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在世界范圍內科技創新的時代背景下，知識轉移（Knowledge transfer）逐漸成為多國產業界和學術界研究的熱點議題。科技創新和知識轉移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系。從科技創新中誕生的知識和技術為知識轉移提供了動力和內容。知識轉移將新穎的知識和技術傳遞到更廣泛的領域和受眾當中，加速了前沿科技的應用和迭代。知識轉移是一個不斷重復的動態過程，涉及知識的合成、傳播、交流、共享、應用等多個方面。在各國政府的政策和資金支持下，過去幾十年裡，學術界和產業界的互動規模逐步擴大，形式增多，成果豐碩。知識轉移已成為產學研合作的關鍵環節，在整合各方資源和優勢、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培養綜合性人才和推動社會經濟發展方面具有重要意義。近年來，社會學、經濟學、管理學等領域的學者，從多角度探索了產學研合作背景下知識轉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一系列有關轉移途徑和機制的決定性因素，為完善和拓展知識轉移理論與實踐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涉及諸多前沿和跨學科問題
德國漢諾威萊佈尼茨大學哲學與經濟史教授凱瑟琳·赫費爾德（Catherine Herfeld）和荷蘭烏得勒支大學哲學與宗教學系助理教授奇亞拉·利西亞德拉（Chiara Lisciandra）表示，科學知識的廣義定義不僅包括科學概念、方法、模型和理論等抽象知識，還包含通過學科實踐習得的具體知識，例如研究對象及其特征、研究工具及其使用技能和使用協議。他們為知識轉移預設了三個條件。第一，在源上下文中確實存在知識，而不是憑借直覺得到的猜想。第二，知識能夠以某種方式從源上下文轉移至目標上下文。第三，知識轉移滿足了某些認知層面的目的，例如解決目標上下文存在的問題。知識轉移的對象、知識轉移的潛在理由以及知識轉移發生的特定背景都將影響科學知識轉移的形式和結果。知識轉移的背景可以是特定學科，也可以是子領域或特定研究領域，甚至是文化、歷史、政治、制度、地理、經濟和社會學情境。知識轉移的典型案例不勝枚舉。例如，心理學概念已被廣泛引入經濟模型當中，以展現決策背後的動機，解釋親社會行為、習慣性行為或成癮行為等社會現象。心理學概念作為對經濟理論的補充，能更充分地解析稅收政策、交易行為或商品交換的復雜影響。
近年來，圍繞知識轉移爭議機制和實踐形式產生了大量相關研究文獻。赫費爾德等人指出，學術界熱衷研究知識轉移的主要原因有兩個。首先，知識轉移在過去幾十年間已經發展成為重大研究項目的關鍵特征之一，也是科學知識生產的重要環節之一。從不同學科的知識交叉點誕生出許多新領域，例如合成生物學、物理化學、計算社會科學、遺傳語言學、氣候科學等。因此，研究知識轉移的性質和方式、轉移過程的特性、各種情境下的知識轉移前景和局限性以及知識轉移與科學創新的關系等課題，有助於人們了解前沿科學的發展趨勢，推動科學史、科學社會學和科學哲學的變革。其次，知識轉移正在成為解決世界性難題的常用戰略。調整國際金融體系、解碼人類基因組、主動適應氣候變化等重大議程，需要利益相關者從多角度、多途徑解決一系列復雜難題，這就涉及多學科交叉。多學科的交叉融合是把某一領域具體問題設立的科學理論、概念和技術轉移至新的問題或理論框架內，並與其他領域的知識碎片相整合。高度專業化的知識碎片經歷概念與實踐上的重新整合後，在新環境下成為解決復雜問題的多用途工具。
知識轉移的多維途徑
