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國忠發家史:本不認識楊貴妃,從小混混到宰相,他如何只用6年?

2024年4月18日 8点热度 0人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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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貴妃家屬中最為得勢的要數楊國忠

如果說韓、虢、秦三夫人及楊銛、楊錡二兄弟還僅限於生活上的豪侈荒淫,那麼楊國忠除了這些方面之外;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和影響,就遠非她們可比了。


1、楊國忠如何認識楊貴妃?


楊國忠,原名楊釗,山西蒲州永樂人。武則天時的幸臣張易之,即其舅父。楊釗從小不學無行(品行不正),嗜飲酒箱博(賭博),楊氏家族中對這個小無賴十分鄙視。楊釗在家鄉混不下去,乃「發憤從軍」,到蜀郡當屯田兵,以屯優當遷。


益州長史張寬因「惡其為人」,先藉故打了他一頓,然後才授以新都尉

楊釗與楊玉環是從祖兄妹關系,是一個宗族關系疏遠的遠親。

貴妃生父玄琰死後,楊釗即往來其家,「與其中女通」,根據後來的情況看,中女即楊玉環的三姐(封虢國夫人者)。因楊玉環生下不久,便被居住於河南叔父領去,所以她長大後並不認識楊釗。總之,楊釗的青少年時期,過着潦倒的生活,一直被人歧視。

自從楊貴妃得幸,楊釗的時運也來了。在蜀中時,楊釗曾結識了四川的豪富鮮於仲通,在經濟上時常得到他的接濟和資助。

鮮於仲通名向,以字行,據說他「頗讀書,有材智」,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任他為采訪支使,委以心腹,遇事多和他商量。

章仇兼瓊雖在四川地區握有重權,但宦途險惡,朝廷中又無靠山,故對自己的前途頗為擔憂,總想在朝廷的重臣或其他方面能找到一個靠山,以保全自已的官宦前程。

當他了解到楊貴妃的老家在四川,於是便想通過貴妃在四川的親屬,打通這一條內線的關系。

他推心置腹地和鮮於仲通說:

「今吾獨為上所厚,荷無內援,必為李林甫所危。聞楊妃新得幸,人未敢附之,子能為我至長安與其家相結,吾無患矣。」

可是,鮮於仲通是個交遊並不廣的地方土豪,和楊妃家素乏交往,在長安認識的人也不多。

因此對鮮於仲通說:「仲通蜀人,未嘗游上國,恐敗公事。」


表示自己無法完成這個重任。

但當鮮於仲通提出找楊妃戚屬的關系時,他想起了楊釗,並將楊釗介紹給章仇兼瓊。

章仇兼瓊接見楊釗時,見他「儀觀豐偉,言辭敏給」,干這類差使,條件很適合,遂即任楊釗為推官,在感情上又加意結納,關系一天天融洽。

章仇兼瓊見時機成熟之後,即派楊釗上京師長安向朝廷貢獻蜀錦

臨行,對楊釗說:我備了一些東西在郫縣,以供一日之糧,「子過,可取之」,即可由他自己支配使用。

楊釗至郫縣,見章仇兼瓊已備好價值萬緡的上等蜀貨,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大喜過望,晝夜兼行,很快抵達長安。

他一一拜訪楊氏諸位兄妹,將蜀貨分別親自送上門,說這是「章仇公所贈也」。

他與虢國夫人是「老相識」,遂住在虢國夫人的家裡,將蜀貨的一半留給這位貪財的夫人。

於是,楊氏諸兄妹日夜在玄宗面前夸獎章仇兼諒,博得了玄宗對他的好感,楊氏兄妹也就成了章仇兼瓊政治上的後台。

楊釗也因此獲利,他的兄妹稱贊他「善樗蒲」,引他去晉見皇帝。玄宗見又冒出來一位貴妃的親屬,便留下在京師充職,可以隨供奉官出入禁中,旋即任為金吾兵曹參軍。

只是楊釗系疏屬,也沒有什麼社會地位,所以玄宗在初時並沒有象楊銛、楊錡那樣給予高官厚祿的封賞。

這是天寶四載(公元745年)秋天的事。


2、如何得寵於唐玄宗


楊釗在長安立下腳跟以後,便憑借貴妃及楊氏姐妹得寵的條件,巧為鑽營。在內,他經常入宮接近貴妃,小心翼翼地侍奉玄宗,在朝廷,則千方百計地巴結權臣。每逢禁中侍宴,楊釗掌管樗蒲文簿(一種娛樂活動的記分簿),「絢校精密」。


