飢荒，對於歷史上每一個時期的人們來說，都是一場生死災難。民國十八年那場席捲北方八省的大飢荒，陝西受災最為嚴重。
但是陝西人很少提及那場慘絕人寰的劫難，那是他們最不願提及的傷痛。飢荒帶來的嚴重後果，是烙在他們心頭上永遠的傷痛，拂之不去、撫摩不褪。
民國十七年（公元1928年）年至民國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陝西關中地區持續六年大旱，這在關中的史料記載中亘古未有。
民國十八年（公元1929年），發生在關中地區的大飢荒，史稱「民國十八年年饉」，這樣的大飢荒，關中地區還是極少發生。
陝西地區糧食的種植一年兩季，分為夏糧和秋糧。
如果一年中有一季糧食沒收成，關中人習慣稱其為飢年，兩季糧食沒收成，稱為荒年，連續三季糧食沒有收成就成了年饉。
民國十七年（1928年）春末，陝西旱象初起，全省幾乎所有縣區滴雨未降（當時陝西共有94縣，無縣不旱）。
夏糧絕收，秋糧未能下種，連續兩季顆粒無收。
當時除少數殷實人家之外，絕大部分農家都很少有存糧，一般都是「收一茬莊稼吃一季糧」。
在兩季絕收的情況下，災情於民國十七年秋季便迅速蔓延開來。
最初，人們在無糧可食的情況下，只得以牲畜所食的蕎皮、油渣、豆餅等為食。
當這些吃完時，便到田野中搜尋草根、谷糠、樹皮來充飢。
甚至有些人還四處去撿拾鳥糞，用水淘洗之後，挑食其中未完全消化的糧食顆粒。
後來實在沒辦法，只好把耕牛騾馬宰殺無存。同時，狗、貓、老鼠等都成了災民捕捉吞咽的對象。
最後實在沒有吃的，有些飢民開始吞食白土充飢（俗稱觀音土，一種質地很細的土壤粉末），食後不久即腹瀉而死。
民國十七年冬季開始，災情愈演愈烈，大批走投無路的災民被迫背井離鄉，外出逃荒。
在災難初始，因為食物的短缺，導致了糧食的價格的飛漲。
在災民流離失所時，有些喪盡天良之人，竟然開始索要過路費。飢民載途，哭聲震野。
民國十八年（公元1929年），陝西關中地區旱荒進入嚴重時期。
那年的天氣持續乾旱不下雨，加上霧霜以及暴風、冰雹之害，凍死、餓死的人數達到了300多萬。
在飢餓面前，人是毫無尊嚴可言的。
為了一口吃的，甚至賣兒賣女。在當時那種環境下，買賣婦女兒童幾乎成為了一種合法的經營。
陝西關中各個縣城甚至省城西安的街道上，公開設有人口交易市場。那些等待被賣掉的婦女兒童頭插草標，明碼標價。
當時婦女的價格是每人二到三元不等，兒童的價格則相對更低一些。
在那個大飢荒時期，糧食價格飛漲，小麥每斗價格在五到八元之間，而鳳翔、岐山一帶小麥價格則已漲至每斗十二元。
那些被賣婦女兒童的身價，尚不及一斗麥的三分之一。很多婦女為了能活命，只好自賣自身，分文不取。
為了阻止這種人口販賣，陝西的地方官們貼出告示，嚴厲禁止販賣人口，告示貼出後再無下文。
政府為了創收，竟然對人販子收取人頭稅。
隔壁的山西省看着眼紅，也想出了發財的政策，開始對這些人販子收過路費，每人五元，竟然收入了近乎二百萬元。
民國二十年（公元1931年），陝西籍的國民黨大佬於右任先生向南京政府報告災情。
他引用當時陝西旅平賑務會的報告說：「兩年之內由陝賣出之兒女，可稽者四十餘萬，除陝西省的收稅外，山西每人五元，稅收近二百萬。」
當所有東西都吃盡，一切手段都使完時，最終要麼等死，要麼為了活命而做盡喪失人性的事情。
飢餓在這時主宰着一切，它把人類的道德觀念改變得面目全非。搶劫，殺人，「人相食」的惡性事件便發生了。
《申報》1929年4月28日報道，「食人慘劇，愈演愈烈，犬鼠野性，更為上餚。一部分災民，自1928年秋季以來，恆以人肉充飢。初僅割食無名死屍，後雖家人父子之肉，亦能下咽。近則隱僻地方，往往捕食生人。」
歷經百萬年進化的文明人類，在張嘴閉嘴之間又倒回到原來的起點。人類在那一刻，自己也難以認清自己，或者說才真正認清自己。
民國十八年年饉是一場以旱為主，蝗、風、雪、雹、水、震、疫並發的巨災。
以陝西、甘肅為中心，遍及山西、綏遠（內蒙古西部巴彥淖爾）、河北、察哈爾、熱河、河南八省，並波及魯、蘇、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分地區或大部分地區。
據有關史料記載，北方八省的這場大飢荒，導致一千三百多萬人死亡。
其中以陝西關中旱災最為嚴重，餓殍及死於病疫的有三百多萬，逃亡六百多萬，約占當時陝西總人口一千三百多萬的70%。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中對這場災難也有記載：