高校承擔著為國傢經濟發展貢獻新知識的重任。在高校、產業界和政府的三重互動中，高校不僅是追求卓越研究的學術組織，還擔負推動知識產權商業化發展的責任。在產學研合作的背景下，知識轉移牽涉社會慣例、法律權利和經濟利益。美國新澤西理工學院管理學教授珊蒂·戈帕拉克裡什南（Shanthi Gopalakrishnan）和美國理海大學商學院教授邁克爾·桑托羅（Michael D. Santoro）發現，“知識”和“技術”在含義上的接近，導致研究知識轉移的學者將“技術”和“知識”交替使用。技術轉移為改變大環境提供工具，知識轉移則揭示大環境需要改變的原因。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榮譽校董教授、亞利桑那科技政策與公共管理千禧教授巴裡·博茲曼（Barry Bozeman）認為，人們在轉讓技術產品的同時，產品背後的科學知識也會隨之擴散。
英國牛津大學衛生經濟學高級研究員詹盧卡·法比亞諾（Gianluca Fabiano）等人認為，知識、個體、組織和學科的特征決定高校和產業會采用哪種轉移機制。首先，在個人和機構之間相互轉移的不僅是技術、專利和實物，還有具備不同特性的知識。目前，探討知識和技術轉移的文獻主要根據知識的可編纂程度研究轉移途徑。知識的顯性和隱性指的是在知識連續體的復雜性層面，知識可以言語化、書面化、圖形化或以其他方式表達的程度。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並不是對立存在，而是相互依存、相輔相成的關系。越容易表達或編纂的知識，越容易被轉移；分析隱性知識則需要使用更復雜的手段，如研究人員口頭傳授或反復觀測。基於對四個工業部門的調研結果，荷蘭埃因霍溫理工大學標準化與知識產權系主任魯迪·貝克斯（Rudi Bekkers）等人表示，不同知識轉移途徑的重要性差異可以通過知識的基本特性來解釋：內隱性（tacitness）、系統性和預期突破。具體而言，知識越容易被書寫和發表，科學技術產出、非正式通訊、招收學生、合約性研究作為高校和產業轉移知識的形式就越重要。
有學者從參與知識和技術轉移的個體出發，研究產學研合作背景下知識轉移的途徑。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名譽教授琳恩·紮克（Lynne Zucker）和管理學院傑出名譽教授邁克爾·達比（Michael Darby）強調“明星科學傢”的勞動力流動價值。“明星科學傢”指的是在美國國傢生物技術信息中心的DNA序列數據庫（NCBI Gen Bank）公佈過40組或更多基因序列的專傢。紮克等人發現，明星科學傢參與公司創辦或為公司提供指導，推動了知識轉移的良性循環。明星科學傢的知識儲備協助公司取得更大的市場成功，反過來，商業名譽有利於明星科學傢創造出學術價值更高的出版物。研究顯示，與公司合作或受雇於公司的明星科學傢發表的論文，其被引用率明顯高於其他明星科學傢的文章。由此可見，知名學者與產業合作將提升高校的名譽，吸引更多優秀學者參與科學前沿熱點課題研究，促進科學的共同發展和商業應用。
英國紐卡斯爾大學商學院創業與創新教授詹姆斯·坎寧安（James A. Cunningham）等人則探討了首席研究員在大規模公共資助研究項目中的管理角色。首席研究員通過闡明研究計劃、規劃研究途徑和措施，在學術界和工業界之間架起橋梁，成為知識轉化不可或缺的人物。除此之外，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公共事務學院助理教授克裡斯托弗·海特（Christopher S. Hayter）等人分析了“學術型企業傢”，例如教師、技術人員、博士後研究員和學生如何在高校傳播和商業化新知識。學術創業，即以大學研究成果為基礎創辦公司，是區域和國傢經濟發展的公認驅動力。海特等人發現，研究生在大學衍生公司的建立和早期發展中起到關鍵作用。無論是設立戰略規劃，還是根據市場情況調整組織結構，研究生都扮演著與教授創業者相似的角色。
