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022年3月，趙恒因病去世，趙禎繼位，是為仁宗。由於仁宗年僅12歲，少年天子，少不更事，真宗臨終留下遺詔說：“尊後為皇太後，軍國重事，權取處分。”於是，劉娥由皇後變成了皇太後，垂簾聽政，大權獨攬。
在冬至日舉行朝會、行朝賀禮，乃歷朝慣例。天聖七年（1029）十一月冬至前，朝廷發出聖旨，是日仁宗將率百官上皇太後壽。此處上壽，並非生日拜壽，而是向尊者表達尊敬、祝賀長壽的禮儀。
這道旨意安排，自然是仁宗的名義，當然也是劉太後的期許，甚或還是某些“以徼權寵”者的攛掇。在一個隨人俯仰、唯唯諾諾的朝臣看來，這是作為兒子的仁宗在獻孝心、作表率，無須大驚小怪，屆時按品級入列出席儀式即可。但天生有政治敏感且憂心於“一天二日”“帝後不分”的范仲淹卻看出了裡面的“玄機”。
既然是禮儀，就得有名義，講規矩。皇帝是國傢元首，萬乘之尊，代天牧民，在天下臣工和百姓眼裡，是除天地外在人世間至高無上的。如果要證明“皇帝孝母”，則皇帝應該率皇族在後宮向劉太後行傢人禮，以彰顯母慈子孝；如果皇帝率百官，那麼所要拜的就非母後，而隻能是天地了。因此，范仲淹認為這一安排，混淆了傢禮與國禮，最關鍵的，這會帶來朝綱之亂甚或蕭墻之變。
△范仲淹畫像。圖片來源：“國傢人文歷史”微信公眾號
這一年，范仲淹剛剛而立之年，職務不過一小小“管理供進皇帝閱讀書籍”的秘閣校理，位實在低，言實在輕。但范仲淹位低不忘憂國，言輕也要發聲，針對這次朝儀安排，特上《諫仁宗率百官上皇太後壽奏》諫阻。他以“王者尊稱，儀法配天”為由，認為此儀“於禮不順”，無疑將“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後之漸”，皇帝向太後上壽，“於閨掖以傢人承顏之禮行之可也”。
這一奏疏呈上去，劉太後看了極不高興，尤其“於禮不順”和“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後之漸”這種目無尊長的話，直把她氣得半死，這不光是沖撞，更是犯上！盛怒中，她命宦官將范仲淹的奏疏直接交給朝廷，光火之下頗有些耍權弄威的意氣。
二
太後震怒，嚇壞了一個大臣。誰？晏殊。這個7歲能文，曾被視為“神童”，身上有著太多光環的“明星官員”，時任資政殿學士兼兵部侍郎。晏殊為何害怕？因為范仲淹是他的門生，他本人也是公認最欣賞范仲淹的文壇盟主和資深大臣，且多次向劉太後推薦范仲淹，范仲淹此時所任秘閣校理之職，便是他極力舉薦的。這個學生的才華絲毫不亞於乃師，但性格太剛，為人太直，如今犯顏諫諍，沖撞了大宋的實際掌權者。
晏殊聞之大驚，不禁大汗涔涔，火急火燎把范仲淹叫到自己府上，以恨鐵不成鋼的語氣嚴厲批評：你難道真是憂國之人？憂國是假，好奇邀名是真。責備范仲淹以言行的標新立異來博取好名聲。
這“大帽子”扣得真是嚇煞人。
范仲淹欲向老師解釋，但晏殊根本不聽，還譏笑他強詞奪理。
△影視劇中的范仲淹與晏殊，圖片來源：《清平樂》
回去之後，范仲淹左思右想，因擔心同僚指斥晏殊的舉薦有失，自己以後將無顏躋身於老師門墻，便連夜奮筆疾書，給老師寫了一封長達三千多字的長信———《上資政晏侍郎書》。
在信中，范仲淹坦陳自己信奉聖人之書、師法古人之行、上誠於君主、下誠於百姓。同時表明自己的立朝態度是：隻要有利於君主和國傢，即使獻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有犯無隱，有諫無訕，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
其實，晏殊之所以急著把范仲淹叫去斥責，不過是為了避免引火燒身，他當時也曾明白地對范仲淹說：“你這樣輕率耿直，難道不是要牽累於我這個舉薦者嗎？”
連老師都是這種態度，遑論其他人，范仲淹這道奏疏，果然石沉大海。
三
范仲淹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不懂投機取巧，不知趨利避害，他曾在《靈鳥賦》一文中慨然言志道：“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他要說的話，不會因為“太後不懌”的威嚴而閉口，也不會因為執政的曖昧而噤聲。
前章意未盡，范仲淹接著又上疏。
天聖八年（1030），仁宗年已弱冠，20 歲都滿了，劉太後依然戀戀於“一簾之下萬人之上”而無絲毫還政於仁宗的跡象。范仲淹見此，又直接向劉太後上了一道《乞太後還政奏》，毫不諱言地說仁宗“春秋已盛”，請太後“卷收大權，還上真主”。
這一道奏章，如同一道挑戰最高權力的炸雷，在劉太後處引發雷霆震怒，然後又波及中樞，百官嘩然。最後，劉太後倒也沒有舉起屠刀，但這樣目無尊長的官是萬萬不能留在闕下了，於是將范仲淹貶至河中府（今山西永濟），讓你鞭長莫及，獅吼無門。范仲淹就這樣心灰意冷地離開了朝廷，走上了他人生的第一次貶謫之途。
四
這次貶謫，不過是范仲淹坎坷仕途的一個開端，以後的道路要崎嶇曲折得多。但通過對這次貶官經過的觀照，他的立朝態度和謀國操守，已初見端倪。
滿朝文武如晏殊在大是大非面前不置一詞，隻知自保者不知凡幾。但范仲淹為了國傢和朝局，不僅敢說真話，甚至為了真理不顧前途命運，拂聖意、逆龍麟，還不止一兩回，後來果然因為“固執己見”而多次被貶官。
范仲淹受貶謫而不退縮、受打擊而不氣餒、觸雷霆之怒有生命之虞仍“死諫”不止的精神，凝結了他履霜踐冰的勇氣，體現了他為國請命的擔當。
范仲淹仕宦浮沉數十年，曾為微末小員，也曾先後任州郡官長、邊關儒將、宰執大臣，不管在哪個崗位上，他始終心懷天下，憂國憂民，無論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他始終堅守本心，從不動搖，正如他當年給老師晏殊信中所言：“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
摘自 | 《領導文萃》2024年1月下
稿件來源 | 《文史天地》
本文作者 | 晏建懷
責任編輯 | 箋遲
微信編輯 | 少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