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暮春之時，中國迎來了一位重要的客人——法國總統馬克龍。此次中國之行，是馬克龍總統2017年首次當選以來第三次到訪中國。
對於馬克龍的中國之行，以及雙方發佈的《聯合聲明》，並非所有人都樂見其成。《紐約時報》在一篇文章中就點明，馬克龍讓他的“盟友”感到不安。
當然，馬克龍並不是第一位讓“盟友”們感到不安的法國總統，在中法雙邊關系發展的歷程之中，尤其是建交的過程，也曾經讓法國的“盟友”乃至世界倍感震驚。
崔洪建 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
“其實在新中國成立以後，中法正式建交之前，中法關系也經歷過一些曲折，當時法國在東南亞，也就是現在的“中南半島”，還有一部分的殖民主義的殘留，當時他還支持這個南越政府，盡管東南亞的殖民利益是法國關註的重點，但是很顯然，愛麗舍宮對於中法關系的走向，也一直在研判之中。”
1950年1月，英國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也讓法國方面萌生了向前一步的念頭。
姚百慧 首都師范大學史學院教授：
“法國人是希望在英國承認之後迅速承認，這樣對於他們來說，既不要顯得太突出，不要帶頭，但是又不要顯得就太落後。”
就在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12天之後，中國與胡志明領導的越南民主共和國正式建交，很快，中國“援越抗法”的大幕拉開了。
不過，造成中法之間漸行漸遠的原因是多重而復雜的。
姚百慧 首都師范大學史學院教授：
“新中國成立之後，其實很快面臨著美國作為資本主義最大的這個國傢它不承認（我們）的這個問題，所以其他國傢就面臨著要怎麼選對這個陣營。”
二戰之後，法國無論是在政治、軍事，還是經濟上，對於美國的依存度都非常高，唯美國馬首是瞻，也是法國無奈的選擇。
崔洪建 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
“現在回過頭來看當年冷戰那一段歷史，把世界主要國傢劃分為兩大陣營，但其實在一些歐洲國傢，法國這樣的國傢，他們本身的這個意識形態還是相對比較多元的。”
隨著1954年的到來，一切都悄然發生了變化。
就在這一年，《日內瓦協議》在瑞士簽訂。這不僅讓法國終於擺脫了印度支納戰爭的泥潭，也讓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在世界舞臺成功亮相。
日內瓦會議期間，中英兩國建立代辦級外交關系，實現了“半建交”，而周恩來總理也與當時的法國總理孟戴斯·佛朗斯實現了中法總理的第一次會面，中法關系正面臨著自1949年冰點以來的微妙回暖期。
也就是在此時，一位政治人物的出現，讓可能變為現實，他就是法國政壇的不倒翁埃德加·富爾。
律師出身的富爾曾在1952年、1955年兩度出任法國總理。
在他第二次上臺前夕，1955年4月，國際博覽會在法國裡昂舉辦。富爾批示之下，組委會第一次向新中國發出邀請。中國館展出10天，87萬人蜂擁而至。
張錫昌 時任外交部西歐司法國科負責人：
富爾1957年就訪問過中國，毛主席、周總理都見過他，而且他回去以後寫了一本書叫《蛇山與龜山》，就希望中法之間，蛇山與龜山之間，架起一個溝通的橋梁，主張中法建交。
富爾第一次中國之行長達六周。在訪問期間，富爾參觀了許多地區，更為重要的是，富爾和他的妻子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接見。
就是在這次接見之中，毛澤東告訴富爾一個中國寓言：“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這非常準確地道出了中、美、法三國之間的利害關系。
《龜與蛇（有關中國問題的研究）》成書之後，富爾寄給了正在鄉間隱居的戴高樂，此時的戴高樂已經退出法國政壇。
針對富爾書中關於“中法建交”等一系列拉近與中國關系的主張，戴高樂極為贊同。
蔡芳柏 原中國赴法建館先遣小組成員：
戴高樂這個人是獨立性很強的，他一直對這個兩極格局是不滿意的，他是想方設法要打破這個兩極格局。
這是1963年富爾第二次訪華送給周恩來的見面禮——一枚刻有富爾頭像的浮雕像章。
而實際上，富爾帶給中國人最珍貴的禮物是一封僅有兩頁紙的書信，這是一封戴高樂的親筆信。
整整45年間，國內媒體對於這封信的內容鮮有披露。
直至45年之後的2008年，在中國外交部解密的第三批檔案中，才披露了這個塵封的秘密。
張錫昌 時任外交部西歐司法國科負責人：
這封信形式上是寫給富爾的，戴高樂寫給富爾的，但是這個內容他是要給中國領導人看的。
究竟這封書信上寫了些什麼？美國的阻撓、臺灣問題的表態…中法建交過程中經歷了哪些阻礙？
兩國又如何施展外交智慧，排除萬難，達成共識？中法兩國元首之間又有什麼樣有趣的交往故事？
敬請收看皇牌大放送《既來既往一甲子——中法建交紀事》，鳳凰衛視中文臺，1月27日晚22:00。
編輯：y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