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昆明雜書館故事（系列）
戈捍
一、故鄉的“山茶”
那天，這臺擺放在老昆明雜書館“山茶牌”電視機的顯像管中，反射出筆者模糊的影像時，我才忽然發現，曾經綻放了一個時代的“花火”，今天，還不如一面普通鏡子更能清晰地照出自己的臉龐。
就算插上電源，那熟悉的生活，也將如同不再能收到任何一個節目的這臺機器那樣，早已消失不見。可即便紛飛而刺眼的雪花點本身，都像一幕老電影，能夠把我帶回那個純真年代。
在昆明，說起“山茶牌電視機”，老一些的人都知道，是當時的知名國貨。上世紀70年代，它是昆明最早的“三朵金花”之一，其中還有“白玫牌洗衣機”和“蘭花牌電冰箱”。到了80年代，又有了“春花牌自行車”，“茶花牌汽車”，它們一起被稱作昆明輕工業的“五朵金花”。那時，無論是擁有一臺“山茶”電視機，還是成為“山茶牌”電視機廠的工人，都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
早在1968年，16歲的母親就進到了最早一批昆明工人的演出團隊。那是個特殊年代，母親的工作僅是文藝演出，宣傳革命思想，一個月拿六元錢補貼；發放服裝；吃集體食堂，工作地點在昆明市工人文化宮。
1969年，演出團隊遷到了今天的“C86山茶坊”，在曾經的“雲南省政法幹部學校”舊址上成立了“東方紅像章廠”，母親也成為一名像章廠的工人，專門負責給主席像章塗染顏色。這便是“山茶牌”電視機廠的前身。
1970年，“山茶牌”電視機廠成立，就這樣，我的母親便開始了生產電視機的工作，半年以後，工資變成一個月20元錢。母親是“山茶牌”電視機廠裡第一批工人，我就順理成章成了廠裡第一代工人子弟。沒想到的是，也是最後一代……
我一直很納悶，一個廠如何能從制作偉人像章轉變成生產電視機，仔細琢磨後便懂，產品雖大相徑庭，卻也有相同之處，都具備宣傳引領的作用。
我出生時，最初的住傢是在廠裡一條叫做“雞街”小路旁的平房。傢裡4口人，父母、還有我和姐姐。一開始不明白“雞街”這個名字是怎麼來的？或許是因為那個年代，生活水平不高，傢傢戶戶都多少養幾隻雞。後來才知道，其實是職工們調侃環境簡陋破敗，舉步便是一地雞毛的意思。
雖說生活條件不算好，可廠職工間的鄰裡關系那是真的沒話說。大人們是哥們朋友，孩子們是兄弟姐妹，哪傢有個什麼事，廠裡幾乎人人都知道。平日裡，人們在一起心閑地嚼舌頭，也熱心地相互幫助。
直到今天，我生命中最好的朋友，也是那會兒在廠區蓄水池邊，喝了酒，滴了血，結拜了的兄弟。整個廠區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就像那時住在我傢隔壁，身穿皮夾克喇叭褲，單身而洋氣的大哥哥，成天用四喇叭錄音機播放著的那首費翔演唱的《冬天裡的一把火》。
似乎在那個年代，人們不太會用“好看”的方式打扮自己的思想。道德也是樸實的素描插畫，全以一種純粹的品質，火熱真誠地對待彼此。
“山茶牌”電視機廠，雖然不能同某些大型廠礦單位相比，可也為職工安排住房，擁有廠區自己個兒的幼兒園、食堂、小賣部、衛生所等。除了沒有學校，廠裡能夠滿足一個人一切生活所需，幾乎就是個小社會。加上當時交通信息不便，所以，那時人們心裡的全世界，隻有一個廠子的大小。
我是在車間裡，用生產電視的廢舊材料，做著各種玩具成長起來。記憶中，母親在我身邊，永遠穿著白大褂，與其他女工們一邊聊傢常，一邊選配物料。
那時，廠裡的孩子，不僅在本廠拉幫結夥，也會“勾搭”上較近的其他單位的孩子，比如旁邊的化工廳和安全廳。其中很多同齡人，也都在同一所小學或初中就讀。單位、廠礦、大院，是當時的我們所認知的全部社會結構。有很長一段時間，筆者甚至以為天下所有的小孩都和我們一樣，說著同樣口音的方言；父母相互認識；有固定的遊戲、生活和工作場所；去每傢串門時，猶如回自個兒傢一樣……
除了學習、打架、瞎胡鬧以外，作為電視機廠的子女，也有區別於其他單位孩子的優越感，最大的驕傲就是傢裡擁有電視機。近水樓臺先得月，當一群同學聚攏在我傢看動畫片時，就成了我最得意，最溫暖的回憶！
在當時，全國很多地方，一個村也沒有一臺電視機。因為即便是有錢，電視也需要憑票購買。所以，那會兒親戚朋友都想方設法拜托母親，購買一張價值五百元的電視機票。記得母親告訴我，傢裡一共就兩張電視機票，一張用來買了自個兒傢的電視機，而另一張，在那個月工資隻有幾十元的年代，免費送給了我的二伯……