「在赤日炎炎下，久旱無雨的黃土高原一片死寂，沒有綠色，路上橫着骷髏似的死屍，沒有肌肉，骨頭脆如蛋殼。飽受飢荒、缺衣無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姿被裝上運牲口的貨車運往上海的妓院。路邊的屍體骨瘦如柴，稍有一點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這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零年的大飢荒的一角。」
當時關中民間流傳着一段順口溜，描繪了當年災民朝不保夕的慘象：「李四早上埋張三，中午李四升了天。劉二王五去送葬，月落雙赴鬼門關。」
關於這次大飢荒，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也曾成立「全國賑災委員會」，並於1929年9月派出「西北災情視察團」赴陝西關中各縣視察災情，據實向上和對外報告。
民國十八年的陝西大飢荒，乾旱持續，自然現象的反常，是引起這場特大災荒的主要原因。
加之那個年代生產力和生產水平低下，抗災能力嚴重不足。
此外，大面積連年災害，周邊各省儲糧耗盡，自身難保，很難伸出援助之手以解困，最終釀成慘劇。
被稱為「天府之國」的關中地區，何以能出現如此嚴重的大飢荒？
周幽王三年（公元前 779年）開始，正史中就有了關於關中地區的水、旱、蝗災的記載。
從公元前780年到公元1989年，兩千多年的歷史中，關中有史料記載的旱災，共有199次，約12年左右發生一次；特大旱災平均60年左右爆發一次，基本上都發生在戰亂年份。
兵連禍結，戰亂與災荒歷來都是相輔相成的。
清末以來，陝西政局長期動盪不安，關中兵禍不斷，軍閥混戰。
關中地區連續三年不遭災的情況幾乎少見，交糧納稅是歷朝歷代農民的責任和義務。
盡管時世艱難，就連當時會過日子的地主，心裡也清楚，家中沒有三年余糧，就屬於家底不實，一旦遭遇飢荒，也會出現挨餓的情況。
但兵荒馬亂中，沉重的稅負之下，就算是富家大戶，也沒幾家能存有三年余糧，更別說一般的老百姓了。
按照關中老一輩人的說法，當地的可耕種面積，連續三年在正常年份耕種，可積餘一年糧食。
六年的辛苦勞作，可有兩年的糧食積余。六年裡有兩年發生水旱蝗災，除赤貧人口之外，多數人還不至於餓死。
然而民國以來的陝西，尤其是關中地區，農民在陳樹藩的引導下廣植大煙。
在關中西部的眉縣一帶，農民把水田肥地皆種煙苗，糧食的種植面積大規模縮小，造成糧食的匱乏。
而有些農民吸食鴉片，造成體力又弱，一遇旱災，即束手待斃。
這些因素不同程度的影響，也是造成了陝西這次荒災的原因之一。
清末民初，陝西的水利建設、農田建設多年失修，就連著名的關中水利樞紐鄭國渠，也已荒廢百年。
東漢遷都洛陽後，白渠（鄭國渠）一度廢棄，直至十六國時，前秦以關中為根據地，苻堅方組織農工對白渠加以整修。
西魏定都關中後，也對白渠加以重修。到唐朝時，鄭國渠已經完全廢棄，白渠遂成為關中的主要灌溉河渠。
唐高宗時期，白渠灌溉面積達一萬多頃，成為關中農業命脈。
唐中期之後，由於白渠上大量設立水車、水磨等水力機械，且涇河上游用水增加，導致白渠水量急劇減少。雖然幾乎每二十年疏浚一次，灌溉面積還是減少至原有的五分之一。
北宋、金、元均設立專員對白渠進行管理，直屬中央政府。明朝時，白渠縮小，改由陝西省設專員管理。
清雍正年間，白渠進一步縮小，改由西安府管理。乾隆之後，白渠縮小為今天的龍洞渠，散歸各縣管理。此後白渠不再見諸史書。
白渠已經廢棄百年，曾經的天府之地，秋收不到二成，種麥不及十分之一。
在這一場大災難下，引涇工程呼聲再次高漲。
此時，一個叫李儀祉的人，在於右任、楊虎城將軍的鼎力支持下，決心建設引涇工程。
在國窮民困，軍閥混戰的年代，要干成一件這樣的大事非常艱難，最直接的問題就是資金問題。
楊虎城將軍從軍費中擠出40萬元予以支持，社會各界捐款捐物，引涇工程順利開工。
老百姓為之歡欣鼓舞、奔走相告。
大災之後，李儀祉採取以工代賑的方法，徵集民工5000人，較好地解決了賑災和勞工的問題。
今天，老百姓的日子好了，基本上沒有感受到飢荒的難捱。
真切地希望過去的劫難不再重演，但我們絕不能好了傷疤忘了疼，毫無節制地任意揮霍浪費糧食。
節約糧食，從我們自身做起。