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報·五色土 | 作者 解璽璋
壹
梁啟超寫過一篇短文《善變之豪傑》，其中提到兩個人，一個是日本的吉田松陰，一個是意大利的加布兒（加富爾）。前者為日本江戶幕府末期思想家、教育家、明治維新的先驅者；後者為意大利建國三傑之一，另外兩位是馬志尼和加里波第。梁啟超專門寫過一部《意大利建國三傑傳》，以表達對這三位傑出人物的敬意。直到民國初年，他做財政總長時，仍以加富爾自居。當年，
他對「變」是有深刻認識的。早年寫作《變法通議》，專門就「變」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做過論述。這里所謂「變」針對的固然是「法」，但他將「變」上升到自然的、社會的規律來認識：「夫變者，古今之公理也」，「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為也」，「今夫自然之變，天之道也。或變則善，或變則敝，有人道（社會規律）焉。則智者之所審也。語曰，學者上達，不學下達。惟治亦然。委心任運，聽其流變，則日趨於敝，振刷整頓，斟酌通變，則日趨於善」。「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言治舊國必用新法也」。他在這里講了兩層意思，第一，變是自然運動、社會發展（歷史）的公理，公理一般說來沒有討論的餘地，只能遵循；第二，人道如何利用這個公理？他認為需要學習，需要斟酌，這樣則日趨於善。梁啟超善變，其思想基礎就在這里。
為了說服民國政府和社會輿論，贊成加入協約國，對德宣戰，他還以加富爾鼓動意大利加入英法聯盟，對俄宣戰，介入克里米亞戰爭為例，說明參加歐戰可能給中國提升國際地位帶來前所未有的機會。至於吉田松陰，梁也極有好感，戊戌政變後他逃亡日本，就曾取名吉田晉，大女兒梁思順亦取名吉田靜子。
梁啟超（1873年—1929年）
在這篇短文中，梁啟超贊揚吉田松陰和加富爾，認為他們二人在重要的歷史關頭，都能審時度勢，以行其志，為了國家的獨立和富強，造福於同胞，他們「不惜改弦以應之」，「其方法雖變，然其所以愛國者未嘗變也」。他最後寫道：「語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後已焉。若夫其方法隨時與境而變，又隨吾腦識之發達而變，百變不離其宗，斯變而非變矣。此乃所以磊磊落落也。」
這里所說，正是梁啟超自身的寫照。實際上，無論生前還是死後，梁任公的善變一直為人所詬病，當然，也一直有人為他的善變而辯護。其實，就他的善變來說，不在有沒有，而在為何變與如何變。他有一句名言：「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宣戰。」這或許是理解梁啟超所謂「善變」的一把鑰匙。也就是說，他的「善變」，既非有人所詬病於他的「反復無常」，亦非有人所譏誚於他的「心無定見」，恰如鄭振鐸所言：「他之所以『屢變』者，無不有他的最強固的理由，最透徹的見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頑執不變，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與一切的遺老遺少同科了；他如不變，則他對於中國的貢獻與勞績也許要等於零了。他的最偉大處，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處便是他的『善變』，他的『屢變』。」梁啟超一生都在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希望找到一條能使中國自立自強的道路。這不是一條坦途，不是一條筆直的康莊大道，時有誤入迷途和歧途的可能。梁啟超的「善變」恰恰就在於，他一旦意識到走錯了路，就會幡然醒悟，甚至不惜執行自我批判。
進步黨時期的梁啟超
貳