1987年，廠裡為職工分配了新建的樓房，那時剛7歲的我，也隨父母搬進了新的傢屬樓，住傢在第七層樓。對我來說，住進“高樓”的幾個印象：能夠站在當時城裡還未安裝“防盜籠”的陽臺，看到滇池那邊的“睡美人”；夥同也搬入另一個單元第七層的“結拜”兄弟，嘻嘻哈哈地站在陽臺上沖著樓下撒尿！
住進了樓房，對我來說，記憶最深的是父親從原先的養雞改成了養鴿子，每天都看著他開心的放飛鴿子，然後又見他皺著眉，焦急等待歸巢的“寵物”。昆明養鴿子不戴鴿哨，不像北方，漫天地發出為人間添愁的鳴響……
為了養鴿，時常要幫助父親，把幾十公斤重的玉米、火麻子，還有花生，從一樓扛運至頂層。“步伐可以慢，也可以停，但要勻速……，任何時候，腰桿都要挺直……，不要輕易卸下肩上重物……，累的時候學會如何呼吸……，負重而行，堅持，再堅持一會兒！”這便是父親曾傳授於我負重爬樓經驗的話語。沒想到在今天，成了幫助我作為一名男子漢，面對困境，勉勵自己的信條！
後來，和所有那些曾經人員臃腫、生產方式落後的國有廠礦單位一樣，“山茶牌”電視機廠也開始走下坡路了。雖說廠裡有很多人不願接受，可這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很讓人欣慰的是，直到倒閉，電視機廠從未拖欠過職工的工資。逐漸的，在廠區裡生活了一代或兩代的職工傢庭搬走了，剩下的熟人越來越少……
除了電視機廠，周邊的一切也都在改變，我已不再能從七樓遠眺到“睡美人”；天空中少有傢鴿飛翔；不再會因為傢裡有臺電視機就感到得瑟；那些廠礦職工內心裡的世界，早已漂洋過海，不再隻有一個廠子的大小……
“山茶牌”電視機廠，雖說走到了歷史的盡頭，如今已變成了昆明氣質迥異的新型文化空間——“C86山茶坊”。我一直以為：它可就像一個英雄，圓滿完成了所屬年代交給他沖鋒向前的任務。落幕後，在新時代彰顯出了榜樣的力量，以更加奪目的光繼續照耀這座城市。就如同，在今天，在此刻，我擦拭著老昆明雜書館裡的每一本書、每個老物件上的塵埃時，我知道，它們仍舊會閃爍出最初的光，再次鼓舞很多人，再次鼓舞著我！
當又一次走進電視機廠曾經的廠區，筆者已從廠礦子弟變身成一位父親。我的孩子雖不是廠礦子女，卻也在某種緣分的驅使下，回到了“我的故鄉”。能夠和他講述這片“故土”帶給我的童年，我的青春。這份溫暖，讓我感到無比自豪！
仿佛是過往與當下的接續，就像一個關於前進而繼續閃光的故事。在前行的路途中，有停止、後退、消沉，更有加拼命的追尋。但這一切都是為了不停頓地向前。充滿感動，充滿熱情。今天的“廠區”，對於這個時代的我們來說，更像是整座城市，整個國傢，那裡的人有夢，有理想，有憧憬！
那天，又一次送孩子來“C86山茶坊”學習，當我站在曾經踩踏過的老廠房水磨石的地面上，翹首等待孩子放學時，陽光照在了我的身上。那一刻，我清晰地看到了那個曾經蹲在角落裡玩耍、膝蓋處打著補丁、正抬起頭向我微笑的少年……
二、手作紙門簾的情愫
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產物，它們承載著很多人的歡樂與痛苦，似乎也代表著一代人的過往，過去的時代留給我們的都是回憶。如何延長過往的回憶？我以為：老物件能夠來代替。
歲月帶走了太多太多曾經的心心念念，時光一去不返回，往事隻能回味，老昆明雜書館的每個老物件都有故事，歲月易逝，經典留存。經常有市民扶老攜幼前來參觀，仔細觀看，動情撫摸，停下腳步，面對眼前依然有溫度的物件，拍照留念。歲月雖然流逝，但留下了記憶，它們不僅隻是懷念，更是一種傳承，一段時光追憶，一種力量延續。它們留下了人生的回憶……
一天，在那掛有上世紀80年代特色的手作紙門簾前，一位50多歲的老嬢默默發呆，目不轉睛，站了許久，似在遐想什麼。出於好奇，我上前詢問。尚未開口，隻見她眼眶浸著淚水，嘴角不時抽搐。問其原由？嬢嬢姓王，一位退休老師，講了自己的往事。
那年，她和要好的小姐妹去北京旅遊，在回昆的綠皮火車上，她和他對面而坐，邂逅相遇。他是畫傢，一直在畫她，當把畫稿送給她時，她折服了，癡迷了，也知道了彼此住昆明。兩周後，她認定了遇到真愛，他就是她的真命天子。隨後就是談婚論嫁，隨後就是準備嫁妝。
那個年代，時髦的手作門簾是必須的。她和小姐妹們一起動手，無數的回形針用作“骨架”，然後剪裁彩色掛歷紙，將它們小心翼翼地剪成長4厘米、寬3．5厘米的等腰三角形紙條，再將紙條正面向外，從寬端開始，逐個緊卷在回形針骨架上，兩端稍細，中間略鼓，呈紡錘狀，用膠水粘牢紙條尾端。這些單個“半成品”由回形針骨架環環連扣，連成了一條五彩斑斕的彩鏈，每條彩練連接了近50個“紙珠粒”，約有1.8米長，長度比兩米高的門稍短5～8厘米。最後，把48條彩鏈等距地集中固定在一個木條上，再穩穩地釘在門框上端，一掛漂亮的門簾做好了。2400多顆彩色“紙珠粒”，也把姑娘對美好生活的憧憬沁入心田。樸素的婚房門上，條條彩練下墜，猶如晃動的流蘇，進出門時，輕輕撩起，嘩嘩的響聲，仿佛是時光流淌的旋律，總能在心頭蕩漾開來。