玄宗對他在運算方面的精明十分賞識,曾稱贊他是個「好度支郎」。

度支郎中乃戶部負責統計核算財賦收支的官吏,其實楊釗,並沒有任度支郎中,玄宗這樣說,不過是藉此比喻他的算計精明。

可是,楊氏姐妹卻抓住玄宗的這句戲言不放,說什麼君無戲言,「數征此言於上」。與此同時,楊釗已巴結上了寵臣王鉷,王鉷以戶部郎中為戶口色役使,遂奏請任他為自己屬下的判官,玄宗在諸楊的要求下,順水推舟,同意楊釗擔任這一官職。

不久,又擢升為監察御史。監察御史品位雖不高,卻是種清要之職,也進入高級官員的必經階梯之一,一般都以素有名望的士大夫擔任。

而楊釗為人卑微,完全憑藉着裙帶關系,「驟履清貫,朝士指目嗤之。」

天寶時期,權相李林甫陷害太子李亨,利用楊釗恃寵敢言,引以為自己的黨羽。而楊釗也乘機投靠,作為自己向上爬的機會,因而與楊慎矜吉溫等人充當打手,積極參與迫害太子李亨勢力的各種行動。

他們在京師另設立推院,屢興大獄,誅連太子黨羽數百家。據說,這些都是楊釗首先發難的。而在背後指使的則是李林甫。

所以,史載:

「國忠凡所奏劾,涉疑似於太子者,林甫雖不明言以指導之,皆林甫而使」。

楊釗呢,因為有楊氏諸姐妹作靠山,有恃無恐,「乘而為邪,得以肆意」,既巴結了權臣李林甫,又有利於楊貴妃,自己也可樹立威權,在他看來,此事是一舉三得。

在玄宗面前,楊釗則想方設法投其所好。

玄宗因年歲漸大,「意有所愛惡」。楊釗通過楊氏諸姐妹「探知其情」,事先作好准備,故「動契所欲」,討得了玄宗的青睞,很快由監察御史遷升檢校度支員外郎,兼侍御史,監水陸運及司農、出納錢物、內中市買、召募劍南健兒等使。

一身兼數要職,成為統治集團中的重要官員。


不久,玄宗又認為他幹得不錯,正式擢升為度支郎中。總之,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楊釗便兼領十五餘使,轉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事。

天寶八載(公元749年),玄宗召集公卿百官參觀左藏庫藏之物,見物資、錢幣山積,大為高興,以楊釗理財有方,當即面賜金紫,兼權太府卿事。

從此開始,楊釗得專錢谷之任,出入深宮內院,宦官們在玄宗面前為他說好話,因而玄宗對他更日加親幸。

天寶九載(公元750年),楊釗上奏請為自己的舅父張易之兄弟昭雪,玄宗居然表示同意。接着,楊釗以自己的名字「釗」字,含圖讖「金刀」,有犯上諱,請更名,以顯示自己的「忠誠」。玄宗遂賜名「國忠」。


3、流血的仕途


楊國忠經過一番苦心的經營,自己的羽翼逐漸豐滿,有了一定的政治力量,便開始不擇手段地傾軋與自已分寵的同僚。

李林甫指使王鉷整治楊慎矜時,楊國忠就已經積極參加了。以後王鉷遭殃,楊國忠更是上竄下跳的凶惡打手。

因為當時王鉷任御史大夫,兼京兆尹,恩寵在自己之上,官位聲望也在自己之上。遂借邢縡「謀亂」的案子,投井下石,以達到自己的目的。

王鉷的弟弟王銲與邢縡友善,楊國忠抓住這一條控告王銲與邢縡謀亂有牽連。玄宗初以王鉷委任很久,理財又有「功」,未必知情,為其開脫罪責,認為王鉷與王銲是同父異母兄弟,可能是王銲妒忌王鉷富貴,故意陷害他的。因此,玄宗想原宥王銲之罪不加按問,但必須要王鉷先奏請罪,然後再加赦免。