梁啟超的一生，變化很多，最初，他「日治帖括，雖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間於帖括外更有所謂學也」。帖括是什麼？就是八股，科舉的敲門磚。而慊的意思就是憾、恨，討厭。這是十二歲前的情形。後來他到廣州讀書，「始知有段、王訓詁之學，大好之，漸有棄帖括之志」。段為段玉裁，王為王念孫、王引之，都是治訓詁、考據之學的大家。不久，他遇到了康有為，境界又有所不同了。「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取其所挾持之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見，及戌始退，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與通甫（陳千秋）聯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謁，請為學方針。先生乃教以陸王心學，而並及史學、西學之梗概，自是決然捨去舊學，自退出學海堂，而間日請業南海之門，生平知有學自茲始」。這種變化還屬於眼界擴大之後，自然而然發生的變化，是為學日進的意思。
誠然，通常所說梁啟超的善變，主要還是指他在思想觀念和政治選擇上的變化。這樣的變化在他一生中至少發生了三次，兩次表現為思想上的變化，一次表現為政治選擇的變化。
第一次變化發生在1903年前後。梁啟超訪美歸來，在《新大陸游記》中記述了這次變化的始末根由。戊戌政變後，梁啟超流亡日本，「六君子」的蒙難，使他心中郁積了滿腔憂憤，言論亦日趨激烈，「日倡革命排滿共和之論」。他崇尚法國革命，信奉盧梭、孟德斯鳩的學說，嚮往美國自由民主的共和體制，視美國為「自由祖國之祖」。《清議報》曾設有「自由書」一欄，陸續刊載過梁氏數十篇短文，是最能體現此時梁的思想鋒芒的，也因此引起了他的老師康有為的強烈不滿。但他此時不在日本，鞭長莫及，也無可如何。沒有了老師的約束，梁啟超在與孫中山等革命黨人交往時，就顯得輕鬆了很多。他們很快走到一起。來往密切，打得火熱，甚至開始商議與革命黨的合作。對於梁啟超的做法，「其師康有為深不謂然，屢責備之，繼以婉勸，兩年間函札數萬言」。而且，為了阻止他與孫中山繼續來往，強行將他派往檀香山，組織保皇會。
即使有老師的嚴厲譴責和同學們的責備，梁啟超並未放棄自己的主張。這期間，他與康有為多次通信，申訴自己對革命、自由、民權的看法。唐才常組織自立軍勤王起義，他還寄希望於能與孫中山的革命黨合作，共舉義旗。在檀香山，他有過借機赴美的打算，但由於疫情的原因，檀香山與美國本土之間不能通航，而國內自立軍起義也到了關鍵時刻，於是，他被康有為召喚回國，加入到起義的行列。
直到1903年初，應美洲保皇會之邀，他才得到游歷北美的機會。他曾自述此行的目的：「一以調查我皇族在海外者之情狀，二以實察新大陸之政俗。」他是從加拿大進入美國的，從東到西，從北至南，走了近十個月，上至總統，下至平民，美人華人，各行各業，談話觀察，游歷體驗，所有的感受、思考都保存在《新大陸游記》這本書中。事實上，訪美之初，他並未放棄「革命」的主張。他三月十八日寫給徐君勉的信可證：「弟實未棄其主義也，不過迫於救長者之病耳。今每見新聞，輒勃勃欲動，弟深信中國之萬不能不革命。今懷此志，轉益深也。」
長者即康有為。據說，因梁啟超等人主張革命排滿，康有為因氣生病。為了安撫老師，梁啟超在公開場合則避免「言革」，而私下裡「猶不能不主此義也」。然而，數月之後，從美洲歸來，梁啟超言論大變，從前所深信的「破壞主義」以及「革命排滿」的主張，至是完全放棄，以後幾年內的言論和主張，則完全站在這個基礎上立論。實際上，他在美國之行的中途，其主張就發生了動搖。他在致蔣觀雲先生書中憤而言之：「中國之亡，不亡於頑固，而亡於新黨。」又說：「弟近數月來，懲新黨棼亂腐敗之狀，乃益不敢復倡革義矣。」其原因就在於章太炎與鄒容在上海蒙難背後的亂象對他的刺激，而表達則純屬梁氏風格。至於更加理性的思考則來自他對美國政俗及舊金山華人群體現狀的考察和認識。
中國能否走美國之路，建立民主共和政體呢？在考察舊金山華人群體之後，他所得出的結論是相當悲觀的。因為他從舊金山華人身上看到了諸多的缺點，因而他認定了今後的任務，是開民智。《新民說》自1902年寫到1904年，其中前後論點的變化恰好印證了梁啟超思想觀念變化的軌跡。