王嬢嬢說：那時的生活樸實也充實，我們習慣了動手去創造，習慣了從簡單的材料中汲取無限樂趣。用自己的雙手制作門簾，雖然耗時耗力，卻擁有了不可替代的意義，更何況是自己嫁妝之一。紙門簾不華麗，卻耐用而漂亮，正如那個時代的人們一樣，單純而真誠。
結婚前夕，手頭很緊，她失眠多日，後來敲開學校財務的門，借到了40元錢，解了燃眉之急。老媽買回搪瓷盆、牙缸、皂盒、友誼牌雪花膏；她用剩餘的錢，買些瓜子和喜糖；學校的老師送來了一對紅色玻璃花瓶，兩束塑料花。
那年，她做了新娘，就像實現了一個夢想，感覺真好。但是，婚後生活就像劃過的火柴，擦亮之後，“刺啦”一聲，伴隨著輕微的刺鼻味，便是耀眼的亮光，隨著慢慢燃燒，就再也沒了光亮。他不拘小節，不愛幹凈，不擅交往，他崇尚自由，喜歡無拘無束，覺得婚姻束縛了他。心中美麗的憧憬一切，隻能照亮內心的黑暗，卻不能驅趕那無望的絕望。含著淚，他們離了婚，但她帶走了傢門的鑰匙。
她不再管他了：蓬亂的頭發，幾點休息？到哪裡去？和誰在一起？她都不再管了。隻是一如既往地去收拾房間，清理垃圾。他也習慣她間斷地光臨，也比在婚姻中更浪漫地愛她，燭光晚餐、遠足旅遊、……，戀愛和婚姻中沒享受到的，後來實現了。除了大紅的結婚證變成了墨綠的離婚證外，他們和夫妻沒什麼兩樣。
後來，他成名了，無數的畫稿變成了無數的鈔票，她幫他經營，幫他管理，幫他消費。日子就這麼過著，直到他被確診為癌癥晚期。彌留之際，他拉著她的手問她，為什麼有一生無悔地陪伴。她哽咽地說：愛要比婚姻長得多，婚姻結束了，愛卻沒有結束，所以有了守侯。
一掛紙門簾目睹了滄桑，見證了流年。多年之後，再看著它，像是在看一場老電影，勾起過來人曾經的回憶，也向後來人訴說著光陰的故事。最為紮心的瞬間莫過於陰陽兩隔時，尚能從對故土、故人、舊物的懷念中獲得一丁點兒慰藉，卻發現，回不去的曾經，回不去的歲月，確有忘不掉的他！
王嬢嬢又一次撩起那紙門簾，依然嘩嘩作響，雙眸中流露著眷念，門簾上的每一顆紙珠都沉淀了時光痕跡，每一聲響動都是對過去的懷念。時過境遷，物是人非，紙門簾是歲月的見證，更是信念的守候，睹物思人，親人早已淡出視線，老物件則留有他們的影子，愈發清晰開來……
老昆明雜書館裡的老物件，都承載著歲月，都有回憶、故事和感情。總是厚重的讓人沉思，讓人忍不住要上手撫摸。看似一文不值的東西，對有些人來說是有價值的，一件舊物不止藏著一段故事，也留著一個念想，關於親情、關於友情、關於愛情……
聽完王嬢嬢的故事，我對雜書館的這掛紙門簾，當然還有各種老物件有了更深層次的認識：無論世界怎樣發展，技術怎樣進步，機械生產品的冰冷，永遠無法取代手工制品上存留的指尖溫度，手工制品永遠不會退出歷史的舞臺，它們會隨著時代的演變而生成新的模樣，但記憶中的門簾仍會隨風搖晃，隨風搖晃。有些東西舊得生銹、泛黃，可還是能讓人感慨萬千，舍不得扔。它代表著回不去的舊時光，尋不回的故人。
每件舊物都代表一個時代、一段歲月，對於經歷過的人來說，是一輩子抹不去的記憶，那段曾經陪伴我們的時光裡，有快樂、有辛酸，有溫暖的親情，有簡單的友情，有純潔的愛情，也有平平淡淡的生活……
歲月悠悠、情也悠悠！老物件攜帶著生命中的重要回憶，是過去和未來的過渡，也可成為新生事物的基礎。讓我們一起惜舊成新，開啟嶄新的一天，繼續向前，一直向光。
三、司機老王開火車
2023年6月的一天，有位王姓師傅來到老昆明雜書館，捐贈了一些父親留下的老物件，其中有一個外觀呈弧形的鋁制飯盒。
看到這個物件，似曾相識，仔細思忖，想起了當年京劇《紅燈記》裡《粥棚脫險》的橋段：地下黨交通員李玉和攜帶密電碼，與柏山遊擊隊派來的“磨刀人”接頭，簡陋的粥棚，有人喝粥，有女孩賣煙。李玉和一手提著號志燈，一手提著飯盒，沉著地走上臺前，唱道：
破爛市我把親人訪，飯盒裡面把密件藏。
千萬重障礙難阻擋，定要把它送上柏山崗。
他把號志燈掛在柱子上，等待接頭人。磨刀人舉手捂耳，唱出生活裡常聽到的那句吆喝：“磨剪子來……戧菜刀……！”李玉和見到他左手戴手套，盯住號志燈看，倆人對了眼神。剛要說話，警笛聲響，日本憲兵沖到粥棚，磨刀人用眼神與手勢暗示：“我來對付他們，你趕快避開！”他敏捷地推倒磨刀板凳，把憲兵引到身邊，李玉和從容地把稀粥倒入飯盒，掩蓋了密電碼。鬼子進行搜索，李玉和從容地把腰形飯盒蓋打開給憲兵看，機警地躲過搜查。落幕時，聚光燈照著李玉和的笑容，預示勝利脫險……