面對日益加大的發展壓力，高校正在充分整合利用研究資源和教學知識履行“第三使命”。這意味著，高校有針對性地運用和轉移學術知識，以幫助應對各種社會挑戰，並且與公共和私營企業積極合作，轉移技術，推動創新。美國在1980年頒佈的《拜杜法案》中授予大學為美國聯邦資助的科研發明頒發許可的權利，以此推動知識轉移的制度化。學術機構對知識轉移的管理逐漸轉向評估和保護知識產權，並與工業部門對接。意大利都靈理工大學管理與工程系副教授保羅·蘭多尼（Paolo Landoni）等人發現，國傢政策和高校背景決定著管理知識和技術轉移的組織結構。一些以學術成果引用頻率高的大學為首的高校為縮減專利交易費用，提高對自研成果商業化的把控，在校內設立技術轉移辦公室。相比之下，“外部”模式下的知識轉移組織通常由高校、公司以及兩者共同參與創立或擁有的獨立公司組成。“混合”模式下的知識轉移組織則由校內技術轉移辦公室和校外公司構成。
基礎知識的特征和知識產生的學科背景與社會環境，決定著不同知識轉移途徑的重要性。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地理學教授瑪麗亞·阿佈雷烏（Maria Abreu）等人註意到，生物科學、工程學和物理學領域的學者比健康科學領域的學者更有可能參與所有類型的知識轉移活動，尤其是專利許可、大學衍生公司等正式的知識轉移活動。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更有可能涉及非正式和非商業性的知識轉移活動。斯洛文尼亞盧佈爾雅那大學經濟與商業學院創業學教授博什坦·安東尼契奇（Bostjan Antoncic）等人發現，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相比，更多自然科學領域的學者認為其所屬院系高度註重創業。這種觀念可能對從事創業活動（專利、許可、商業互動、合約性研究）的學者影響深遠，對從事傳統學術活動（學術會議、著作出版、基礎研究）的學者的影響可忽略不計。
途徑選擇要貼近發展實際
法比亞諾等人把知識在高校和產業部門之間流動的不同方式分為渠道和流程，並進一步探討了不同知識轉移活動之間的互補性和動態性。個體知識在某個特定領域或社會網絡中的重要性和核心地位決定著知識轉移的機制。轉移不同學科范疇的知識又涉及不一樣的途徑。因此，法比亞諾等人認為，根據產學研合作背景下知識流動的不同方式組建轉移途徑，將顯著提升知識轉移的效果。渠道是連接高校和產業的線性單向關系，也是單向轉移第三方知識的媒介。在這裡，不同類型的知識以不同的轉移率在組織環境中移動。經由渠道轉移的知識具有可編纂、可傳播、可防止被挪用等特性。經由渠道的知識轉移活動包括出版、引文、講座、數據庫訪問、捐款、贈禮、撥款、知識產權商業化等。流程則是由高校和產業部門共同組成並高度參與的社會結構。在流程當中，已編纂的知識和可編纂的知識通過個體互動進入一個多維度空間，向多個方向流動。經由多層良性反饋循環組成的學習過程，這些知識被環境適應、學習和吸收，並創造和傳播新的知識。
法比亞諾等人表示，未來的研究重點應該放在產學研合作如何進一步影響知識轉移的渠道和流程上，以及內部和外部中介在知識轉移過程中的作用。這就需要一種縱向研究方法，以突出多項因素如何促進和阻礙知識轉移這一動態過程。隨著數字革命的到來，大數據成為多維度、多方向轉移知識的突出案例。目前，許多產業難以確定大數據知識誕生的原始環境，更不要談精準把控知識轉移的最佳時機或管理潛在的知識產權風險了。一個涵蓋大數據的數量、多樣性、傳輸速度和準確性等特征的多維度知識轉移模型，可以作為研究公共機構與私營部門之間大數據轉移的起點。此外，學者應當深挖經濟因素對知識轉移機制選擇的影響。大多數關於知識技術轉移的經濟思考源自對專利商業化的分析，少有學者從專利商業化的活動資助者視角分析其他經濟驅動因素。開拓新研究角度將為科研創新資金分配等決策提供關鍵參考信息。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24年1月31日第2827期 作者：劉雨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