梁啟超回國後，在《新民叢報》發表了一系列文章，除了《新民說》的寫作在繼續，《新大陸游記》亦陸續刊載於《新民叢報》，此外還有一系列文章表明他的政治思想所發生的轉變，如《答飛生》、《答和事人》等。
《新民叢報》時期的梁啟超，右一為長女思順，右二為思永，左一為思成。
叄
1920年初，梁啟超歐游歸來，思想再次發生巨變。這一時期他的觀感和思考，都寫入《歐游心影錄》這本書中。
1917年底，梁啟超厭倦了政治，遂辭去段祺瑞內閣的財政總長一職，離開官場，回歸書齋。1918年10月26日，他在接受《申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自審心思才力，不能兩用，涉足政治，勢必荒著述，吾自覺欲效忠於國家社會，毋寧以全力盡瘁於著述，為能盡吾天職，故毅然中止政治生涯，非俟著述之願略酬，決不更為政治活動，故凡含有政治意味之團體，概不願加入。」
恰逢此時歐戰告終，巴黎和會即將召開，於是，他便籌劃赴歐，「想拿私人資格將我們的冤苦向世界輿論申訴申訴，也算盡一二分國民責任」。同行者有蔣百里、劉崇傑、丁文江、張君勱、徐振飛、楊維新。他們自1918年12月23日由北京動身，1920年3月5日返回上海，在歐洲一年有餘，足跡遍及歐洲大部分國家及主要城市，對戰後歐洲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做了全面細致的考察。此時的世界正處在一個大變革的時期，新局面的出現讓梁啟超感到驚心動魄，他意識到：「這回大戰，還不是新世界歷史的正文，不過一個承上啟下的轉捩段落罷了。」
梁啟超與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成員合影，前排中間人為梁啟超
梁啟超繼而思考變化背後的社會思潮，「思潮不健全，國政和人事一定要受其敝」。他首先注意到歐美流行的「自由放任主義」，並且指出：「社會上的禍根，就從茲而起。」他認為，社會上的兩極分化，貧富階級對立，就是提倡自由競爭的結果。他進而指出：「到十九世紀中葉，更發生兩種極有力的學說來推波助瀾，一個就是生物進化論，一個就是自己本位的個人主義。」
如果考慮到梁啟超思想啟蒙者的身份，就應該承認，這曾經是他的信仰，特別是「生存競爭，優勝劣敗」這八個大字，更為他所推崇。我們只要讀一讀《新民說》中前面的那些章節，如《就優勝劣敗之理以證新民之結果及取法之所宜》、《論公德》、《論進取冒險》、《論權利思想》、《論自由》、《論生利分利》等，則不難理解梁啟超當年的想法。而當歐戰造成的災難性後果擺在他的面前時，他不得不重新思考這一切的根源，因而對此有了新的認識：「其敝極於德之尼采，謂愛他主義為奴隸的道德，謂剿絕弱者為強者之天職，且為世運進化所必要。這種怪論就是借達爾文的生物學做個基礎，恰好投合當代人的心理。所以，就私人方面論，崇拜勢力，崇拜黃金，成了天經地義；就國家方面而論，軍國主義、帝國主義，變了最時髦的政治方針。這回全世界國際大戰爭，其起原實由於此；將來各國內階級大戰爭，其起原也實由於此。」
引起梁啟超思想震撼的另一方面，是科學萬能的盛行所造成的人類精神生活的貧困化。科學固然是好東西，近代以來社會的一切進步無不與科學有關。而一旦科學成為君臨一切的主宰，一切都歸於「自然規律」、「必然法則」，鼓吹一種純物質、純機械的人生觀，結果是將人的精神寄託完全取消。他極為沉痛地言道：「近年來什麼軍閥什麼財閥，都是從這條路產生出來，這回大戰爭，便是一個報應。諸君又須知，我們若是終久立在這種唯物的機械的人生觀上頭，豈獨軍閥財閥的專橫，可憎可恨，就是工團的同盟抵抗乃至社會革命，還不同是一種強權作用。不過從前強權，在那一班少數人手裡，往後的強權，移在這一班多數人手裡罷了。總之，在這種人生觀底下，那麼千千萬萬人前腳接後腳的來這世界走一趟，住幾十年，干什麼呢？獨一無二的目的就是搶麵包喫。不然就是怕那宇宙間物質運動的大輪子缺了發動力，特自來供給他燃料。果真這樣，人生還有一毫意味，人類還有一毫價值嗎？」