筆者詢問王師傅這飯盒的由來？他侃侃而談：這個表面坑坑窪窪、底部已有些發黑的鋁制飯盒，是父親曾經用過的老物件，它的外形像豬腰而被人們叫做“腰子飯盒”。鋁飯盒裡有夾層，上層稍淺，可以盛菜；下層較深，用來裝飯，飯菜分裝，很是實用。生活艱苦的年代，這種便捷的飯盒對於鐵路人是十分重要，特別是那個蒸汽機車的年代，“腰子飯盒”是火車司機出乘跑車時的“標配”。火車司機會提前將一片舊閘瓦放進機車爐膛燒熱，到了飯點將其取出，把“腰子飯盒”放在上面加熱飯菜。
王師傅喝著雜書館用搪瓷茶缸泡的特有“高碎茶”，悠悠地講了他父親即“司機老王”的故事：
司機老王是昆明人，但在盤溪鐵路局過了大半輩子。解放前，他曾在越南人開的咖啡店打工，新中國誕生後，店鋪關門了，他就到昆明市教育局當炊事員。半年後，響應國傢號召，應征入伍，在解放軍駐河口某部當兵。1957年，他轉業被分配到昆河鐵路的芷村車站，幹貨物裝禦；一年後，調到盤溪機務段，1958年開始，司機老王在機務段從司爐做起，先後當副司機、司機、司機長。蒸汽機車的生涯伴隨著他，一幹就是30年。1988年，身體不適，提前退休。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鐵路局工作很吃香，坊間稱其為“鐵老大”，姑娘們找對象，大多首選“鐵路三員（元）”：中共黨員、乘務員、工資60元。司機老王達到“三員（元）”條件，而且火車司機地位很高，高於乘務員好幾個檔次，正所謂“離地三尺三，賽過活神仙”，找對象簡直就不是問題。經人介紹，他認識了在鐵路醫院工作的她，27歲那年，老王結婚了，他們先後生了3個娃娃。近水樓臺先得月，娃娃長大後，都在鐵路上工作，他們的配偶也在鐵路系統，一大傢子，名副其實的“鐵路之傢”。
剛開始時，他是幹司爐。車頭有蒸汽鍋爐，開動時需要燒水，產生蒸汽，由此產生動力，車頭後面都拖掛著“煤水車”，貯滿了燃料和水。車上沒有自動進煤裝置，火車不停，鍋爐就得不間斷地燒煤，鏟煤成了苦差事，司爐就是幹這活。鍋爐風門由兩片鋼板組成，每3秒開合一次，司爐鏟煤後，須在轉身的同時，把煤炭準確送進正好開啟的風門，隨後再躬腰轉身，雙手緊握大鐵鏟，鏟煤、轉身、送煤，一氣呵成，動作很機械，循環反復。春夏秋冬，天天如此，特別是上坡時，他們和火車一道，氣喘如牛。
後來，司機老王終於能開火車了，但也不輕松，要求政治思想過硬，身體好，五官要好使，眼睛要看清路況，耳朵要辨明有無異常聲音，鼻子要聞有無異味，神經高度緊張，隨時註意處理突發事件。他的右半身要伸出窗外探路，因此，司機老王右半身經常風吹日曬，雨天經常是濕的。後來，更換內燃機車，可沒多久，司機老王就退休了，因此，他工作的絕大多數時間，主要都是在“昆河鐵路”上開蒸汽火車。他所在機務段是主要行車部門，米軌蒸汽機車駕駛組由司機和司爐組成，司機每月供應32斤糧食，司爐42斤。火車頭的駕駛室溫度在50℃以上；蒸汽機車每6000千米檢修一次，開了60000千米就要進行大修。
火車司機很辛苦，除了固定上班時間外，有時會臨時抓差，必須隨叫隨到。司機老王出門上班時，隨身必帶“司機四件套”，可以說是當時的標配：懷表，看時間必用；腰子飯盒，裝滿一天的飯食；一把小錘，檢查車況之用；一支鋼筆，用於填寫火車時間表、行程表。
那些年，國傢困難，生活艱苦。開火車是特殊崗位，每次收車回傢，“勞動佈”的工作服都是臟兮兮的，他老婆都要把臟衣服拿到石板上鋪開，用刷子“唰唰唰”地刷洗，很辛苦。傢中娃娃記憶最深的，是司機老王的那個腰子飯盒，它曾經帶回來美食、希望和快樂。傢庭經濟挺困難，老王和老婆節衣縮食養娃娃。他跑貨車時，老婆就把腰子飯盒裡裝滿飯菜，吃飯前將飯盒放在蒸汽機上熱一熱就吃了。跑客車時，隻要準備空的腰子飯盒就行了，客車上有客餐，乘務員隻花不多的錢，就能得到一餐有肉有油水的飯菜。老王常常餓著肚子回來，把在客車上打到的乘務人員飯菜省下，帶回來給娃娃吃。每當他跑客車，娃娃們就早早地期盼著爸爸回來。娃娃中間，小老三愛耍小聰明，每當司機老王跑客車的日子，他就早早地在下班必經道口候著，等見到司機老王，他就能最先吃到爸爸帶回來的飯菜了。
開蒸汽機車會遇到困難和風險，比如，火車會在隧道裡打滑；如果遇到下雨天，煙子又大，開不動火車，司機就會嗆暈在隧道裡，隻能等待救援人員開著軌道車的到來。昆河鐵路上的拐彎多，直線少，有的線路彎道特急，最小曲線半徑隻有80米，是典型的山區鐵路。據專傢介紹，準軌鐵路曲線半徑是400米，最小的地方350米，現在的高速鐵路要達到1600米。而昆河鐵路是80米呀！如果坐在車廂裡，從過道看後面，常常看到車廂左右擺動，人們稱為“龍擺尾”。特別是從前的蒸汽機車，彎道半徑最小的地方，前面車廂的人可以在車窗外與後車廂的人大呼小叫呢。另外，火車行進時，常常還會有樹枝橫打進來，嚇得乘客低頭躲避，躲不開的就會被著實地抽一下。