遂密令楊國忠將此意告知王鉷。可是,楊國忠不僅沒有將玄宗的真正意圖透露給王鉷,相反勸王鉷忍痛割愛,「但抗疏請罪郎中(王銲時為戶部郎中)」,以保存自己。王鉷想了很久,沒有答應,說:

「小弟先人余愛,平昔頻有處分,義不欲舍之而謀(自)存。」

因而沒有按照玄宗的旨意向皇帝請罪,激使玄宗大怒。結果,王鉷兄弟背被處死。而楊國忠,卻因此而得以代王鉷官御史大夫,並奪得了京兆尹的重要職位,凡王鉷所領眾使務,悉國忠。這是天寶十一載(公元752年)的事。


從此,楊國忠「權傾內外,公卿惕息。」

楊國忠是天寶四載(公元745年)貴妃冊封之後,進京的,他在短短的五六年間,便從一個地位低下的新都尉,一躍而成唐朝中央政府的新貴顯要。由於他所依靠的是貴妃和楊氏姐妹的力量。

因此,他雖身任顯官仍為人看不起。

他與楊氏五姐妹兄弟勾結在一起,形成一股外戚集團的腐朽勢力,又通過楊國忠的肆意干預朝政,致使政事日非。


4、鮮於仲通南詔之敗


對唐玄宗來說,寵遇楊氏外戚,固然有其取悅於貴妃的一面。

然而這種寵遇已大大超過了一般應付的限度。通常情況下,授予外戚的官職,僅限於閒職、散官,玄宗開元初對王皇後家屬,開元中對武惠妃的家屬,都莫不如此。

惟獨此時對楊氏外戚一族,玄宗禁網大開,授予實職,任其擴大權勢,尤其是對楊國忠,重加擢用。

玄宗是否由於女色而昏庸糊塗到如此地步呢?

不是。他那樣做,目的是在朝臣中培植一股新的勢力。有事實表明,天寶後期玄宗已開始逐漸疏遠李林甫,他扶植楊國忠,一方面藉以牽制李林甫的專權,另一方面也為取代已經衰老了的李林甫作準備。這是玄宗慣用的手段。

楊貴妃專寵以後,不少官員趨炎附勢,討好貴妃及其外戚。但李林甫的態度頗微妙,從現存史籍資料中幾乎找不到他積極支持納楊玉環入宮的記載(說來也不怪,壽王瑁本來是他保護的對象)。

如果同他當年積極討好武惠妃的態度相比,兩者形成鮮明的對照。顯然,楊貴妃同李林甫之間存在着一段不小的距離。

在這種背景下,楊國忠在朝廷勢力的膨脹,就不能不對專權獨斷的權相李林甫構成威脅了。

楊國忠在朝廷混到了高官重職以後,隨着權力的擴大,接觸面也廣了,對上層統治集團內部情況的了解也更深更細了。


他發現權相李林甫有安祿山東北方鎮軍事力量等的支持,太子李亨也有西北方鎮軍事力量若明若暗的支持,這兩大軍事集團自己是無法打進去的。

如果沒有地方方鎮軍事力量的支持,自己在朝廷中的權力、地位就有很大的局限。特別是發生一些不測事件時,更是如此。

因此,他極想籠絡些軍事力量,作為自己政治上的後盾,目標很自然就是他所熟悉的劍南軍鎮了。

當時,南詔王已歸附唐朝廷,南詔諸王常帶妻女來謁見漢族地方長官,路過雲南郡時,太守張虔陀總要強留其妻,供其奸宿,並「又多所徵求」,敲詐勒索。

偏偏南詔王閣羅鳳不肯屈從。張虔陀惱羞成怒,「遣人置辱之」,並向朝廷奏報反誣其罪。

閣羅鳳非常「忿怨」,遂發兵攻陷雲南郡,殺死張虔陀,還攻占夷州三十二個。玄宗聞報大驚,欲發兵攻討。

這時正是天寶九年(公元750年)的年末,楊國忠上任京兆尹不久,遂乘機推薦自己的老友和黨羽鮮於仲通為劍南節度使,命其率兵攻打南詔。

在楊國忠看來,這樣做可一舉兩得:既安插了同黨,又可藉此樹立軍功,以培植西南軍鎮勢力。

可是,鮮於仲通既無政治才幹,又不懂軍事。他率兵八萬,分兩路出戎州(今四川宜賓市)和嶲州(今四川西昌),當大軍分別進至曲州(今四川昭通)和靖州時,南詔王閣羅鳳看見唐大軍壓境,深懼不敵,趕忙派使者前來談和,表示願送還俘掠的人口和物資,修復雲南郡城歸唐。


