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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懂什麼馬克思主義！你不過就是看着《孫子兵法》和《三國演義》兩本書打仗罷了！」

1935年1月15日，在決定黨與紅軍命運的遵義會議上，竟有一人，在毛主席發言後，不顧會議紀律跳出來痛罵主席，引得滿座震驚。

這個人叫做凱豐，是當時中央政治局的候補委員，是接受過蘇聯培訓的中共老資格。

究竟發生了什麼令他如此失態？他在這之後的命運，又是怎樣的呢？

二十八個半

凱豐，原名何克全，1906年2月2日出生於江西萍鄉，家境雖然貧困，但是他的父母思想都比較開放，節衣縮食供他讀書，讓他早早地進入了新式學堂。

當時的中國正處於歷史上最混亂的一段時期，清廷雖然已經遜位，但是保皇派，前清遺老仍在蠢蠢欲動，革命黨內部意見不一，北洋舊軍閥搜刮民脂民膏掀起內戰，外部又有列強環伺，隨時准備侵吞中國。

凱豐

中華大地上暗流涌動，各種救國思潮萌發而出，相互碰撞，在學生群體中廣為傳播，何克全早在上中學時就已經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思想，並積極投身學生運動。

1925年，他考入了武昌高等師范學校進一步深造，在學校里他接觸到了《語絲》《新青年》以及魯迅創辦的《莽原》這些進步刊物。

於1927年加入了共青團，任武昌師范大學團支部書記，因為工作出色，在同年被組織上選中，送往莫斯科進行學習。

他與王明、博古、洛甫、王稼祥、陳昌浩等人是親密同學，他們這一批留蘇的青年學生後來被稱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均為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關鍵人物。

博古

1930年，何克全正式轉為黨員，博古是他的入黨介紹人，同年他前往香港擔任兩廣團省委書記，為了隱匿行蹤，取化名凱豐。

作為一個共產黨人，凱豐的操守與節氣是值得肯定的，他在香港期間被叛徒出賣而遭到逮捕，在獄中沒有吐露一絲秘密，最終經歷了三個月的關押，才在同志們的營救下得以逃出。

但他也確實沒有身在革命武裝斗爭一線的工作經驗，從1930年入黨開始，他先後擔任過團委書記、宣傳委員等職務，也被提名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但工作重心主要圍繞在共青團與青年宣傳運動上，對於軍事與根據地建設一竅不通，這也為遵義會議上的那一幕，埋下了伏筆。

決定命運的會議

1933年初，日本大舉壓進中國北方，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但蔣介石依舊保持着他「攘外必先安內」的想法。

於這一年的九月，糾合53個師，7個旅，近百萬大軍，分三個方向以堡壘戰術對紅軍根據地發起了「第五次圍剿」。

當時紅軍靠着前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已經將根據地范圍擴大到了三十個縣以上，主力部隊增長到了10萬人，雖然面對十倍於己的兵力頗有壓力，但也並非無法一戰。

可此時博古正在試圖擴大自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的話語權，他依靠自己的留蘇背景爭取了共產國際和蘇聯方面的支持，並將蘇聯特派來的李德強推到了紅軍總指揮的位置上，讓他在軍隊層面為自己背書。

李德

李德確實是一位軍事人才，他畢業於伏龍芝軍事學院，在歐洲有多次實戰經驗，日後成為了紅軍大學的軍事理論主講師，但當時的他根本不了解紅軍，對國民黨方面的力量更是毫無認知。

九月初李德才抵達根據地，完成一系列任務交接和文書工作後不到一星期，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便正式打響。

根本不懂游擊戰和短截擊戰術的他，只能死板地指揮紅軍修防禦工事與國軍陣地對壘，但對方無論是兵力還是裝備都有巨大優勢，陣地戰術完全就是死路一條。

在這般困難的局面下，紅軍堅守了超過一年，但始終找不到扭轉戰局的機會，眼看着情況越來越危急，黨中央與紅軍不得不選擇離開根據地，保存有生力量開始長征。

可就算是到了這個地步，博古仍舊在「加緊內斗」，他認為要「控制中央」必須「控制軍權」，拒絕毛主席等人的提議，堅持要攜帶重型武器裝備轉移，結果拖延了行動速度，又在湘江戰役上一意孤行，使紅軍蒙受了巨大的損失。