不過，他又向讀者表白，「切勿誤會因此菲薄科學，我絕不承認科學破產，不過也不承認科學萬能罷了」。盡管如此，幾年後，在丁文江與張君勱的科學與玄學論戰中，我們看到，梁啟超的情感天平是明顯傾向於信奉玄學的張君勱這邊的。這也不奇怪。在歐洲，他感受到各種思想的碰撞、沖擊，不斷挑戰他固有的認知，「種種懷疑，種種失望，都是為此」。而這種世紀末的悲觀情緒，最終竟歸結為一聲嘆息：「唉，可憐，西洋文明已經破產了。」來自歐美一些人的這種感慨，給予梁啟超一種啟示，歸結到一點，即「中國人對於世界文明之大責任」，如他所言，這責任便是「拿西洋的文明來擴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補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來成一種新文明」。從前的梁啟超，雖不能說是完全的西化論者，但總是崇尚西洋文明多於本國文明，現在卻請出「孔老墨三位大聖」來，以挽救西洋文明。而好東西自不止這些，像印度的佛教，中國的禪宗，更不必論了，都是西洋文明所缺失的，也都被梁啟超視為救西洋文明的法寶。
梁啟超將自己的文化理想寄希望於可愛的青年，自己也身體力行，我們看他旅歐回國後所講述、所著述的東西，幾乎全部集中在本國思想文化領域，其代表作就有《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歷史研究法》，以及對於墨子、佛教、韻文的研究，不一而足，構成了梁啟超最後十年的學術風貌。
《新民說》封面，書名為梁啟超自書
肆
梁啟超在思想上的兩次巨變，如上所言，此外，他在政治上，對於國體、政體的選擇，也有過相應的變化和調整。
武昌事變發生時，梁啟超還在日本。此時的他，應該已經看清了時勢變化的潮流。不過，梁啟超還不想就此放棄堅持多年的君主立憲，這期間，他曾潛回大連，游旅順和奉天，就是希望再做最後的努力，奮起一搏。
君主立憲無望，梁啟超遂選擇接受民國這個現實。也適應了這個時代的變化。
康有為曾批評梁啟超的善變，指責他的「流質」，而梁啟超亦坦言：「啟超與康有為最相反之一點，有為太有成見，啟超太無成見。其應事也有然，去治學也亦有然。有為常言：『吾學三十歲已成，此後不復有進，亦不必求進。』啟超不然，常自覺其學未成，且憂其不成，數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這正是梁啟超常變常新的原因之一。而梁啟超所處的時代，就是一個變動、轉型的時代，梁啟超只是想努力適應，與時俱進，跟上這種變化而已。鄭振鐸很欣賞梁啟超的「善變」，他說：「梁氏始終是一位腳力輕健的壯漢，始終跟隨了時代而走的。」
《新民叢報》創刊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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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的最後時日
自從1922年底在南京講學期間突發心髒病,他即遵醫囑「閉門養疴，三個月內不能見客」。（《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冊，927頁）他的健康狀況就在此時敲響了警鍾。此後，又經歷了夫人、老友的去世，講學、著述的辛勞，時局及生存環境的惡化，都更加重了他的病情。他曾坦白,便血之症是從1925年初就發現了，只是不痛不癢，並沒有引起他的特別重視。後來經X光檢查，發現右腎里頭有一個小黑點，於是懷疑可能是患了「癌症」。他的夫人既死於癌，他對「癌」也就多了一些驚恐。他曾說:「我對於我自己的體子,向來是狠恃強的。但是,聽見一個『癌』字，便驚心動魄。因為前年我的夫人便死在這個癌上頭。這個病與體質之強弱無關，他一來便是要命·我聽到這些話，沉吟了許多天。我想，總要徹底檢查;不是他,最好;若是他，我想把他割了過後,趁他未再發以前，屏棄百事，收縮范圍,完成我這部《中國文化史》的工作。」那時，「我和我的家族都坦然主張割治」。（同上，1000頁）
