展，愈深入民眾，愈能創造根據地，但是一定要“適合所處地區的特點，對遊擊戰術有新的發展，新的研究，新的發揚”。他指示東江縱隊、瓊崖縱隊等抗日武裝的“中心工作要放在武裝鬥爭上，要到敵人後方去活動，否則不能發展”。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正確領導下，華南地區抗日武裝力量從小到大，從弱到強，成為黨領導的敵後三大戰場之一。
周恩來還派人積極開展軍事統戰工作，推動龍雲、盧漢、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等國民黨將領參與抗戰和支持民主，進而在解放戰爭中率部起義，加入人民軍隊行列。
除此之外，周恩來帶領南方局豐富了黨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內涵，豐富了黨內知識分子的理論和實踐，廣泛團結文化界、科技界等人士，不僅造就了一支為民族解放吶喊戰鬥的文化大軍，而且為新中國培養了各類專業人才。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南方局創造性地貫徹黨的群眾路線，推動形成了國統區第二條戰線，豐富和發展了黨的外交理論和實踐，制定“宣傳出去，爭取過來”的外事工作方針，打破國民黨外交壟斷，為新中國外交事業奠定了重要基礎。
1945年毛澤東參加完重慶談判回到延安後說：“我這次在重慶，就深深感到廣大的人民熱烈地支持我們，他們不滿意國民黨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們方面。我又看到許多外國人，其中也有美國人，對我們很同情。廣大的外國人民不滿意中國的反動勢力，同情中國人民的力量。”毛澤東的這段話，是對南方局在重慶八年期間開展卓有成效工作最好的總結。
作者：黎餘，系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征研一處處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