在這個存亡時刻，遵義會議應運而出，這場會議為杜絕不必要的內耗，明確未來的領導權而召開，眼看自己將要失去權力，博古自然不可能束手就擒。

他找到了凱豐，勸說凱豐為自己做「說客」，去為聶榮臻等人做思想工作，讓他們不要支持「根基不牢」的毛主席。

凱豐在蘇聯留學時就與博古交從甚密，他的入黨介紹人就是博古，自然在心裡更傾向於自己這位「老大哥」，因此一口答應下來。

博古

只不過當時紅軍的主要將領都一致認為，繼續由李德、博古掌握指揮權絕對沒有出路，因此拒絕了凱豐的建議。

第二天，在遵義會議上，由於無法直面李德、博古集團指揮不力的事實，加之參會者皆支持毛主席的觀點，並擁護毛主席總攬領導權，凱豐急火攻心，指着毛主席怒罵「你懂什麼馬克思主義！你不過就是看着《孫子兵法》和《三國演義》兩本書打仗罷了！」

凱豐的激進態度，依舊出自博古的授意，其實，他只是中央政治局的候補委員，話語權並不大，博古推動他到台前攪局，根本就是拿他當棄子。

一個不具備重大決策權的宣傳委員，在會議上替自己表態，投石問路，博古自己就可以暫避鋒芒。

甚至，博古還在期待，如果凱豐因為失禮的言論，和激進反對的態度被請出會議，甚至從此被排除出中央決策層，那他就可以藉此大做文章，宣稱會議「不民主」、「掩蓋同志意見」，進而動搖以毛主席為首的新領導班子的合法性。

可是，慧眼如炬的毛主席，真的會讓博古如願嗎？遵義會議之後，他與凱豐之間，又發生了些什麼呢？

偉人的氣度

1962年，毛主席在會見日本社會黨的訪華代表團時，回憶過遵義會議的這段往事。

當聽到凱豐怒罵自己不懂馬克思主義，只會看着《三國演義》和《孫子兵法》打仗時，主席絲毫沒有惱怒，很自然地反問凱豐：「《孫子兵法》一共有幾篇？」

這個問題讓凱豐摸不着頭腦，因為他沒有看過《孫子兵法》，根本答不上來，支支吾吾了幾聲後便坐下了。

一場關乎紅軍領導權的爭辯，就這樣被毛主席四兩撥千斤，變成了關於「看沒看過書」的簡單討論，話題就此終結，本就十分失態的凱豐在被打斷後也意識到了自己的無禮，不再多做回應，遵義會議得以繼續進行了下去。

當時的幾位主要參會者例如周恩來、聶榮臻等人都曾回憶過，他們當時就知道凱豐人不壞，他只是書呆子氣重，並且被博古利用，因此在會議結束後，新的領導班底並沒有對凱豐進行任何處分，沒有給博古任何借題發揮的機會。

遵義會議舊址

那凱豐自己的態度又是怎樣的呢？遵義會議剛結束時，凱豐確實是有些不服氣的，但在一渡赤水，見證了毛主席精妙的戰術頭腦後，他立刻就認清了自己的錯誤，也認識到了毛主席對於紅軍，對於中國革命無可取代的重要性。

礙於面子，凱豐沒有直接去向主席道歉，而是在紅軍會議等公開場合，直言自己過去說錯了話，並宣布「收回自己過去的話，事實證明毛主席的決策是對的」。

長征期間，他依然擔任中央宣傳部長，沿途路經村鎮州縣，他都會留意讓紅軍中的文藝工作者們進行革命宣傳，在長征路上留下了許多佳話。

張國燾

1937年，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完成會師，但野心勃勃的張國燾認為中央紅軍在長期的轉移中損失了大量力量已「不足為懼」，想要仗着自己槍多兵多搶奪領導權，凱豐又在政治局會議上站出來，批判張國燾的野心。

經歷過長征路上的同甘共苦後，很快凱豐就與黨中央共同迎來了抗戰的爆發。在戰爭中洗禮多年之後，他也成為了一名革命戰士，而非書呆子。

他也越發清晰地認清了自己過去的錯誤，在組織上主動進行了自我檢討，稱過去的自己幼稚可笑，在不了解中央蘇區的情況下，堅持了錯誤的路線。

1942年9月15日，毛主席在看到凱豐的自我檢討後，笑着為他寫了一封回信，告訴他不愉快的事情，過一會兒也就好了，安慰他放下過去，不要總有心理壓力。

抗戰勝利後，大批中央幹部轉調東北進行新解放區建設，凱豐也前往東北擔任宣傳部長，創辦報紙，毛主席欣然為《東北日報》題寫了報頭，並去信對他進行勉勵。

新中國成立後，凱豐離開東北回到中共中央宣傳部，並兼任了馬列學院校長，只可惜在多年的顛沛流離之後，他的身體並不健康，當時已經進入了肝癌晚期，受醫療條件所限，1955年，這位中共元老病逝於北京。

凱豐

對於凱豐同志，毛主席給予他最簡單的評價是——知錯就改，不搞陰謀。

誠然，他確實做過錯事，走在錯誤的路線上，但他的所作所為也的確印證了共產黨人應有的擔當——共產黨人不懼怕犯錯，更不懼怕承認犯錯，並永遠走在努力不再犯錯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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