並且提出:

「今吐蕃大兵壓境,若不許我,我將歸命吐蕃,雲南非唐有也。」

不料,鮮於仲通對閣羅鳳的話不加理睬,自以為親率大軍八萬,想一舉討平南詔,既不明南詔的兵力情況,又未考慮南詔若和吐蕃聯合的後果,扣押南詔所派使者,輕率地拒絕南詔王閣羅鳳的和談請求,下令繼續進兵。

天寶十載(公元751年)四月,鮮於仲通大軍進至西洱河,與南詔軍接戰。結果,唐軍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統帥鮮於仲通差點被打死,狼狽逃還。

閣羅鳳怕唐攻擊,遂投向吐蕃。吐蕃命閣羅鳳為「贊普鍾」,尊他為「東帝」,給以金印。南詔語稱弟為「鍾」,贊普鍾即吐蕃王弟的意思,表示兩個政權間平等的聯合,以共同對付強大的唐廷。


5、楊國忠的劍南軍鎮集團


由於這次攻南詔的失敗,尤其是南詔的投附吐蕃,使唐朝西南地區的軍事壓力更大了。可是,楊國忠對於鮮於仲通卻百般包庇,不僅「掩其敗狀」,而且仍「敘其戰功」,使他得到了獎賞。

接着,在楊國忠的策劃下,強調四川地位的重要,由鮮於仲通出面奏請楊國忠遙領劍南節度使,玄宗便授楊國忠權知蜀郡都督府長史,充劍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楊國忠則薦鮮於仲通入長安,代替自己擔任京兆尹,接着,楊國忠又請求第二次發兵攻打南詔。

玄宗下制,在兩京(長安、洛陽)及河南、河北地區募兵。

關中中原地區後備兵員,不僅身體強壯,而且善於戰斗。但北方士兵不服南方的水土,尤其害怕南方的瘴癘之氣,北方士兵到達四川、雲南地區時,往往還未上戰場,在途中十之八九便死於這種瘴疫。因此,聽說是去南詔打仗,許多人不肯應募。楊國忠依仗着權勢,派御史分道督捕,「連枷送詣軍所」,強行徵募。


按制度規定,百姓有勛者可免徵役,但由於唐長期在邊鎮用兵,可征的對象越來越少,楊國忠便奏請「先取高勛」。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以哭聲振野。」

引起關中和中原百姓的強烈不滿。杜甫的著名詩篇《兵車行》,據說就是描寫和抨擊這次強行徵兵情況的。

詩曰: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

對於楊國忠來說,當然是希望這次戰爭能僥幸取勝,以樹立自已的聲威,如果失敗也無關緊要,因為天高皇帝遠,他可以謊報軍情,掩敗為勝。

重要的是,他可以利用邊鎮的多事,從此控制劍南地區的軍鎮集團,培植成僅次於東北軍事集團、西北軍事集團的第三大軍事力量,作為自已政治上的後盾。

天遂人願,不久,他又從玄宗那裡討得了山南西道采訪使的重要職務,增強了自己的實力。

隨着楊國忠政治地位的改變和軍事實力的增長,他與一貫操縱軍國大權的宰相李林甫之間的矛盾也日益尖銳起來。

李林甫與楊國忠都是腐朽的貴族、官僚、統治集團的代表,他們之間的差別僅在於,李林甫代表着舊貴族官僚的利益,楊國忠則代表帶着外戚色彩的新貴族的利益。

一個要竭力維護既得的權益,一個則千方百計地要發展自己的勢力,於是,新貴與舊貴之間爭權奪利的沖突,就無法避免了。

面對着這種局勢,一些趨炎附勢的官僚,按照各自的利益和關系,參加或依附一派,展開了一場相互爭奪的爭斗。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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