火車鉆山洞時，乘客更感不舒服，隧道窄小，車廂與山洞石壁距離隻有30～49公分，通風排氣不暢。車頭煤煙濃烈，灌滿各節車廂，乘客隻得捂著鼻子大咳一氣。等火車出了山洞，相互看來，尷尬而笑，腦門上、鼻翼間，佈滿了細小微粒煤塵，黑色斑斑，污煙遍身，好像剛剛掃過煙囪似的。
蒼茫滇南山中，火車從山腳爬到山頂，確實不易，鐵路修成螺旋狀，火車一圈圈盤山繞行，盡管後來蒸氣機車的動力加大了，所拉車廂也在增加，但有些路段很難牽引。有的時候，火車尾部還會再加一個蒸氣機車頭，前面拼命拉，後邊使勁推。司機老王回憶：車速很慢，在危險路段跑25（時速）公裡，安全地方跑40（時速）公裡。如此車速，也就有了“雲南十八怪，火車沒有汽車快”的笑談。
一些膽大的夥子為了炫耀膽量和機敏，竟能跳下車去，與火車同步慢跑，然後又爬上車來，享受著同齡人傾慕的眼光和贊美。更有甚者，站臺上賣煮米線、炒餌塊的小販上車售賣，待乘客吃完時，火車已駛出站外很遠，他們竟能手拿托盤，拎著碗筷，跳車返回，人不跌跤，碗不摔破。車速之慢，可想而知。這些舉動常常氣得司機老王吼叫不已，會撿起煤塊打將過去，以示警告。
說到膽大，就得算那些男娃娃和買不起車票的山民，他們乘車往往不買票，自稱是“混車坐”。特別是動亂年代，與眾不同的乘車方式是不坐車廂，而坐在車頂。如此乘車，乘務員逮不著他們。車頂上，或幾人相擁，或一個獨坐，既可觀賞四周風光，又避免了車廂內擁擠悶熱，但會“吃”更多的煤煙。如此驚險經歷，會使小夥子們激動不已，車頂上大呼小叫，回傢後興奮得整夜難以入睡。當年昆河鐵路上有這樣的順口溜：“蛇形的鐵路，爬行的火車，英雄的司機，玩命的乘客。”
對司機老王而言，火車就是他的生命，有著深厚感情。開了30年的火車，從開蒸汽火車到內燃火車，先後帶了20多個徒弟。“飯盒周圍這些發黑的印記，就是父親在鍋爐旁加熱形成的。” 王師傅說：那時，一到午飯時間，大傢就輪流加熱飯菜。雖然條件艱苦，但大傢總是有說有笑。
聽完王師傅的“司機老王開火車”的故事，再次撫摸“腰子飯盒”，心中感慨頗多。那些看似平常不起眼的物件，每一件都有故事，無不與那個時代人們的衣食住行息息相關，它們是見證，見證了那個時代的一種生活；它們更是情懷，詮釋了那一代人的智慧與樂趣。
腰子飯盒真的是社會時代的象征。對很多“老鐵路”來說，它裡面裝著滿滿的傢庭記憶，雖已淡出人們視線，但曾經見證過老一輩鐵路人幾十年如一日，默默付出和艱苦奮鬥的精神，仍激勵著新一代鐵路人為鐵路高質量發展貢獻力量。打開了舊物，想起了故人；翻開是故事，合上是回憶。回頭看看，誰也不是原來的自己。我們時常回憶過去，不是那時有多美好，而是那時我們正年輕！
四、民國情書：舊時光裡的愛情
老昆明雜書館的郵品檔案中，我翻閱到一封由雲南沾益寄至昆明的信函，信封為西式實寄封，收信地址：“昆明象眼街第七十三號”。收信人欄：“郭鐘芬先生 玉展”。寄信人欄中未留下詳細姓名，僅僅隻是書寫了倆字：“內詳”。從信封上所透出的信息，我們可以了解到中國傳統書信的稱謂和用語：
其一，收信人“郭鐘芬先生”，字面直觀，當為女性。中國傳統稱謂中的“先生”一詞不隻局限於男性，女性若被稱為“先生”，那意味身份較尊貴，也用於對知識分子階層的尊稱，比如冰心先生、楊絳先生等。其二，“玉展”一詞，是書信中敬稱受信者展閱之詞。其三，所謂“內詳”，表示收信者拆閱便知，一般用於熟人或知交之間的書信往來。從這三個信息推斷，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寄信和收信者均有一定的文化水平。
信封背面銷發地戳：“雲南沾益”內外虛線中文三格戳，時間：“卅八（1949）十月十四”；落地戳為內外虛線中英文三格戳，時間：“卅八（1949）十月十六”，郵程兩天，沾益到昆明全程160多公裡，但信函在郵路上走了兩天，可見當年交通很不便。若在今天，可能用時隻需1小時又50分鐘，當下交通快捷通暢。
信封內有一封“民國情書”，字跡娟秀，玉筆銀鉤，情真意切，其中隱藏著舊時光裡的愛情，內容如下：
親愛的瑜：
當我呼出了這一行字時，你能知道，我體內每個血液是多劇烈的沸騰著嗎?
每一時刻，我都瘋狂的想念著你，最使我念著的，當然:是那甜蜜而熱烘的嘴唇，和清明銳（悅）耳的聲音。
在前晚的說話中，我聽到了有許多人最近對你訴說的話。瑜：“人言可畏”，為了你的事業與前途。我願忍下了痛苦的“思念”，以後不再常來找你啦！
請原諒我吧。 祝
愉快
芬 1949.4.22.