不過，被認為有問題的右腎摘除之後，便血的問題並沒有解決，「割後二十餘日，尿中依然帶血」。(梁仲策:《病院筆記》，見《追憶梁啟超》361頁)於是人們紛紛懷疑協和醫院手術出錯，把梁先生的好腎摘除了。陳西瀅、徐志摩等先後撰文，討伐協和。文章在《現代評論》、《晨報副刊》上發表，引起北京社會極廣泛的關注。這時，梁啟超便寫了《我的病與協和醫院》一文，發表在《晨報副刊》上。他這樣說明寫這篇文章的理由:「一來，許多的親友們，不知道手術後我的病態何如，都狠擔心，我應該借這個機會報告一下。二來，怕社會上對於協和惹起誤會。我應該憑我良心為相當的辯護。三來，怕社會上或者因為這件事對於醫學或其他科學生出不良的反動觀念。」（《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冊，999頁）這件事也充分體現了梁啟超為人處事的原則性，哪怕自己平白無故地損失了一個腎，他也不希望由於醫生診斷的偶然失誤，而引起人們對協和醫院乃至對醫學科學的不信任。這是他的一貫態度，盡管他曾在《歐游心影錄》中對科學萬能提出過質疑，但他也曾請讀者切勿誤會，因此菲薄科學。他說:「我絕不承認科學破產，不過也不承認科學萬能罷了。」（《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十三，12頁自注）這也是他在「玄學與科學」論戰中所持的態度。現在他又以自己的身體健康乃至生命為代價為科學辯護，在他看來，西醫正是科學的代表，為西醫辯護，為協和辯護，也就是為科學辯護。他在文章最後誠懇地寫道:
科學呢，本來是無涯涘的。牛頓臨死的時候說:「他所得的智識，不過像小孩子在海邊拾幾個蚌殼一般。海上的『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還沒有看到萬分之一。」這話真是對。但是我們不能因為現代人科學智識還幼稚，便根本懷疑到科學這樣東西。即如我這點小小的病，雖然診查的結果，不如醫生所預期，也許不過偶然例外。至於診病應該用這種嚴密的檢查，不能像中國舊醫那些「陰陽五行」的瞎猜。這是毫無比較的餘地的。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冊，1001頁）
但是，他的病卻始終不見好轉的跡象。這期間他先後辭去了京師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儲才館、清華研究院,以及編纂《中國圖書大辭典》等事務,「俾得解除責任，安心養病」。（《梁啟超年譜長編》，1188頁）但他的病情，到1928年秋天，還是變得日益嚴重起來。梁思成等兒女在父親去世後寫了《梁任公得病逝世經過》一文，追述當時的情形:「九月二十七日，痔瘡復發，入協和醫治，本擬用手術，醫者謂恐流血過多，不宜割治，故每日服瀉油者盈旬，痔未愈而食慾全失。」在這種情況下，他仍未放棄著述，住院期間，為了撰寫《辛稼軒年譜》，還在托人尋覓有關材料,「忽得《信州府志》等書數類，狂喜，攜書出院，痔疾並未見好，即馳回天津，仍帶瀉藥到津服用。擬一面服瀉藥,一面繼續《辛稼軒年譜》之著作。未及數日，即發微熱，延日醫田邨氏診治未見有效，熱度不稍退，體氣漸就衰弱，在津寓約四五十日，衰弱日甚，漸至舌強神昏，幾至不起。」11月27日，梁啟超再次住進協和醫院，經檢查發現，痰內有毒菌，肺部及左肋也發現病變。據說,「此病在美國威士康辛地方有三人曾罹此病，其一已死，其一治癒，一人尚醫治中。在病原未發見以前，任公以其病不治，親囑家人以其屍身剖驗，務求病原之所在，以供醫學界參考」。（同上,1199-1201頁）直到1929年1月11日，他還張羅着要自辦六十歲大壽呢，但到了1月15日，病勢突然加重，延至1月19日下午2時15分，一顆始終與國家命運連在一起的心髒停止了跳動。
（本文摘自解璽璋《梁啟超傳》、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
（責任編輯：孫小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