中國人自古最懂紙短情長，這是刻在血液裡的沉靜雅致。哪怕寥寥數語，也滿是濃情蜜意，兒女情長。有共同話語的人，知你所知，懂你所懂，能夠尊重你，站在你的角度想問題，與之相處，讓人覺得如沐春風，倍感舒適。
然而，這封信的字裡行間，我們看到愛情的甜蜜與熱烈，同時更多的是品味到了無奈，它在書寫一段民國戀情。亂世裡，愛情微不足道，擺在生命面前，像風一樣的輕。兩情相悅仿佛又很重，就算情書沉睡了75年的光景，今天再讀此信，仍覺得傷感和遺憾。
細讀幾遍這封似乎帶有“絕情分手”的情書，筆者在品嘗那五味雜陳的愛情。在那個時代，風花雪月不踏實，被命運愚弄、被世俗把玩才是常態，個人的情感哪怕再怎樣的銘心刻骨，在流言蜚語淹沒中、在炮彈墜落的瞬間，在痛徹心扉中破裂，壓根小到看不見。
這封情書頗有蹊蹺，仔細分析，能看出些許端倪：
信封收信人：“郭鐘芬”，但信件開頭卻稱之“親愛的瑜”，且落款人是“芬”。另外，從信封背面的“郵政發地戳”顯示，寄信時間：“卅八（1949）十月十四”，但信函留下的時間卻是“1949.4.22.”。信封與信函內容如此相異，尤其是時間相差168天。其中必有原由。筆者揣測與分析，大膽地得出以下推斷：
1949年4月22日，那位叫郭鐘芬姑娘寫信給“親愛的瑜”，信中首先傾述了戀人曾經的甜蜜和姑娘的癡情：“當我呼出了這一行字時，你能知道，我體內每個血液是多劇烈的沸騰著嗎?”“每一時刻，我都瘋狂的想念著你，最使我念著的，當然:是那甜蜜而熱烘的嘴唇，和清明悅耳的聲音。”
隨後，筆鋒一轉，講述了姑娘的擔憂：“在前晚的說話中，我聽到了有許多人最近對你訴說的話。瑜：“人言可畏”。最後是無可奈何，說出撕心裂肺的絕情之語：“為了你的事業與前途。我願忍下了痛苦的‘思念’，以後不再常來找你啦！請原諒我吧。”
至於那位叫“瑜”的男子幹啥工作？一段戀情竟然會影響到他的“前途”？我們不得而知。時隔5個月又24天，經過168天的掙紮與煎熬，“瑜”可能真的是“哀莫大於心死”了，無望之中，痛下了分手決心，於是將郭姑娘給他的信塞進信封，原件退回，而且無言，並未留下心回意轉的隻言片語。
如果結局真像筆者推斷，那麼這段始於甜蜜的愛情就帶點悲劇元素了，尤讓人覺得感傷。1949年，那是個分崩離析的年代，舊時代的大廈將傾，人渺小，情更是虛無。最後，雖是落花人獨立，何曾微雨燕雙飛？黑暗而混亂的世道裡，沒人能獲得真正的自由，哪怕是相愛的自由。枷鎖是無形的，戰爭是無奈的，連性命都無暇顧及，有情人支離破碎才是常態。
都說民國愛情，十有九悲，這話不假，哪有那麼多傾城之戀？更多的隻是被迫的離散。我們無法了解到信中的兩個戀人究竟遇到怎樣的狀況？也無法得知最終結局如何？兩個人的相遇肯定是種緣分，一個驚艷了時光，一個溫柔了歲月，誰和誰的相遇，上天早已安排好了：有緣之人，相隔千山萬水也能遇見；無緣之人，近在咫尺眼前照樣擦肩。但是，時代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緣來緣去皆是天意，緣深緣淺皆是宿命，聚散不可知，去留不由人。
更何況，那些年的一切都很慢，路途很遠，車馬蹣跚，書信裡暈染著淡淡的墨水氣息，寄信人、郵差和收信人，情書在三者手中輾轉，等一個未卜的歸期。那些年的愛情也很慢，如同本文所示：沾益到昆明，160公裡，一封信要等兩天才能收到；如是天涯海角，時日可想而知。那個叫“瑜”年輕人不經意的一個轉身，就在“芬”的搖曳身姿裡淪陷，他們的愛情應該是純粹而美好的，或許開頭千難萬險，結局千差萬別，甚至差強人意，但我相信：在那個慢節奏的年代，戀人相愛的心是相同的，一生也隻夠愛一個人。
聚有聚的原因，散有散的理由；緣深的陪伴，緣淺的分散；相欠的或許就會相見，不欠的反而不見；前世的交集，今生的聯系，不管遇見誰，都有各自的使命。相伴一生也好，相隨一程也罷，一個“隨緣”，既是心態，也是宿命。
離開的人，別怨恨，微笑著放手，真心祝福，命運教會了懂得珍惜；
留下的人，別冷漠，用心地呵護，悉心照顧，命運教會了如何去愛。
閱讀這封“民國情書”，筆者有太多感慨，於是寫了如下文字並刻在木板上，懸掛於老昆明雜書館的“喜事館”：
情操的見證
愛是一種契約，明知道這是一生一世的承諾，為了互相擁有，也情願做出許諾。
做人總要信，因為信才會看見，總會由一點一點的堅持而成真。
答案很長，準備用一生的時間來回答你。
準備要聽了嗎？我們都要好好吃飯，好好活著，彼此註視。
文章到此，應該收筆了，但意猶未盡，筆者再對這份郵品檔案作出兩點補充：
其一，信函寄遞是“卅八（1949）十月十四”。此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宣告成立14天了。但信封背面則貼著民國時期的“民滇普5 孫中山像‘滇省貼用’改作半開銀圓”郵票，面值1角2分（上海大東一版，金圓50元，墨綠），同時也蓋銷了民國的郵政日戳。這是因為當時雲南尚未解放。
就在這封信函寄出56天後，1949年12月9日夜間10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盧漢順應歷史潮流，率領滇省軍政人員通電全國，在昆舉行起義，宣佈雲南和平解放；12月10日，上述“滇省貼用”郵票停止使用。正是滇省特殊情況，此種郵票僅存世8個月，由於時間不長，流通不廣，現存郵品不多，故較為珍貴。
其二，郵品的收信地址“象眼街”，僅憑這個街名就有故事。象眼街，位於五華區境東南部，護國街道境內。南北走向，南起威遠街，與端仕街相連，北至原來的長春路（今人民中路）。長229米，寬14.4米，瀝青混凝土路面，城市3級支路，雙向兩車道。
如此街名，定與大象結緣。民間傳說：從明代開時，緬甸、老撾等國都向中國皇帝進貢大象，雲南府署設置“象房”供其歇息與中轉，房舍高大自不待說，園林寬敞，有水池有草地有樹林，大象可自由走動，貴胄在此娛樂。明清兩代，北京有習俗，每年六月初伏，會在護城河內為宮廷所養的大象洗澡。清代文人屈大均《洗象行》：“玉河六月河水長，朝廷舊典賜洗象。”西南邊陲的昆明也有樣學樣，到了六月初六，大象披紅掛綠走出象房，前面旗鼓隊鳴鑼開道，稱為“象奴”的飼養員牽引大象，魚貫而行，要去盤龍江裡“洗象”。若按直線距離，象眼街到盤龍江，最近處當在今天桃源街到南太橋這一段。百姓不易看到這些大傢夥，這天就早早來到江邊，看大象如何洗澡？看象奴長得啥樣？大象訓練有素，沿江岸一字排開，等得號角吹起，就載著象奴依次入水“沐浴”。大象戲水煞是精彩，圍觀者會把銅錢扔進水裡，這些大傢夥能用長鼻子從水底撈出，交予主人。接錢後，象奴致謝，大象會卷起長鼻子，頻頻點頭，以表敬意，還會用鼻子吸出清水，噴向人群，很是熱鬧。明代，昆明有竹枝詞：
盤江輕蔭夾綠槐，香車筍轎錦成堆。
千錢更賃樓窗坐，隻為河邊洗象來。
洗澡完畢，開始上路，向京城進發。相傳在盤龍江洗過澡，可保大象路途無病。清代中期，緬甸貢象行至此街中段勸學巷岔口處，忽然下跪，長久不起，模樣虔誠與敬畏。人們認為大象是吉祥瑞獸，為紀念此事，在大象下跪之處用淺紅、淡黑、灰白三種石頭鑲嵌成大象的頭部形狀，約三尺見方，寬額大耳，長鼻小眼，可愛至極。民間還有更神奇傳說：若是農歷六月初六這天恰逢“小暑”節令，初升太陽光線斜射角度奇異，正好照在象眼，這“瑞獸”瞬間顯得更有靈性，一對象眼忽閃忽閃眨動，甚是傳神。老街名字由此而得。
一封民國情書，引出這些故事，誰是誰的誰？誰又和誰天長地久？這輩子真的好短，信中的“芬”和“瑜”，很可能說好了要過一輩子的，可惜走著走著就變成了曾經。
再讀情書，有了這般慨嘆：珍惜眼下每一分鐘，珍惜身邊每一個人，珍惜還活著，把該做的事做好，把身邊的情抓牢。千萬別想著來生再續前緣，下輩子你不會遇見我，我也不會遇見你。百年之後，塵歸塵，土歸土，什麼愛恨情仇一筆勾銷，什麼榮華富貴都是浮雲。
五、西南聯大社會實踐檔案解讀
“雲紡博物館”曾贈予筆者一份1941年的信函檔案影印件，全文如下：
逕（敬）啟者，蔽校社會學系學生十餘人，由李景漢，李樹青先生率領，擬於五月廿四日星期六午後四時前來參觀。籍聆 教益，屆時敬希惠予指導為荷。
此致：
裕滇紗廠金廠長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印）
五月廿一日
這份信函檔案為單位專用公文信箋，信箋天頭印有朱紅色“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用箋”字樣，格式為紅框豎排。檔案文字為豎寫楷體，蠟版油印。鈐有“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印”方形朱紅篆字印章，長、寬直徑均為2厘米（見圖1）。另外，查閱《萬年歷》得知，檔案中所提“五月廿四日星期六”的年代為“1941年”，當天的農歷為“四月廿九”。信函僅78個漢字，確道出那個烽火連年的聯大往事。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北京、清華和南開三所大學先遷至湖南長沙，組成“長沙臨時大學”。1938年4月，又西遷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5月4日開始上課，設立文、理、法商、工、師范5個院26個系，兩個專修科，一個選修班。聯大薈集了著名專傢、學者和教授，師資充實，在昆辦學8年，畢業學生約2000人。
國難當頭，聯大師生用一腔熱血報效國傢，為國分憂。正是愛國情懷的原動力，8年期間，他們對祖國文化與教育自信、堅守與堅持。教師循循善誘，諄諄教誨，嘔心瀝血，授業解惑傳道，辛勤耕耘，立下不可磨滅的功勛；學生發奮學習，孜孜不倦，潛心求學，刻苦鉆研，湧現出大批人才，成為國傢棟梁。
聯大校訓：“剛毅堅卓”；校風：“民主自由，嚴謹求實，活潑創新，團結實幹”。特殊年代的艱難環境中，師生以自由嚴謹的治學態度，正氣凜然的氣節，完成了偉大壯舉，一批中國近現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學者從這裡走出，一連串閃光的名字代表了中國當時最高的學術和文化，承載了當時高等教育的全部希望和重擔。
本檔案中所提到的“社會學系”，是聯大文科類重要的學科部門，研究對象包括社會分層、社會階級、社會流動、社會宗教、社會法律、越軌行為等。它與經濟學、政治學、人類學、心理學、歷史學等並列於社會科學領域。社會上所涉及的事情都是該系學習與研究范圍，諸如社會運動與變遷、傢庭、人口、心理、消費、經濟、宗教……。當時，該系教授著重就讓學生思考：這些社會事物為何出現？現狀如何？起到什麼作用？有何問題？
社會學系領軍人物正是本檔案中所提及的兩位教授：李景漢和李樹青。
李景漢（1895.1.12～1986.9.28），北京通縣人。中國著名社會學傢、社會調查專傢。主要從事社會田野調查調查與研究。1917年赴美留學，主修社會學及社會調查研究方法。先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學習，獲加利福尼亞大學碩士學位。回國後，1926年，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社會調查部主任、兼燕京大學社會學系講師。1935年～1944年，歷任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清華大學國情普查研究所調查組主任、西南聯合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李景漢為中國社會調查研究和社會學教學做出了貢獻，進行過大量社會調查，其中在河北定縣所作調查，是中國知識分子運用西方社會學方法，進行實地調查的典范，是中國首次以縣為單位的系統實地調查。他任西南聯大社會學系教授同時，還兼任雲南省政府社會處《昆明市志》顧問；《呈貢縣志》主編。193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所著《中國農民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任中央財經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經濟學院教授兼調查研究室主任、中國社會學研究會顧問、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研究所顧問等職務。
李樹青，華裔美國社會學傢。原籍遼寧鳳城。1935年，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畢業。1940年，任教聯大社會學系，還在經濟系開設土地經濟學課程。 1943年，在雲南大學社會學系兼課。面對抗戰時期社會變動的問題，撰寫一系列學術論文，編入《蛻變中的中國社會》一書中。1945年，到美國馬裡蘭州立大學，研究人口及土地利用問題。他用制度學派觀點和方法來分析中國社會的結構與變遷，提出社會制度是社會學的研究主題。他從社會學的傳統、主題、方法等角度，認為該學科是研究人類行為的科學，應註重人與人的行為。1982年，他應邀回國探親和講學，在北京大學及華中理工大學社會學系，作了《人文社會學與行為科學》專題報告。
抗戰時期，在戰時非正常教學情形下，聯大改變原來教學模式，學以致用，為了讓學生更好地思考與探討所學科目，教授認真傳授研究方法，包括如何進行抽樣問卷？如何從事田野調查？如何參加社會實踐。
師生們把研究方向和角度直接面向社會，一竿子插到了市井、農村、醫院、廠礦，甚至軍隊，進行實地教學，學生身臨其境，設身處地，耳聞目染，親歷實踐，以此獲取知識，同時也彌補了當時設備缺乏、資料不足的艱難狀況。本檔案就是一份社會實踐商榷函，協商聯大社會學系的學生前往“裕滇紗廠”，參觀、調研及社會實踐。
1937年，時任雲南經委主任的繆雲臺主持建成“雲南全省經濟委員會紡織廠”，廠址在昆明南郊、環城公路外側的鳳翥村玉皇閣旁。紡織廠開工後，規模有限，產量不多，雲南當局決定繼續擴充紡織業。1938年8月，省經委、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三方協商集資，設立“裕滇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廠址在先前紡織廠旁邊。1939年6月1日，正式破土動工；同時派員赴上海，購買英國制造紡織機器設備。
1940年6月，裕滇紡織廠（亦稱“裕滇紗廠”，以下簡稱“裕滇廠”）正式試車生產，廠長金龍章。裕滇廠主要生產粗紗，專供土法織佈廠作為生產原料，產品迅速在市場暢銷。該廠的開辦，使得雲南外匯流出減少，提高了滇省土法織佈廠產品競爭力，工廠富裕電力還可供應耀龍電力公司，補充昆明電力，一舉三得。裕滇廠是當時雲南首屈一指的紡織企業，其生產確保了抗戰軍需，解決了民生需求。當時，昆明擁有的紡織紗錠位居西部地區第3位，占11%。
本檔案中“裕滇紗廠金廠長”值得一提。金龍章（1903～2000），雲南永仁人，畢業於清華大學，赴美國麻省理工電機工程專業深造，學成歸國，任上海西門子公司電機工程師。
1935年，繆雲臺為籌建雲南經委紡織廠，到上海購買紡織機械，他與金龍章相識，對這位滇籍技術人才大為賞識，多次登門拜訪，力邀回滇，建設傢鄉。回滇後，金龍章歷任裕滇廠廠長、雲南紡織廠廠長、雲南省政府委員，省參議員、耀龍電力公司總經理、雲南人民企業公司副總經理。
這位高學歷的“海歸”把先進的管理理念和制度應用到工廠生產和運營，所以，裕滇廠的機器設備全是進口，我們從老照片中可以看出，裕滇廠設備一流，相當先進，規模宏大，今人看來，亦嘖嘖稱道。（見圖2、3、4、5、6）
裕滇廠管理層的見解和格局讓人眼睛一亮，整個企業達到當時的國際化標準：開創了雲南的8小時工作制；工人有工傷保險和醫療保障；開設工人補習學校，聘請西南聯大老師教授算術、語文、歷史；聘請雲大外語教師教英文。女工極少識字的年代，這些可謂卓越創舉。
金龍章與聯大有著不解之緣，清華、北大、南開三校遷來之時，作為清華校友，他有獨特情懷，熱心地給予幫助。當時，南開大學王贛愚教授先行一步，調往雲南大學教學，同時也是聯大的“先行官”，金龍章給予了大力幫助，盡心與有關部門聯系，就用地、建校、建宿舍，安置傢屬等事宜做好安排，使得遷校準備工作如期就緒，聯大順利開課。
金龍章是清華大學昆明同學會會長，與聯大諸多先生皆為知交。作為雲南重要的企業，裕滇廠是聯大學生參觀學習、社會實踐的之地，不僅有社會學系，機械系、化學系的學生都以該廠為實習基地。
更難得的是，1943年1月1日，雲南留美預備班成立。繆雲臺任班主任，清華大學秘書長、西南聯大總務長沈履，裕滇公司總經理金龍章擔任副主任，雲南經委紡織廠和裕滇廠撥付352萬國幣，購得17.5萬美元，作為留學生的費用。1945年6月，金龍章護送著40名雲南學生，由印度經加爾各答轉孟買乘船， 兩個月的輾轉，8 月 2 日，到達美國紐約，分別進入麻省理工學院、康奈爾大學、理海大學、密歇根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芝加哥大學等高校學習，為雲南培養了人才。
通過對這份檔案的解讀，我們有了深層次的認知：
雲南具有得天獨厚的社會學條件，蘊藏了豐富的人文資源，保留著較完整的各個歷史時期的社會形態。聯大的教授隨時代進步，解剖自己，提高自己，發揮各自優勢，開拓新的教學領域。社會學系不斷地開出新課程，增添新內容，取得了20世紀40年代本學科的學術成就。這種不斷進取的精神、旺盛的學術活力，促進了教學質量提高，對學生有極大吸引力，也產生了巨大的凝聚力。教學與科研實踐緊密結合，二者相互推動與提高，開拓出新的教學領域，有了新的教學成果。
對於中華文化，聯大師生進行了傳承和發揚，面對艱難困苦，不屈不撓；面對侵略者，誓死抗爭，用自己的心血創造出一項又一項重要研究成果。猶如傲然氣節吹響提振民族精神的號角，也留下了寶貴的文化與精神遺產。國難當頭，聯大的師生不忘授學，不忘讀書，極其艱難的條件下，造就出國傢的棟梁之才。
參考資料：
雲南省檔案館編：《檔案中的西南聯大》。雲南民族出版社，2016年11月版。
《雲南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輯：《雲南辭典》。雲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